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同学写了一封真切的信来，要搞一本同班同学的纪念册，包括照片和每人三千字的回忆文字。有同学赞助资金，最后出版一本书，名字也想定了，叫《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

　　主持这事情的几个同学都热心，提前两个月就广发通知。估计已经超过大半的同学都不拿笔了，所以给每个人预留了充分的时间。对于这件事，我保留着置疑，但负责联络的同学苦口婆心，使我不能推诿。

　　我真想追问他，你想干什么?想让我们追忆逝水流年吗?回忆，是老朽们的事情，我们还没有被红十字的白车载到医院的急救室门口。但是，我把我的三千字写了。

　　这书最终没有编成，尽管有同学捧着热乎乎的资金和现成的书号。并不是因为笔墨荒疏，念了大学四年的中国文学，把三千个字写到纸上，我想，人人都还能做到。听说，是有一些人拒绝回忆，拒绝写。四年中在同一间教室，住同一宿舍楼的同学拒绝出现在同一本书里面，这件事就半途而废了。

　　在当代，半途而废不算新奇。现在的人每天都可能萌生出新的想法，成或不成都不损骨少肉。

　　谁都有理由和权利拒绝一切，人连生命都可以拒绝。在一起读四年书，不说明任何东西，路同而殊归。

　　有一个教师，他站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的大学讲台上，当时窗外好像零星地飘着清雪。教师的鞋像只死鳄鱼的脑袋那么软塌塌的。他对眼前互相陌生的学生们说：“现在，你们都坐在这间教室里听我的课。你们记住我的这句话——将来，就在你们中间，有些同学的水平足够给另外一些同学上课。别看今天都坐在下面，甚至有些人连做另一些人的学生都不配。”

　　我半心半意地听课，也半心半意地记住这教师的话，当时不以为然。

　　说这话的教师已经离开了讲台。一九九五年夏天，我看见他在北方城市的街道边，那里有一只灰毛驴车前后扭着，他挤着车板，急忙地挑一些紫色的茄子。他讲过的课我都淡忘了，只记住了前面那段无关学问的话。

　　书本、纸张、桌椅、黑板、墙报，都不是命脉，不可能连接一个人和另一个人。

　　一九七八年，我们同坐在一个教室里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我们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学”。这两个字相连，注定不说明什么。人和人想的不同，受到的感召不同，得到的昭示不同，学到的东西当然不可能相同。所以，我废弃了我那三千字的逝水流年。我站在我的厨房里，突然想出一句不合逻辑的话：同学是什么?同也不同，学也不学!

　　二

　　我不缺少同路人。

　　我坐公共汽车回家，我的家要坐到香港和深圳交界的界河边，是终点站。同时下车的有二十几个人，他们分别走向二十几个门，只有我拿了我的钥匙，进了我的家门，穿上我的拖鞋。

　　手边的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把它直接交给我儿子。总是有找他的孩子，他们嘻嘻哈哈地聊天。出生于八十年代的人，都是一些电话少年、轻松少年。

　　古人说：出入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不懂得古人，也不想崇尚古人。

　　在我们这个安静的家，偶尔出入的，多数是找徐敬亚打乒乓球的，下围棋的，喝酒的。自然，其中白丁极多。白丁也比高朋好，起码他让你像少年那样轻松。

　　人和人讲话，必须发出声音。声音是许许多多的变体，要两个不同的人在复杂的变体里找到共同，那是难上加难。

　　我每天可以写八千字，但是我往往不想和另外的人说一句话。我不想谈话。因为写字是好的，是单向的、简易的、唯一的、我可以自由把握驱使的。我不想寻找同路人。

　　思想的索道，只通向和进入很少的人，与教与学，与同环境同课程，全无关联。

　　在铁锅里搅拌猪食的农村女孩和大学里的哲学博士导师，他们的笑容在太阳下面同样灿烂。活着，本来不是一件强求的事情，不是捆绑纠集的事情。凡是你的东西，都在你自己的口袋里，谁也拿不走。为什么要呼叫共同呢?

