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地处西北，小城的农业、工业都不够发达，各种店铺、作坊、小摊共同织成了小城生活的内在肌理。榨油、烙白吉馍、磨面、轧面、发豆芽、踩缝纫机、做麻鞋……小城生活的枝枝蔓蔓，都被扦插成五花八门的作坊，它们是县城隐蔽的轻工业。买东西不用去超市，只需要去山货市场或是“西关”“东关”的街巷，甚至可以直接去手工人家里。这样的买卖原始、简单，经过千百年的传承，组成了中国的无数个县城。

　　如果要问中国工业文明的源头在哪里，我想，也许就在小巷子中的作坊里。而我家的豆腐坊，也是其中一员。一

　　父亲做豆腐是半路出家。初学时，父亲的成果让人不忍直视：磨出来的浆不是太稀就是太稠;豆腐要卖相没卖相，要口感没口感。那段时间，我家一天三顿饭，顿顿都是豆腐的残次品或半成品，所以后来我不喜欢吃豆腐了。

　　在生活的重压下，父亲全身心扑在了提高手艺上，很快，他做出的豆腐就得到了师父的肯定。我们也终于告别了顿顿吃豆腐的日子，我和姐姐很是开心。

　　学艺成功后的2006年，父亲掘了旧院西边的一块小菜园，和泥垒砖，盖起一间厂房，从外面拉来一台磨豆浆机，又自己动手焊制了一架蒸箱，配备了一些手工器具，如竹隔、沙笼、木围、千斤顶等，我家的豆腐坊算是建成了。

　　黄豆泡久了不出浆，因此夏天时要在凌晨3点泡黄豆，气温高泡发快;冬天时虽可以在睡前泡黄豆，但也要凌晨五六点起床，冻得耳朵疼。

　　在西北地区早起磨豆子，无论春夏秋冬都很磨人。磨黄豆需要有眼力见儿，一个人得掰成三个人用。磨豆浆机不能空转，否则容易烧坏，这边机器里的泡发黄豆没了要加，那边接生豆浆的水桶满了要换，换三桶豆浆的工夫，磨盘出料口的豆渣又堆满了，亟待清理。在豆腐坊的另一头儿，锅炉烧开满满一大桶熟豆浆，正等着倒换……这些活儿一环套一环，分心不得。

　　“世间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我深以为然。9岁起，我跟着父亲在豆腐坊里打杂，因笨手笨脚，免不了被他斥责。而姐姐操作磨豆浆机不消父亲教，看两遍就会了，干起活儿来甚至比帮工的大人都要强。 二

　　我家的豆腐坊不单做豆腐，豆皮、豆卷、豆干、五香豆腐、豆腐泡等豆制品也一应齐备——它们比豆腐更能卖出好价钱。

　　2008年之前，我家做豆皮采用的是传统的手工制作，极为耗时耗力，但父亲每次做时我都站在旁边看得入迷——他取来长约半米、宽20厘米的小竹隔打底，配以成套的长方形木框隔档，上面悬一大卷长条厚纱布，扯过一头儿，端正地搭于木框之中，这时父亲一手捏铁瓢舀豆花，一手拿“竹蜻蜓”摊匀薄厚。他身材矮小，做这种工时更加费力，只见他小臂青筋突显，伏腰像画沙画，抹完一层，拽出新的一段纱布覆在豆花上，后复折一层，继续加豆花、抹平，再盖布……

　　父亲本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但在做豆皮的时候难得的安静，我也愿意凑在他身旁瞧。因长时间弯腰，父亲常常腰痛得直不起身，一发作，他就唤我快点儿给他贴止痛膏药。所以我家的豆腐坊里除了黄豆的清香，还弥散着隐隐约约的膏药味儿。

　　地面上豆水四溢，机器的嘶吼、父亲的指令、潮热的蒸汽、黏糊的汗水一起裹束着我。父亲、姐姐和我在一片蒸汽氤氲中相互配合。话痨如我，常常耽误了活计。姐姐处处管着我，她干脆利索，最烦我这个黏人精。做豆腐本就苦闷，三个人在80平方米的作坊里头低头干活，一句话不说，苦闷更甚了。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在重复，不光是我感觉憋闷，父亲的脾气也逐渐翻滚，时常与我们发生争吵。

