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我懂事起，我就觉得说普通话比说方言高级，这个观念和许多流传下来的道理一样，不可撼动地伫立在我心里，随着我长大，它也越来越牢固，越来越理所当然，以至让我十分排斥自己的方言，甚至一句也不会讲。直到到外地求学，离开了那个熟悉的方言文化圈之后，才渐渐地对自己以前那种观念有所反思。

　　我一直很奇怪，这种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排斥自己的家乡话?我可能会说，因为感觉方言在我的认知中不够“高级”。可是为什么不够“高级”呢?如果继续问下去，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幼年的回忆像滔滔不绝的汪洋，混沌而深不见底，让人难以分辨，也无从察觉。

　　在我生活的那个工业小镇上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说方言的，人们说方言是像吃饭睡觉一样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人会因此感到羞耻或者不好意思，年纪大一点的人说纯正的方言，年轻一点的人说夹杂着普通话的方言。方言融入到小镇生活的每个角落，人们买菜用它，打招呼寒暄用它，从婚葬嫁娶的人生大事到日常交际，都要用到方言。在我家乡的方言中，有许多别的地方没有的俗语，本地人熟络地使用着它们，这些俗语代代相传，一直流传到今天，以前我常常从爷爷奶奶口中听到，但当时的我非常排斥，觉得听起来很土气而且不大高雅，后来我才明白了方言的意义——它是熟人社会的特殊语言，更是用来传情达意的情谊附着体。我在上幼儿园之前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据后来大人们回忆，我跟着爷爷奶奶和退休大院里的小孩说着一口相当地道的方言，那些方言里特有的语气和腔调被我把握得很精准，再加上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常常让大人们忍俊不禁。那时的我是会讲方言的，但在四岁之后，我便被接到说普通话的母亲身边，开始上幼儿园。

　　在幼儿园里，老师要求大家都讲普通话，讲普通话的小朋友才能得到小红花;在家里，当语文老师的母亲常常纠正我的咬字、口音和腔调，我听到的方言越来越少，学到的普通话越来越多，因而渐渐地，我把四岁之前学的方言忘了个一干二净，我的家乡话连同我在退休大院里翻墙爬树、追鸡打狗的记忆一同远去了，它们是我的童年中最接地气的一部分。我也在环境的影响下，开始觉得说方言是一件不那么“高雅”的事，尽管它的表达更生动，在小镇生活中使用起来更方便，但总归显得不那么“高级”，带着未洗净的乡土气息，显得那么陈旧而过时。上小学之后，这个观念在我心里愈发地生根发芽，变得越来越坚定和牢固，这源于我开学第一周升旗仪式上的一次经历。一年级刚入学的学生像一群还未进化成人类的小猴子，带着未被驯化的纯真和乡音，连学校里的一草一木都觉得很新鲜。在国旗下演讲是每所学校的常规活动，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演讲人是一个扎马尾的三年级女生，她胳膊上戴着三条杠的红袖章，那是少先队员里最高级别的标志。她一开口，声音甜脆而有力，像咬了一口最多汁的苹果;她的普通话不带一点乡音，一字一句的停顿恰到好处，像小时候常玩的玻璃珠洒落在地，发出叮叮咚咚的脆响，非常悦耳。如果说之前的我只是暗暗在心里觉得普通话比方言高级，这次的经历则让我在心里坚定了这个想法：我也要像她一样。