　　如果大街上出现一排列队者，每个人的手都插到另外一个人的口袋里，步伐整齐地向前走，所有的路人都会注步围观：快看，疯人院的人都给放出来了!

　　三

　　两个人在北方的大街上相遇，那是毛驴车和出租车共用的大街。两个人是三十年前的中学同学，四只膀子扯在一起，亲热得吓人。其中一个诉说混得不好，生活艰难，说他自己都感到活着是丢脸。另一个立刻奔向街边带玻璃罩的食品车，买了两只烧鸡，豁亮大声地送那生活困难的。推让了一会儿，困难的人就收了，捧在手上油汪汪的。这时候，谈话的气氛开始转变，收了鸡的人好像立刻就卑谦了。

　　“文革”，这把纯钢特制的好剑，凌厉地插进我求学的年代，把它剁成粉碎的片断。从一九六六年起，我就没有了完整的小学时代和中学时代。我被剑伤了，但是应当庆幸，我成为一个匮乏同学的人。

　　现在，我远离家乡几千里，减去了在大街上遇见某一个时期同学的最后可能性，减去了不断地握手、热烈谈起旧事的麻烦。在一座新的城市里，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少。我几乎只认识我的儿子、我的徐敬亚和我的妹妹。这样很不错，节省了很多谈话的细胞。

　　旧事没有提，就差不多全忘了。小学的同学我记得最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小初，一九七七年考进北大，后来转入人大新闻系。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她，我相信她是个好人。另外一个姓刘，我插队，她当了女兵。她从军营里寄给我一对红领章一只红帽徽，都是真正军人的配备。当时我最喜欢它们。小初快十年没见了，女兵二十年没见了。其余的人全部忘掉，留下的只是没名没姓没有面孔的破碎记忆。

　　我的中学时代更加混乱，只记住一个姓余的同学，开一间个体饭店，围裙上擦得油光锃亮。一九六九年，她总唱京剧，能唱小生，唱杨子荣。我紧跟在她后面听她唱。看她唱得横眉立目，我极其佩服。只是她的眉毛不够黑浓。我跑到学校门口一只煮沥青的锅里挑了一些沥青，等待凉了，搓成两条“眉毛”给她粘上。节目唱完了，沥青已经揭不下来，结果粘掉了她本来稀少的眉毛。她的脸上少了一些东西，脸显得又白又大。

　　几年前见过她，纹了眉，跟贴了两条黑毛虫差不多。

　　还有一个女生，在农村中学认识的，长得像一个皮球，眼睛、鼻子、嘴，分别都像小皮球，走路也有弹性。她也是插队干部的孩子。我记得她母亲让她父亲吃一瓶农药。那母亲的声音很尖，说什么农药不苦。那父亲如果消失了，她们母女该不会受那么多苦。我记得那瓶子是黑褐色的，现在想应该有500CC的容量。她父亲没喝，他说怕那味儿。那母亲对一切人都不太好。我和“皮球”到割过豆子的地里去拔豆茬，手出血了，我们两个一起哭。没见“皮球”快有三十年了，听说她现在国外。

　　能被我记住的这些人，表面上已经没有什么再是共同的。她们都不以写字为生。我们只是同学，一起学过加减乘除，这些连卖大葱生姜的人都算得飞快。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学过什么呢?

　　至于她们的内里，我更加难以知道。三十年前的内里到今天还能不变吗?

　　我的儿子在圣诞节前后收到了一些同学送的漂亮的卡片。可惜，我看不懂，全是英文。他并不准备回送。他说没那必要，送来送去太麻烦。他的心思全在院子里。他拿了绿豆、黄豆、蒜头和大米往外走。他总是偷偷把家里的一些能成为种子的东西撒到院子里。他是一个只管播种，不思耕耘的现代农夫。他只是想看种子发芽。

　　我说：“大米是不能发芽的。”

　　他看着我：“我知道你种过地，种地不算知识。你的知识没我多。因为你们都没好好上过学。”

　　最近他和同学一起热衷于研究超光速飞行器。他会跳过来告诉我，从理论上讲，超光速飞行器可以携带人类回到过去，可以追回历史，能见到过去曾经发生的每一件事。他非常遗憾地说：“可惜，只能看见历史，不能改变历史。你只能是一个旁观者。你选择吧，回到七岁，十二岁，还是十八岁?”