　　姐姐性格执拗，一言不合便甩手不干，反锁屋门生闷气，任凭父亲谩骂，她都如秋风过耳、岿然不动。我就惨了，父亲会将对姐姐的那一份怒火一并发泄于我，我一边做活儿，一边还得当“出气筒”。为此我俩动辄怄气，我也想模仿姐姐甩手不干，可骨子里是个软柿子，父亲几句话便能击破我的心理防线，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去干活儿。

　　年幼做不了重活，人又憨傻，我常常被姐姐派到西北角储放豆皮的小屋里剥豆皮。这活儿枯燥，极考验耐心。热腾腾的豆皮好剥，冷了就会粘在纱布上。新鲜出炉的豆皮因为含有大量的水汽，一不小心就会被撕破，撕破的豆皮卖不上钱，只能后续加工成豆腐卷或五香豆腐。

　　所有豆制品中，豆皮尤为好卖。这样一想，我心里就释然了，自己杵在小屋里剥豆皮，这活儿的“含金量”一点儿都不比在隔壁忙碌的姐姐的低。但我毁掉的豆皮数量见长，父亲一检查，便会开始打骂，所以我极度厌倦豆腐坊，厌倦干活儿，厌倦父亲轻蔑的眼神。

　　做豆腐利润微薄，为了多挣钱，只能多做、多出货。货多了，母亲的小三轮车自然放不下。为了开辟新市场，我家又添置了一辆三马子(三轮机动车)，父母一个在自家小摊固定出摊，一个上午于附近豆腐坊忙碌，下午奔波在各个村庄。

　　父亲带着我，从县东头儿的沙沟地往返于县西头儿深山腹地的朱雀圉镇，一路喇叭、吆喝声不断。三马子马力小，到不了太远的地方，我们只能在县城周边绕，赶各村镇的大集。如果第二天确定赶大集，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得连夜开工，防止断货。睡得晚，又得起早备货、装货，我时常眼冒绿花，被父亲一笤帚扫下床。 三

　　冀城人过年爱做炸食，一进腊月，拜祖祭祀，家家户户炸肉丸子和干豆皮，所以冬季赶大集格外挣钱。但西北的冬天不给人留情面，室外零下一二十度，寒风直往耳朵眼儿里钻，毛细血管丰富的耳朵、嘴唇、手指冻得皲裂。

　　豆制品装车过程烦琐，为了节约来回取货的时间，我们每次都绞尽脑汁，争取最大化地利用空间，但还是会有货物不够卖的情况。距离县城较远的乡镇里的人们采购东西不便，赶一趟大集便要扛回几化肥袋的东西。我们一车的货很快便被搜刮干净了。

　　我之所以愿意跟父亲赶集卖货，是因为他会在途中为我买小笼包、油饼、韭菜大包这样的吃食。我很爱吃包子，嘴馋没骨气，极易受父亲蛊惑。一路西行，颠簸着赶往朱雀圉的大集。路上，裸露的铁轨被太阳光一照，晃得眼疼，我坐在父亲旁边，看着没有尽头的铁轨，幻想着异乡的火车正朝着陌生城市飞驰。

　　大集上人潮涌动。街道两旁早早摆开阵势，商贩们坐在小板凳上闲谈叫卖，好不热闹。我和父亲瞅见一处空地，忙将车倒进去，车头挂的小喇叭循环播放：“年糕、豆腐皮、火锅丸子、豆腐卷，样样都便宜，样样都实惠;火锅、烧烤、炸丸子，批发零售，量大从优。”

　　在街面上做生意就得有声响，广播一开，客源涌来。先是一两个人跑过来，好奇地看热闹，接着就会有更多的人被吸引过来，王家带李家，老乡吆老乡，人气就旺起来了。

　　该我上场了。顾客到跟前，全靠一张嘴。买东西的叔姨伯舅看见我一个小孩子卖货，更加惊奇。我嘴甜，“姨姨”“叔叔”，来人便叫，殷勤推销：“年糕一块钱三片，您买三块钱的给您再送一片;豆腐是五块四，四舍五入算五块;姨姨，您拿这个火锅料，好吃又便宜，比其他牌子实惠多了……”

