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更不可能同意。他们说，是诗的没落，才使诗人生出这么多怀疑，而小说家的日子还好过。在今天，他们任何倡议都不想听，他们靠写字还能生活。使人能生活的事儿，就可以当成工作去做。关于他们拿不拿内心去写作，是他们自己纯个人的事情，任何人无权过问，就像小说家不可能每天站在书店里，去过问有人用多么脏的手摸他的一本书。

　　但是，我需要这个臆想。我需要它的刃，破坏我自己。我想找一个渠道把自己完全打碎。我需要一个冲决了的口子，我是那漫漫无际的水。

　　既然疑问太多，就让疑问站在最高、最险、最权威之处，让它对一切可怀疑的东西，发出最后的质问。

　　我没想过文学被中止了会怎么样。按中国的圣人老子的观点，礼仪条规都取消了，将遍地漫野都发生出礼仪，所有的人，不断向所有的人行礼，遍地都磕动着虚伪的行礼虫。

　　遍地都是文学的年代，也并不很远。我家里就有一本很厚的、由《诗刊》社当年亲手编的《一九五八年诗选》。

　　一九五八年，我三岁，我弟弟两岁。听说是在那一年，或者是第二年的春天，我弟弟发高烧，夜里被抱着去了医院。他看见很多炉子，很多火苗。他突然喊了一句：“这些钢铁，都是我炼的!”

　　如果有人搜集大跃进时期的幼儿诗歌，极有可能把这个高烧中孩子的话也算上。

　　无论怎么说，我还是充满了疑问。我经常拿不准，我是会写下去还是会停下来。和其它人没关系，和时代没关系，这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疑问。

　　耶稣的父亲是一个木匠。我在开始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联想到伯利恒的那个老木匠，后来偶然想到了。很奇怪，我当初为什么一动笔就写下了这一行字：我想象我是一个木匠。

　　耶稣在受难，被人钉上十字架，流出了鲜红如人的血。当时他的父亲在哪儿，我不知道，也许还在他的木匠作坊里。我看见过描述圣经故事的影片，那其中也没有交待那个父亲。在一个人受难的时候，他的父亲并没有按常情出现，呼叫儿子的名字，拉扯儿子的体肤。这个木匠完全消失了。

　　木匠只是一个凡人，所以在耶稣呼叫受难的时候，木匠没有感应，他也无能为力。耶稣降生，木匠就消失。

　　诗写在纸上，誊写清楚了，诗人就消失，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之中去，做饭或者擦地板，手上沾着淘米的浊水。也许，不该专设诗人这称号。这世上只有好诗，而没有诗人。

　　荷马行走，念诵着长诗，但是上帝安排他是个盲人。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两手向前摸索着走，他连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都不能做。

　　诗人就是最平常的人，在诗没有降落到心上的时候，他没有受难者的痛苦，也没有受难者的光彩。老的木匠连面貌都没留下来。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诗人了，只要认认真真地在想写的时候，写好每一句诗就已经足够。

　　在我居住的这个中等城市里，敢在名片上印“诗人”的，不下百人。有一个人红光满面地向人递名片的时候，手指头上还突出着一颗粗大的绿光戒指。那戒指马上让人感到不谐和，并非是称呼的不谐和，是与手指头有关的不谐和。这人的名片上印着的字还多出了两个：“著名”。一个称呼就像一张纸，它被弄到一潭泥水里，染得肮脏，就不能再用。我宁愿用木匠这个名称。他挺好的，扎一条围裙，耳朵上别一根铅笔头，全身带着木头香甜干燥的气味，认认真真地做活儿。真正的好木匠，做了不漂亮的活儿，就填进火炉里烧了它，绝不拿它去应付人。

　　木匠心里有木匠的事，他不一定告诉别人，他留着它们。好象我小时候认识的一个老人，他是八级木匠。他有一个小盒子，那里面是一组木刻刀，刀刃各种各样，有三角的，有弯弧的。他拿出刀来，不让我们这些小孩摸，他不是说能划破了孩子的手。他说，别摸坏了刃!那些刀刃都闪着青牙那样的光。

　　我问老木匠：“这刀是做什么用的?”

　　老木匠说：“什么也不做，放在这儿，都擦上油，留着自己看。”

　　“飞快吗?”我问。

　　“当然飞快。”他马上把盒子盖严，那些青牙都不见了，只是一个普通的盒子。

　　只要有东西持续，就必然有东西终止。

　　在这篇文章完成了初稿之后，我很偶然地看见了《零档案》。它本来在去年夏天寄到我们家，当时我们都回北方了。信件、邮件压在一起，翻的时候，太粗心，把那些纸给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