　　在课堂上，老师会更喜欢那些说普通话的同学，而那些学习最好的同学往往也是班上普通话说得最好的;常常坐在最后一排吊儿郎当的“差生”，他们的普通话就说得很蹩脚，其中夹杂着不少方言的腔调。当他们因为上课捣乱而被罚站在教室后面时，还会嬉皮笑脸地用方言和老师顶嘴，那明明是很丢脸的事。小时候的我怕极了，那时的我就觉得讲方言是不好的，那是坏孩子才会做的事情，听话的乖孩子都是普通话讲得好的孩子。方言可以用来开玩笑和私下交谈，但它登不得大雅之堂，这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在开家长会的时候，如果一个家长不会讲普通话却又恰好不幸地被点到要发言时，那位家长的孩子就会羞赧地垂下头，一副憎恨又无可奈何的样子，想必那一刻他内心一定非常愤怒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不会说普通话，为什么自己不能当“上等人”呢?小学生的自尊是比个头长得更快的东西，但是成年人不会懂得，更不会去维护，我们进入学校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语言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所以自然讲不同语言的人也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在老师区别对待的眼神中体会到了这一点。成人社会的那套法则已经被我们隐隐地触摸和感知到了，大家为了当那“上等人”，都在努力地学习普通话。但在我们那个小镇上，老师自己的普通话也不是很标准，我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老师说话时都不分前后鼻音，他们每次说话都会很刻意地把声音放轻以减少西北方言中的重音腔调。老师的刻意很容易被我们发现，因为班上的有些同学普通话讲得比老师更标准，同时被发现的还有老师罕见的小心翼翼，原来老师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青春期的我们心里有点得意。最夸张的是小学的一位老师，他常在升旗仪式上责备大家课间操时肆意说方言很难看，但是每次点名骂我们时，都会把“八年八班”说成“八年八帮”，弄得我们在下面憋笑憋得很辛苦。其实经过小学六年的“驯化”，加上电视剧和新闻联播的作用，多数同学的普通话已经说得很好了，在学校讲普通话而回到家讲方言也成为了大家不约而同遵照的习惯，尽管很不方便，有时话出口之前如果不先咬住舌头想一想，就容易犯规。但大家却一点也没有要反抗的意思，大家都想说好普通话，因为在当时的价值观里，说普通话的世界比较“高级”，普通话代表着体面干净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当时的我们向往着那个轻松明亮的世界，讲好普通话是我们通往那个世界的一条途径。秉持着这种等级分明的优劣观念，我离我的乡音越来越远，我听得懂别人说方言，但自己却一句也不会讲，我锱铢必较地纠正自己的发音，我的普通话说得越来越好，享受着同学们羡慕的目光，我把它当成一种别人没有的技能暗暗地骄傲，仿佛自己离那个明亮的理想的世界更靠近了一点。

　　直到我离开我的家乡，前往另外一个地方求学，听着另外一个地方的方言，我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才得以改变。大学宿舍的四个人来自天南海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言。刚开学的时候大家都很想家，和家人打电话时，她们总是亲昵地说着家乡话，乡音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把远方和家乡熟悉的一切连接了起来，距离仿佛就不存在了。电话里的这一头和那一头用乡音编织起一个严密的小网，别人进不去，能给人足够的安全感，和父母用家乡话聊聊天，再很珍惜地啃几口从家乡带来的特产，思乡的情绪就没那么浓烈了。我也很想家，想念家乡熟悉的一切，但是这份乡愁少了乡音这条媒介，似乎更难以排遣了，每当和家人打电话时，奶奶用方言呼唤我的乳名“雪儿”，我的胸口像堵着石头一样难受，生硬的普通话不足以表达我同等的思念，但距离让我找不到比乡音更便捷的方式，毕竟方言是除了家乡特产以外最具象化的媒介，也是一个地区文化圈最有凝聚力的文化符号。当我行走在兰州的街头，听着兰州的方言，我感到无比地陌生，本以为地理位置上离得不远，方言也会很接近，但没想到我在兰州像一个真正的异乡人，在语言上找不到什么归属感。

