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的秋天，我是个普通的插队知青，整天披一件半旧的大衣，挎着柳条编的土篮子，在场院上搬运玉米棒子。

　　庄稼都上了场，上面调动一批劳动力去修水利。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被指派到附近一间敬老院去看管临时设立的“战地广播站”。我算摊上了最大的“俏活儿”。在越来越冷的秋天里，挖一条土沟的人成百上千，能坐在炕上管广播的只能有一个人。

　　因为大喇叭们要求在天亮前播放“东方红”，我必须赶大早去敬老院。

　　我在漆黑中起来，到外屋的大铁锅里准备摸两个玉米面饼子带上的时候，大锅盖没有立稳，突然倒下来，正好闷闷地砸在我头顶上。锅盖是实心的木头钉的，厚度超过三公分，我给砸得天旋地转，一个人蹲在碎柴禾堆里，哎哟着。疼慢慢缓过来，我摸着黑出门，大衣口袋里左右各鼓鼓地揣着一只饼子。

　　那个凌晨极其黑，唯一的光源好像来自光秃秃的土道。没走出几步，全屯子的狗都被我给搅得叫起来。屯子最南端，有孤零零的一个院套，几棵挺直的柳树。那家人家好像姓张。屯子里的农民都不愿意走张家门前的土道，因为他家养的狗不只看家，还要霸道。我已经又小心又害怕，走得尽量轻了。狗好像一直埋伏着，等我走近，突然跳上来狂咬。我不能看见，但是感觉到一种向上扑过来的气流。我只有快跑，还慌乱地掏出口袋里的饼子，把它们狠狠地扔出去。我根本不知道扔掉饼子的用意，是准备打狗，还是想吸引狗，堵住它们的嘴。

　　敬老院在大约三里地外。没了庄稼的地里发出呜呜的风声，逃离开屯子以后，我悠闲多了，已经能望见立在缓缓岗上黑压压的敬老院。突然，在非常近的地方，几乎是撞在怀里，呼呼啦啦地飞起一些什么东西，好像有翅膀碰到了我。再次拼命跑了一阵，我的心里一阵狂跳。后来，别人估计，是在道边枯草里睡觉的野鸡被我惊飞了。

　　敬老院养了不只一条狗，是附近名声最恶毒的狗。不知道有多少只狗，迎着我狂叫，使我不可能接近敬老院的破门。口袋里没有玉米饼了，恍恍惚惚地看见地上有树枝形的东西，马上去捡，结果是一些软塌塌的谷草。我开始像当地农民那样，高喊：“看狗哇!”同时向后退，靠上了一棵树。树叉很矮，很容易爬上去。那是我这一生唯一一次爬上一棵大树。所有的狗把树团团围住，窜起来叫。这时候，有灯光了。由一排小树枝捆扎起来的院门打开，起早做豆腐的老人给我喝住狗。他坐在一只狗脑袋上，手还不断地按着其它的狗脑袋。

　　去放广播那个早上的惊险到这里结束。等我再回到集体户，把这个惊慌恐怖的过程讲给大伙听的时候，是完全当玩笑讲的，别人也是当玩笑听着。事情就这样过去。

　　单纯地讲述我去放广播的经历根本不算什么苦难。有许多时候，在近处我们只可能见到水，退到远处才可能看见一条滔滔的大河，而苦难正是由水珠们组成，由忧伤、无意义、平淡，甚至玩笑逸事，甚至是快乐，组合在一起的一个大事件。真正的苦难会大到包涵了一切。苦难，就是生活本身。

　　我的一位同学正在搜集整理一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的纪念册。在他已筹集到的几百张照片中，几乎百分之百都拍下了欢乐和笑容。谁都清楚，留在照片上的痕迹，只是这一运动中的一个侧面，甚至是造出来的场面。但是，我们能够看见的只是这些，包括当时留下来的日记、诗歌、书信。在那个年代，能有人敢留下明确的疲惫不堪、悲哀无望、心灰意冷、衣衫褴褛的物证吗?我们曾经习惯了，把许多东西都深深地搁在心里。

　　有一个人，他当知青时候的日记完全由列宁、毛泽东、鲁迅的语录组成。他不敢写下自己真实的想法，所以，经常为日记中选择哪一个伟人的哪一段话来影射当时自己的某一种心情和事件而费尽心思。二十几年过去，现在的他只能笼统地说，当年每一段日记其实都包含了明确的暗指和隐喻。时光的磨擦，已经使他再不能够把那些名人言论和自已当时所处的具体一天的具体心情相连接。它们完全无情地脱离了他个人，再次恢复成为名人的言论，而他这个人的那段生活早在时间中默默消失。

　　我去敬老院的经历，如果不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在热炕上喝饱了玉米碴子粥之后，被当成笑话不断地提起来，也绝不会被记忆得这样清楚。永远有事情经历着由鲜枣到一颗干枣核的自然枯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