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看到这样一段令人心有所思的文字：“在那一年四季冰封雪冻的北极世界，狗拉雪橇是爱斯基摩人唯一运载工具。如何让狗多拉快跑，爱斯基摩人有自己的一套对狗的管理方法。爱斯基摩人的狗拉雪橇，狗是分两个层次的，前面有一只领狗，后面便是×只力狗了。爱斯基摩人给领狗制造许多特权，它单独享用食品，它单独睡好的狗舍，它还从来不挨鞭子抽打。与其相反的是后面的力狗，大家一起抢着吃，还不管饱，狗舍也是大通铺，拉雪橇时稍有走神主人的鞭子便会落下。于是，力狗们深感不平，拉着雪橇跑起来的时候，在后面的力狗就都一起想趁乱咬上领狗一口。领狗的缰绳比后面力狗的长二尺，后面的狗要咬它，势必要拉着雪橇飞跑，而领狗因缰绳长，几乎是空跑，虽然自始至终都看着差一点就要咬着领狗‘傲慢的尾巴’，到了终点却也咬不着。”

　　这是爱斯基摩人发明的一种竞争手段，有人谓之“爱斯基摩结构”。之所以美其名曰“结构”，想来既表明了是一种组合方式，又说明是一个具有一定稳固性的普遍原理。这种普遍原理是建立在动物排他性嫉妒心理特征之上的，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发非理性潜力，有超常规的可操作性与实用性。然而，这种管理结构或曰结构理论的实施，尽管比起滥用鞭子或者说光用鞭子来仁慈多了，有点“以狗为本”抑或“狗道主义”的意味，但毕竟是金属刀叉加猎犬的低生产力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低层次的心理战术，诚如学者所云：“心理承载量非常有限，这不仅是领狗随时有被撕碎的危险，力狗的内心也总是充满了仇恨的阴暗，拉雪橇跑得杀气腾腾，即使在光明与纯净的北极，也从它们的眸子里看不到光明与希望。”

　　可悲的是，在全球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今天，我们的一些领导的管理水平还停留在渔猎时代的二元管理结构模式上。他们每每把这种所谓的“以狗为本”式的“狗道主义”出神入化地演绎成“以人为本”式的“人道主义”。

　　事实上，人类世界的“树典型”，抑或“评劳模”，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折射出“爱斯基摩结构”的影子。我们的一些掌握着实权的同志，每每嘴上高唱着和谐的凯歌，心里却希望下属之间略有控制范围内的摩擦。他们常常从自己所把持的“所有制”里分一杯羹于具有“领狗”性质的亲近者，以引起具有“力狗”性质的疏远者的羡慕，从而使得权杖产生无有穷尽的“原子裂变”。这我们只要观察一下那些被树典型与被评劳模者总是“四面楚歌”的处境，就会感悟到在“‘爱斯基摩结构’的影子”里“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肃杀之气。

　　达尔文认为，生物个体都在特定的环境下发生变异，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能适应环境存活下来，并繁衍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则适应不了环境被淘汰。此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也。这一思想揭示了生命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规律，被誉为19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其作为生物进化的法则，“弱肉强食”并没有刻意的人为扶植，是一种自然的优胜劣汰，就此意义而言，是一种不无残酷成分的公正与公平。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长，思考是主要原因，问题是思考往往会将天赋人权在向法赋人权转化的过程中脱离公正与公平的轨道。西方社会我们往往定性为罪恶世界，然而颇有汉奸嫌疑的全盘西化者却每每有相当的市场，原因就在于：“‘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西方社会体系虽然是一堆“牛粪”，毕竟盛开着一朵达氏生物进化论的“鲜花”。

　　爱因斯坦说：“宇宙应该是和谐的。”任何社会的高度发展，都是以和谐为前提的。当我们的发展以制造仇恨心理为动力，于“末位淘汰”中求高速时，就违背了发展的原始目的——创造幸福，离和谐的太平盛世越来越远了。

　　尤其令人心焦的是，以传播公正与公平、崇尚自由为天经地义的教育，由于应试的作祟，亦隐隐约约蜷缩嬉戏于“‘爱斯基摩结构’的影子”里，“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灵魂正在中考与高考的分数排名追逐游戏中，在所谓的“双向聘任”的“双簧戏”中，遭受着自教育诞生文明以来前所未有的涂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