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中的名人

北大红楼中有不少的名人，许多逸事都有纪录的价值，如马裕藻、许之衡、林损、刘半农、钱玄同诸人都已去世，又事隔二三十年，现在谈谈似乎也不妨事了。但是他们都是我的前辈，随便谈讲他们的故事，虽然并不一定牵涉个人的私德，而且讲话的人也无故意毁谤的意思，总之逸事都不免有点滑稽味，那就含有小小不敬之意，不是后学所应当的，所以不能不从谨慎，只好选择无甚关系的事情纪述几则下来，真是所谓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一斑虽少，却总是豹的文采，或者也还值得一窥吧。

有一位明先生，(也不是真姓，以旧式反切字母代之。)是文科的老教授之一，为人很和蔼，有学问，只是有一种特殊的脾气，那便是所谓誉妻癖。本来在知识阶级中间这是很平常的事，居家相敬如宾，出外说到太太，总说自己不如，或是学问好，或是治家有方，有些人听了也不大以为然，但这毕竟与季常之癖稍有不同，所以并无什么可笑之处，至多是有点幽默味罢了。明先生有一时候曾在女师大兼课，上课时不知怎的说及那个问题，关于“内人”讲了些话，到了下星期的上课时间，有两个女学生提出请求道，“这一班还请老师给我们讲讲内人的事吧!”这很使得明先生有点为难，大概是嗨嗨一笑，翻开讲义夹来，模胡过去了吧。这班学生里很出些人物，便是对明先生开那玩笑的人也都是后来有名的，但是这些只好从略，此时不便发表了。

连类的想到了晓先生的故事。晓先生是专教词曲的教员，专门学问自然不错，可是打扮有点特别，模样是个老学究，却穿了一套西服，推光和尚头，脑门上留下手掌大的一片头发，状如桃子，长约四五分，不知是何取义。他在北大还好，可是到女子文理学院去兼课的时候，就可以想得到不免要受点窘了。其实那里的学生倒也并不怎么特别窘他，只是从上课的情形上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窘状来而已。我有一个同学，在那里教国文，有一回叫学生作文，写教室里的印象，其中一篇写得颇妙，即是讲晓先生的，虽然不曾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的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看小说写信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的听到讲义里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的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钟声响了，晓先生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鲁迅的小说里有一篇《高老夫子》，说高尔础老夫子往女学校去上历史课，向讲台下一望，看见满屋子蓬蓬的头发，和许多鼻孔与眼睛，使他大发生其恐慌，《袁了凡纲鉴》本来没有预备充分，因此更着了忙，匆匆的逃了出去。这位慕高尔基而改名的老夫子尚且不免如此慌张，别人自然也是一样，但是晓先生却还忍耐得住，所以教得下去，不过窘也总是难免的了。

不客气的林公铎

和上边两位先生相反的有一个林公铎，单名一个损字。他对人的态度是相当强韧(不是硬)的，其不客气的地方也实在可以佩服。有一回我跑到国文系去找主任说话，可是主任还没来，只好在那里暂等，有一位姓甘的毕业生早已等着，此外则只有林先生，他是来上课的。甘君等久了觉得无聊，便去同林先生搭讪说话，桌上适有一个北大三十几周年纪念册，拿起来说道，林先生看过这册子么，里边的文章怎么样?林先生微微摇头道，不通，不通。这已经够了，可是甘君还不肯甘休，翻开册内自己的一篇文章，指着说，林先生看我这篇怎样?林先生从容的答道，亦不通，亦不通。(当时的确说“亦”不是说“也”的。)甘君名大文，本在中国大学读书，因听了胡博士的讲演，转到北大哲学系来，能作几万言的洋洋大文，曾在孙伏园的《晨报副刊》上登载《陶渊明与托尔斯泰》一文，接续登了有两三个月之久，读者看了又头痛又佩服。甘君的应酬交际工夫十二分的绵密，许多教授都惶恐退避，可是他遇着了林公铎，也就一败涂地了。

论甘君的学力，教教书总是可以的，但他过于自信，其态度也颇强韧，所以终于失败。疑古先生曾经介绍他到师大去教“大一国文”，他的选本第一篇是韩愈的《进学解》，第二篇以下至于第末都是他自己的大作，学期末了学生便去要求主任把他撤换了。后来我到沙滩的一家公寓里去访报人刘少少，看见对门住着一位名叫乌英的秃顶怪老人，说是美国也到过，终日呜呜的念他自作的诗词，因为是台州口音，也听不懂是什么词句，只据刘少少说，见过他一首新词，却都是苏东坡的话，中间只有五个字不一样。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这也是人情之常，但如甘、乌者则是极端的例，可以说是世间少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