　　有时候，父亲看我给人抹零头抹得太厉害了，心疼，非要和顾客争那5毛钱。我觉得父亲驳了我这个小人儿的脸面，竟反过头帮着顾客教训父亲。我们爷俩争得脸红脖子粗，好几次针尖对麦芒，引得顾客连连惊奇，疯狂抢购。

　　其实现在网络上的直播间卖货也用这招儿，可我上小学时就用过了。当年那个站在三马子旁努力卖货的小孩子，提前十几年就过了把直播带货的瘾。

　　夏天的生意不好做。那时，大多数家庭都没有冰箱，豆制品在夏天不易保存，顾客每次买的都不多，可谓生意惨淡。为了多盈利，家里另做了些面筋、凉皮这样的小吃食，县东头沙沟地的工人们爱吃，解暑，还能换换口味。 四

　　比起卖货，我更厌恶的还是在豆腐坊的日子。豆腐坊里没有春秋，除了冷就是热。

　　夏天虽然是淡季，但每日依旧需要开工。冀城夏季干热，一丝风都没有，这样的天气里，我们也要用锅炉烧生豆浆。这是个很苦的差事，每当我打开锅炉口往里面添碎煤，短暂的几十秒，风一灌，炽烈的火星子喷涌而出，热浪几乎要把我吞噬。黄豆大的汗珠从我额头上涌出，蓝色半袖的后背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风干后留下一层白色盐渍。

　　偷懒间隙，我穿着拖鞋，戴着围裙，蹲在院子里的台阶上看豆腐坊，蒸汽像烟云一般从窗户、门、风扇口丝丝缕缕地钻出来，直直向上，白蒙蒙的水汽簇拥着砖红色的墙壁，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水汽扩散变幻，院子里竟有如仙气萦绕。我对着这奇景出神，继而联想到央视版《西游记》里蟠桃会上那大片大片的云气。

　　父亲偏爱和我作对，总在我浮想联翩时打断我。

　　我最害怕冬天。家里穷，上学可以穿好鞋子，但干活儿时只能穿大人的胶鞋，在水里蹚来蹚去，又累又拉垮，父亲的那双鞋还有股经年不散的脚臭味儿。夏天我还能穿个拖鞋糊弄一下，冬天却非穿它不可。

　　冬天，豆腐坊内温度颇高，干起活儿来衣服都要湿透，但胶鞋里却始终湿漉漉的，踩实了脚底钻心般难受;一推开厚重的门帘，一股锥心刺骨的冷气扑面而来，内外冰火两重天。

　　在这样的环境中干久了，体内湿气越来越重，人容易患关节炎。母亲和我一样惧怕冬天，一到冬天，她的冻疮如约而至，皲裂结痂，年复一年，防不胜防。 五

　　2008年年末，我们家用几年间攒下来的钱购置了三台新机器。它们的到来，可以说正式拉开了我家豆腐坊生意“黄金十年”的序幕。

　　起初，母亲不允许父亲购置新机器，那时家里仍欠着外债，债务期限一次次延长，去旧来新，堆成了母亲心头的一座大山。父亲与她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他个子小，胆子却大，坚决要买机器，与生活博弈。现在，我也能理解他——一个男人，在贫困的逼迫下，往往会生出胆量。他过够了苦日子，急切地想要改变生活，而靠做豆腐、卖豆腐能挣几个钱?

　　时代在悄然变化，父亲意识到：要想挣钱，第一步就得提高生产力。他对母亲说：“孙猴子都知道找件趁手的兵器，想挣钱怎么能不投资呢?买!机器必须买!”