　　这时的我才明白，乡音不再只是我小时候眼中土气和“下等人”的象征，它更是一份回忆和一种文化，它连接着我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能给予一个出门在外的游子最需要的归属感。广东同学的粤语口音中有海风的味道;重庆同学的川渝口音中带着辣椒的呛味;江西同学的客家话抑扬顿挫，我一个字也听不懂;苏州同学的吴侬软语像桂花糕一样香甜软糯。她们的普通话里带着广东的海风、川渝的辣椒和苏州的糕饼香气，让人一闻便知客从何处来。当讲闽南语的福建同学一字一顿地把普通话中应该读轻声的字念成原声调时，当东北同学不经意地用相声小品里经典的东北腔讲话时，当四川同学用四川话讲笑话逗得人捧腹大笑时，我第一次发现讲方言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有些话用方言讲出来，比普通话更生动有趣，也更真实。普通话像摆在橱窗里的昂贵摆件，闪烁着细碎的被精心打磨过的冷光，美丽但生硬，充满了距离感;而方言更像是路边小摊上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小饰品，各有各的美丽，各有各的精彩，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当他们得知我的家乡在哪后，都表现得非常惊讶，因为我没有乡音，标准而官方的普通话阻断了我与家乡之间的骨肉连结，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人的性格和禀赋都与他所处的地域密不可分，因而不会方言也掩盖了一部分真实的我。心理学认为人的性格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种是由出生和成长环境决定的感性体验，它与我们的情感初始体验和潜意识有关，也影响着我们初始性格的形成;另一种则是在社会的规训和教化之下形成的社会人格，它使我们变得社会化，就像普通话对我们的规训一样，为的是把我们打造成社会中一颗合格的螺丝钉。在现代汉语课上，老师留了一份作业，要求大家用自己的方言给一个句子标上声调，这是多简单的作业，不用花什么心思就能完成，谁能没有自己的方言呢?既然每个人都有家乡，有家乡就应当有方言，况且老师默认了每个人都应当会讲家乡的方言。可是我不会，我是一个不会讲方言的人。那次的作业我完成得很局促，对方言的价值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认识之后，我对于方言和普通话的看法有了改变和反思。《现代汉语》教材中写着：“方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蕴含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应当保护它。”在近些年的官方意识形态中，提倡保护方言代替了前些年“一刀切”废除方言推广普通话的政策，但是这样的提倡在民间收效并不明显。在我上大学之前生活的那个地域文化圈里，没有人质疑普通话是比较高级的事实，说普通话的人是受过良好教育和干净体面的标志，也许这一点并没有错，但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比较高级，似乎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这一代需要十几二十年来用普通话读书，离开那个原来的方言文化圈，移动到更多人讲普通话的城市，过着讲普通话的生活，才有机会听闻人们用普通话辩析，方言和普通话是不分高低贵贱的，方言也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自己的方言。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方言正在消亡。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文字是间接的说话，且是一个不太完善的工具。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越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越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越有限，于是语言也愈趋于简单化。”用得少的工具就会被淘汰，冷门的工具更是如此。随着时代的变化，熟人社会不断被打碎，游子外出越多，归来的却越少。尽管我们交流沟通的越发频繁，留给方言的世界却越少了。没有人让我们张开嘴说方言，也没有人让我们回忆起熟悉的土地，唤醒那片久违的情谊。我们总会觉得孤独，是因为我们总以游子的心态，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用文字和普通话沟通，方言无处使用，那一份情感纽带便越发成了一条纤细的线。我们对方言总是充满了刻板印象，觉得它不够高级体面，可是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又在急切地呼吁着大家保护方言，这是社会不同群体和不同需求的割裂。只有刻板印象被打碎，方言才有留存和传承的可能。当我终于结束了一学期的学业，拉着行李登上回家的列车，在走出车站的那一刻，站台出口的列车员用浓重的乡音喊着“不要拥挤，刷身份证出站”的时候，我的耳朵比眼睛更早地感知到了故乡的迫近。曾经的我对于自己的出生地——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就像对待这片土地上的方言一样，我不接纳它们，只想早点逃离，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乡愁与乡音纠葛在一起，它们不可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