　　我不想改变我的历史。和十个人一起同过学，和成百上千个人同过学，都是一样。一个人不为过去而生，更不可能为他的同学而生。我现在这样就很好。现在，就是最好。

　　四

　　有人想重见事物的原貌吗?旧事，还会有原貌吗?

　　我回想任何一件旧事都飘忽不定，哪怕再想追寻真实，再不想纂改它，它也不给我展露原貌。人变了，原貌紧跟着就变了。记忆，是永不定形的。

　　一九八一年底，大学毕业前，是在寒冷中往家里搬书。到了一九八七年，那些书又坐上火车，经过黄河长江，经过许多大铁桥和山洞，它们个个尘土满面，到了一个新家。大迁运之后，那些旧书一年里也不翻开一页两页。

　　一九八○年春天，是所有的树都准备拱芽的时候，我背着拖到腿上的大书包，到校图书馆去。我不止一次地向老师借左拉的《萌芽》，老师总是说，那是自然主义作品，不能外借。越是见不到那叫《萌芽》的书，越是感觉看了它肯定所获无数。

　　好像有左拉的另一本书，在一个同学的书桌里，包了牛皮纸的封皮。那同学每一个晚自习都看那一本书，总也看不完。我不知道他都看出了什么子午卯酉。

　　现在的书店里早就有了精装本的《萌芽》卖。我早看见了那两个视觉上轻盈俏丽的字，不过从来没想再去翻它。

　　一本书，能给所有的人相同的启示吗?

　　从接触到书的那一秒钟起，每一个取书的手，就已经是歧路上的一只亡羊，各朝着各的方向逃奔，也许只有枪能把它们追回来。因为吃了子弹，它们死了，规规矩矩地被摆放一排，准备剥皮煮汤。没有枪的追赶，它永远向着不同的远方跑。

　　我听见有人说，七七级是一种“现象”。我听了很好笑。凡发生过的事情都是“现象”。所谓的“七七级”，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像囚徒一样排队，等待一勺玉米面粥。每个周六的中午踢着食堂的大门，敲着饭碗，等待那两只让人一闻到味儿就失明失聪失去全部仪态的肉包子。

　　一个大学同学打电话来，说北京同学的聚会，有些人每次参加，有些人总是躲避得很远。我说，同学这个词其实不沾染一点感情色彩，顶多说明某人与某人在生命的一段短促时间里相互距离近一点，别的什么都没有。

　　书在装订了之后，整齐地码在教室的讲台上，它在那会儿是同样的，它进入每一个人的书包就永远地不同了。

　　没有什么链条能把不同的人连接起来。连接人的只有血脉、利害、苦难和思想。无论牧人的栅栏多么坚固，无论山羊们挤在一起发出过多么近似的叫声，最终，它们只可能是歧路上的亡羊。

　　所以，我站在这事情的尽头说：同也不同，学也不学。

　　五

　　有时候，我下意识地停下正在写字的手，仔细反复地看它。我想，这是使用了四十年的东西吗?这是那个爬在谷子地里薅草，薅得手指头又肿又绿的人，是她的手吗?那手，怎么样又回到了软细的今天?

　　一九七七年冬天，农村小学校墙上结满白霜，有几公分厚。那天我起得最早，我要去参加高考。我的手走在路上就冻僵了。人人拿不住笔，人人到那只冒烟的铁炉子上烤笔，笔也僵了，我是用僵死的手和笔答的考卷。

　　那张卷子简单到了极点，我现在还保留一份史地考卷的草稿纸，题目：按中国历史的年代，排列出汉、晋、明、宋、唐、清、元……各朝代的正确顺序。我把这纸给我儿子看，这孩子笑得前仰后合。他滚到床上去笑。他说，你们是不是弱智呀!

