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原典确认现世世界是唯一实在的世界，人是这个世界的唯一创造者。幸福不在明日的天堂(不同于基督教)，也不在于精神的解脱(不同于佛教与老庄)，而在于此生此世自强不息的奋斗中。认定只有一个此岸世界，认定只能仰仗自己的肩膀而不仰仗上帝的肩膀，这就把人的地位提得很高，甚至提到可以天人合一的高度。这种哲学无疑是积极而进取地拥抱生活的哲学。人类的艰难生存实践终究无法离开这一哲学的合理内容;这一哲学基点加上儒家把情感提高到历史本体的地位，从而推导出人际的温馨和家庭的温馨，这便构成儒家的深层内涵。这些深层的精神和君权统治、父权统治，以及“文死谏”、“武死战”等愚忠模式的表层内容完全不同。可是，“五四”启蒙者未加区分，便笼统地对孔夫子和儒家系统采取一律打倒的态度，这显然太片面、太激烈，也太“革命”。

　　“五四”否定的是传统的孔先生，肯定的则是西方的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发现理性文化与逻辑文化的阙如之后，具体化为请赛先生与德先生来补充，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无论我们怎样替孔夫子辩护都难以否认，孔夫子的体系毕竟是伦理学体系。他老人家只教我们如何做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认知世界的办法。另外，他教我们要知礼知忠知孝，但没有说明每一个体生而平等。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每一个体都拥有灵魂的主权与生命的主权，都可以自我确立和主宰自己的命运。“五四”推出“科学”与“民主”这两位大先生，是永远抹不掉的丰功伟绩。

　　只可惜，“五四”讲科学、民主，重在“用”的层面，未能注意“体”的层面，无论是民主还是科学，都有体用两面。“体”(精神方向)对了，科学技术可用于造福人类;“体”错了，科学技术则会变成杀人武器以至于毁灭人类。民主也是如此，有健康文化的支撑，民主便是光明;没有健康文化支撑，民主则会产生种种病态丑态。对于“五四”体用的分离，已故的哲学家贺麟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写过一些中肯的批评文章，可惜未被注意。他在《文化的体与用》一文中说：“研究、介绍、采取任何部门的西洋文化，须得其体用之全，须见其集大成之处。必定对于一部门文化能见其全体，能得其整套，才算得对那种文化有深刻彻底的了解。此条实针对中国人研究西洋学问的根本缺点而发。因为过去国人之研究西洋学术，总是偏于求用而不求体，注重表面，忽视本质，只知留情形下事务，而不知寄意于形上的理则。或则只知分而不知全，提倡此便反对彼。老是狭隘自封，而不能体用兼赅，使各部门的文化皆各得其所，并进发展。假使以这种狭隘的实用的态度去研究科学，便难免不限于下列两个缺点。一因治科学缺乏哲学的见解与哲学的批评，故科学的根基欠坚实深厚，支离琐屑，而乏独创的学派，贯通的系统。一因西洋科学家每承中古修道院僧侣之遗风，多有超世俗形骸的精神寄托于宗教修养，认研究科学之目的亦在于见道知天，非徒以有实用价值的技术见长。此种高洁的纯科学探求的境界，自非求用而不求体者所可领会。”

　　又说：“回看我们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也走上西洋近代争自由的大道。……须注意的是政治自由须有道德自由的基础，而道德自由又须有形而上学的基础。所以为道德自由建立形而上的基础以充实政治自由的根本，使争政治自由不致流入藐视法律纲纪的无政府主义和浅薄的理智主义和狭义的个人主义;使争道德自由不致成为反科学反理性的神秘主义;同时争近代西人所共争的自由，但又不要忘了我们特殊的文化背景，抛弃中国几千年向传下来的中心伦理思想。”(“论自由意志”，引自《贺麟选集》第10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贺麟先生针对的“五四”新文化理念变动中的偏颇而强调体用兼备，很有见地。尽管“五四”有偏颇，但民主与科学总是人类的光明。今天，中国及华人世界重新尊崇孔先生，这是好事，但是，有一些尊崇者则想用孔先生来冲击赛先生与德先生，用儒家道统来掩盖当今中国科学与民主的阙如，这不是对孔子真正的尊重，弄不好，会把孔子再次当作敲门砖和让他扮演令人厌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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