　　很快，豆渣搅拌机、豆皮机、剥豆皮器就运回了家。三台机器轰鸣，响彻我家小小的作坊，宣告着从这一刻起，豆腐坊真正走上了半自动化的道路。

　　为了夏季的生意，父亲又购置了年糕机。除了零售，年糕大部分都被烧烤摊预定了——夏季，流动烧烤摊和炸串店活跃起来，年糕生意开门红。

　　到了冬天，父亲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豆腐、年糕两手抓，几台机器一刻不停，人也跟着机器转。

　　那时候，我觉得一年真的太漫长了，常常期盼自己快快长大，或许就能远离豆腐坊的喧噪。父母却渴望着忙碌些、更忙碌些。母亲点拨我：“我们虽然忙点儿、累点儿，可还能挣上钱。你看看，将一颗黄豆做成豆腐、豆皮，得经过多少道工序?人也一样，为了过上好日子，得吃许多苦。”母亲又说：“你要是不好好读书，那就和我一样，做一辈子豆腐。”

　　但我就像一颗总也泡不开的黄豆，笨拙得让人心生怜悯。 六

　　豆腐新鲜出炉时，散发出的那股清香沁人心脾。我和姐姐不爱吃豆腐，但其他豆制品还是爱的，我最爱吃豆油皮。

　　所谓豆油皮，是熟豆浆在静置过程中凝聚在表面的一层皮。一大陶缸豆浆，最多也就能得到三张豆油皮。是否能凝成豆油皮取决于豆浆的浓稠度，磨浆水放得多，豆油皮便凝结不出。这也是判断豆腐好坏的标准。

　　从小，我和姐姐都不怎么喜欢豆浆，嫌豆腥味儿太浓。现在我倒是爱上了豆浆，可自从我家豆腐坊停产，我再也喝不上小时候那像奶一样的豆浆了。我曾经嫌弃的，是如今再也得不到的珍宝。

　　大概是在我小学升初中时，家里靠豆腐坊和小摊生意攒了些积蓄，外债也还得差不多了。母亲起心动念，想翻新老房子，父亲看着一院破烂家当，咬了咬牙说：“翻新不如重盖。”

　　母亲打算盖个小二层，父亲又咬咬牙说：“要不再加一层?”冀城老家有个习俗，谁家房子盖得高，就证明谁家的生活过得红火。父母都来自农村，他们俩这些年在县城打拼，免不了成为同乡眼里的焦点。

　　母亲明白，父亲是想在同乡面前扬眉吐气。过了半晌儿，母亲说：“干脆建个四层楼，楼顶做成豆腐坊。”

　　父亲被母亲镇住了，这回轮到他沉默了。

　　母亲说干就干，大干特干，东拼西凑地借钱。自此，我们一家，豆腐坊、小摊、工地，三头儿忙活。为了省钱，父亲晚上带着我们当小工，挑砖、搅沙子、推倒旧屋、挑完整的青砖和红砖……

　　新家就这样一点点地支棱起来了，豆腐坊也安置在了新房的四楼，日子过得风风火火。在城里盖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件事让父亲自尊心爆棚。那段日子是家里最欢快的时光，父亲难得温和下来，蹲在家里修修补补，忙里偷闲时，会站在各个角落打量新房，眉眼里难掩光彩，那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如愿和骄傲。 七

　　2019年，家里的豆腐生意转让出去了，那几台曾承载我们一家“黄金十年”的机器也一并转让了。2006年至2019年，我们奋斗了整整13年。我家的豆腐坊见证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激荡，而对整座小城来说，这不过是时代发展中的一朵浪花。

　　靠着豆腐坊，我们一家脱贫奔小康，因为有了这样一门手艺，我们才得以获取温饱、体面的生活。母亲总以为我以后要接班做豆腐、卖豆腐，不承想，这生意顺其自然地结束了。小摊和豆腐坊构成了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如今被一一割舍，真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对于豆腐坊，我心中始终有股复杂的情愫，里面掺杂着对父亲的埋怨和童年生活的疲惫，偶尔会回想在西北的冬夜里磨豆子、烧锅炉、做豆皮的时光。家里不再做豆腐后，我头一次吃上了从超市里买来的豆腐，总觉得味道不对。我时不时和姐姐开玩笑说，要论做豆腐，没人比我们更堪称“老师傅”了，豆腐品质的优劣，我一抿便知。

　　不过在此之后，我也永远找不回记忆中的味道了。那味道中浓缩着一个家庭作坊的激荡，驻留了整个县城作坊时代的记忆锚点。而浪头打过，一切的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