　　我们就是这样一批大学生，能够排列出自大汉朝到大清朝顺序的大学生。排对了的，就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举着同一本书，带着同一种校徽。

　　不可改变的是，我的大学同学一共八十个。今天我还都叫得出他们中的大部分名字。在毕业照上，他们都比今天年轻和单纯。

　　我对徐敬亚说，我不是当年的我了，你也不是当年的那个徐敬亚。坐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最后一排写字的那个徐敬亚，那个穿蓝色涤卡制服、尖锐锋利的人已经不见了。他说，那只是我们的毛坯。

　　我从来不感慨岁月，我只感慨思想的变异。其他的七十八个人肯定也不再是当年的他们了。经过三十六变、七十二变，没变的只有名字，横竖笔划，三个字的，两个字的。也许哪个人已经有了外国文的名字，哪个人请了测字算命的先生，花费了银子，改了新名字，那么，我就完全不认识他了。

　　如果有时光机能回到过去，我不想在求学的年代停留。我宁愿看看另外的时期。我喜欢会见那些没变的东西，太大的反差使人没味道。

　　我家那本红塑料封皮的中国地图册，在我和徐敬亚插队的那些地方，都被圈点过，连通向那里的公路，都被用彩色的萤光笔勾出来。在城市地图上，我们生活过的街道也画过记号，只是没有在读大学的地址上画过一点一线。

　　单纯的事情很容易被记住，可当事情向着顺利扭转变化的时候，阴晦、杂质和混浊就来了。

　　现在，徐敬亚在我十几米外，他坐在那儿看他的电脑光驱。他好像准备钻到光驱里面去。他离我这么近，只要叫一声，他就能应。其余的同学都散了，欧洲美洲都有。阪神大地震还把我们的一个大学同学从床上震到了地板上。我相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把这么多的人重新集中到一起，哪怕集中在一本书之中。我们没有共同患难，所以缺乏纽带，我们之间并没有结实的纽扣和带子。

　　有一个同学寄一封信来，也是从日本。她让我写信给她，但是我没写。人写信都有一些具体要交待的事情。我和她之间没有这些。那么写什么呢?写一篇非写作性质的散文，是抒情还是叙事?那些陈滥的套式!我什么也不想写。

　　我写过一首诗，没发表过，叫“许许多多的孩子”。它的想法是在北师大教师宿舍里出现，是我给一个同学的儿子洗那双小脏手时候的感觉。那是一间公用的水房。水盆在见到孩子的手之后，马上就污黑了。肥皂像一条胖鱼。我抓着他有肉的小手。我想，一个人真应当有许许多多的孩子。

　　去会见那些同学，还不如会见他们的孩子。我愿意认识他们每一个，只要别超过十四岁。

　　六

　　有一只苹果，我左右端详，都判断不了它的内部有没有核。我判定不了，在今天，人性和科学都荒诞地裂变的时刻，我手里的苹果是真的，还是假的，拿到眼前都分辨不清。连眼前手上的东西，我都看不透，对于那么遥远，那么不相干的、仅仅是同过学的一群人，我只能放弃端详。

　　一个人真的东西在哪儿?他的核在哪儿?我问任何一个人，一个完全陌生者。他马上就坦诚至深地指给我。他指他的腹部，而我只是看见一根手指头。

　　能让所有的人共同想去亲近的，只有太阳、水流、星光……甚至静卧在我们身边的候车亭、绿化带……不同的人，就是把他们捆绑在一起，也是不同。

　　我坐了四年的大学板凳，没有任何一位教师在课堂上告诉他的学生：你要保持住你本来透明的品质，它值得你保持终生!教师只负责他的一门课程，只负责对着学生们说话。

　　那穿了一双鳄鱼头一样鞋子的教师，他没有望遍他的八十个学生，他没有说：“永远地，请你们记住，谁也别想训导谁。你拾取你该得到的东西，你拿好你自己的那一份。”

　　这一切都没有。那么，“同学”是什么呢?

　　我是我自己，他是他自己。

　　同学，什么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