雪将要停了，小胡同里全是孩子，每个人占据了一条弯曲的雪线，手不断地向前，滚着大大小小的雪球，满胡同跑。

　　我接到我母亲从北方打过来的电话。我说，今年雪大吗?她说，不大。下了，但都没站住。

　　“没站住”，是个拟人的词，是说它下到地上就融化了。

　　雪站不住，一个个突然膨胀起来的大雪球，肯定滚不成了。气温全球性地升高，也许某一天就再也没有雪了。

　　形容不明飞行物体的组织从来没想过形容雪。他们声称，他们要形容的，必须是非自然现象。他们只关心合金制成的降落物。没有人取了雪样，拿到高倍数的电子显微镜下面去关心它的分子组成。有人为了寻找兴奋剂而去分解人的尿样，可是没有去分解雪。

　　科学说，雪就是雪。雪落在地上融化成水，一切都明明白白。科学只能向未知领域进军。

　　我左右四周都观察了科学家的脑子，它僵硬偏执，经常进入无意义。

　　谁也不敢说他明白了世界，更不敢说明白了天体。下雪的天气，多么奇怪!成千上万的，飞翔的东西，忽然进入了人间，雪和人像肉搏一样搅在一起，没人见了雪是不动心的!

　　雪为什么来临?它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融化。它徘徊，犹豫，纠葛，迟迟不肯落地。雪总是横着飞舞，横着回旋，不定向的缓慢与迟滞。那是一伙多么庞大、痛苦、面目不辨的人群。

　　操着寒光的刀斧手站在法场上，扎着宽黑的皮带，叉着腿，他是为了银子，又为了那份威武才干上这一行。没有一个刀斧手会痛恨那滚落在地上的贼党的头。那些胡思乱想、胆大狂妄的头和刀斧手们简直没有一丝一毛的关系。

　　刀斧手拉开胯，风紧着，穿过他们的裆。遇上顽强的贼党，见了刀斧手眼都不眨，还定下步来盯着他们看。刀斧手的裆里顿时感到寒冷。这种时候，千千万万不要落下鹅毛大雪!

　　刀斧手的斧头看见阴云已经哆嗦不止了。窦娥冤屈而死，中原的六月骤然飘雪的故事，连不识字的平头百姓都知道。

　　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谁也不能阻止观看杀头热闹的人去望天。望着望着，天就昏暗阴沉了。雪说到就到。天下降下一条条白的练子。那白练子转眼间便撕碎，揉乱。一片片冰凉的光斑闪在人的眼前。人口传着人口：这是冤枉呵!在那天降大白的面前，刀斧手们一点点矮下去。

　　雪一直沉默着，它一直等到判官发完了言之后，才张开口说话。天一张开口，天和地之间转眼就白了，唯有雪，才有这天大的本事。它能铺天盖地，能把地上的一切都涂上全白。白，就是它最大的权威。全城的人都看见雪了。全城的人，谁能不问：这是受了天大的冤枉呀!

　　我听见一个老人给我讲到日本人侵占东三省的时候，砍了一些人头。老人也不知道那是一些什么人。他说：“八成是红胡子，专跟小鬼子作对的红胡子。”

　　红胡子的头颅被吊在冬天的城墙上，冻成了一些冰葫芦。有一个大雪之后的早晨，人头全部消失，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老人说，人头丢了，墙壁和墙头还是一片白。每个砖缝都托着一片雪坨，没留下半个手印脚印，只是红胡子的人头不见了。

　　听到这故事的时候，我还是很小。我感觉到不可理喻的神秘。我追着那老人问人头究竟怎么丢了。

　　老人夹着一只木匣子，那是一副哗哗响的象棋盘。他不想说了，想找个老对手去杀一盘，不理我了。他颠颠地朝着胡同外面走。

　　窦娥和红胡子的故事，都是传说，不可真信。我这一生见过无数的冤枉、不平。那冤，都足以让人瞠瞪着眼珠，凝结了舌头，但是从来没见过天空即刻飘雪。天，只为古人旧事而降雪吗?

　　科学决意要杀死它范围以外的一切。因为据说科学的眼睛珍贵，容不得一小粒砂子。

　　有什么东西能经过了新雪而不留下一点痕迹?在摄氏三十度的中原，能降下鹅毛之雪吗?科学家肯定不相信这类事情。

　　我问一个搞光学的研究生，看过了雪，为什么再看一切都昏暗无光?他罗罗嗦嗦地解释着。他白白学过了光学。

　　过了三十岁以后，我已经习惯了什么也不再问。像天和地那样，自己一个人想。

　　没有人能给我可信的角度去解释雪。只有平常人的肉眼，他们看见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下雪，就是什么都白了，多一句他们也形容不了。艺术的最高峰就是形容不了!无可形容，这就是那位带着糊棉花味的小学三年级教师再三强调的“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