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勤快者统计，《诗经》总共三百零五篇，其中，二十五种野菜被四十三篇诗文提到。三千多年前被提到的这些可食用的野菜，经过长期味觉规驯和栽培淘汰，一些已经广泛栽培，成为餐盘里的常客，如谖草，即萱草，民间叫黄花菜。一些徘徊在野生和栽培之间，如荠菜和蕨菜。野生荠菜虽然有时令局限，但味道更加鲜美。一些索性以野生为主，如莱、蘩、芣苢。因为是野生，接地气，深入民间，于是这几种野菜又有了地方性称呼。比如西安一带可能会把荠菜叫芨芨菜。芨芨菜不是芨芨草——芨芨草是一种质地坚韧、生长在沙土和草滩上的植物，幼苗可作牲畜饲料。前年夏天，在弱水河边第一次见到芨芨草，来来回回的路上都是其茂盛摇曳的身姿。而“南山有台，北山有莱”的莱，现在普遍叫灰灰菜，也曾叫藜，许多地方的野地里能见到，但我严重怀疑它的老家在西北。据我所知，只有西北的方言才如此热爱叠声字。蘩，就是白蒿，著名的青蒿素是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借由青蒿提取出来的药物成分。青蒿素的主要功效是通过抑制恶性疟原虫生长，降低疟疾患者死亡率。蕨菜倒没听过有什么特殊的雅俗号。芣苢变化最大，车前草的名声显然远远大于芣苢。记得苏州有个诗人叫车前子，应该是笔名，不知道是不是由车前草而来。车前子的诗不错，苏州出诗人。

　　其他的不了解，荠菜应该是从《诗经》开始，走进中国人的书写历史。没错，“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这句有名的评语出自《国风·邶风·谷风》。这是一首接近叙事体的诗歌，以弃妇口吻，叙述被弃之伤之苦。《邶风》一共十九篇，都是邶国民歌，也可看作殷商遗音。邶国是周武王伐纣后纣王之子武庚的封国，在今河南淇县北、汤阴东南一带，因为存立时间短，留存资料少，《诗经》所录就极为珍贵了。比如我们通过《国风·邶风·谷风》，不仅可以了解殷商故地的婚姻制度和女性地位，也可以约略了解当地的种植业状况和人类的食物结构。民以食为天，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一直在为怎么吃饱和怎么吃好努力，能够带领大家采食狩猎者往往成为头领，比如神农氏。食物，尝过吃过，也记录在案，以期分享。早期的文字与今天的文字一样，记录是第一功能，其次是言志抒情。《诗经》里的《国风》尤其典型。《国风》经采诗官甄选和编辑，留下文人化和文化化的痕迹，但老底子还是民间流传的歌谣。根植于民谣的《国风》，大多朗朗上口，适合传播。从写作技法角度，赋比兴是《国风》对《诗经》，也是对中国诗歌做出的最大贡献。比如《国风·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马虺。”从描写采摘卷耳起兴，类比到人，到马，然后议论抒情。《国风·邶风·谷风》也如此，“谁谓荼苦”谈的是食物的滋味，抒发的是被另有新欢的丈夫遗弃的女性对于生活的体会。“谁谓荼苦”的荼，如今通常都被解释为苦菜。手头有本《万物有灵：〈诗经〉里的草木鸟兽鱼虫》，收录了日本画家细井徇绘制的一百九十六幅画，古今对照，图文并茂，总体来说不错，但也有不足，对于有些知识点的处理简单粗暴，文字编辑不够细致。隐蔽在“草部”的“荼”，在画家的笔下是一束开着小黄花的苦菜，不能说是错误，但至少不够严谨。其实，唐之前并没有“茶”这个字，“荼”也作“茶”，《尔雅·释木》就有“槚，苦荼也”一说。茶的前味是苦味，也叫苦茶。苦菜也好，苦茶也好，“荼”进入食谱之后，反正是以苦出了名。而“其甘如荠”褒奖的是荠菜的甘甜美味，荠菜的受欢迎程度，看来要前推到距今三千年的周晚期中原一带的餐盘了。

　　当然，茶也有甜味，茶的甜味叫回甘，是茶水入口滞后几秒的反应。回甘是客观存在，并非好茶者的主观臆想。怎么判别茶的好坏、可口与否，有无回甘是重要指标。品茶师也是有科学指标的职业。去年在青岩古镇碰到一位年轻的品茶师傅，对茶的研究颇多，卖的茶也不错，好像叫都匀毛尖，都九月了，还有回甘。人间将入四月天，春茶该上市了吧?

　　采摘，在狩猎之前，是食物的主要来源。“果腹”一词大概也由此而来。食物在最初，光能果腹不行，还要强身健体。据说当年神农氏尝百草就是以此为标准。食物在物质极大丰富时，才有可能既完成果腹之需，同时满足美味之好。好吃，有营养，就是餐盘里的宠儿。中国地大物博，餐盘来源丰富到令人瞠目，所以中餐和中医都提出食补、药膳。有经验的老中医开药方时，通常兼顾药膳和食补。在药膳和食补长长的单子上，列在C位的，往往都是生长在大自然里的植物，草、木、果、菜、米均归类入列。西药基本上是从实验室和工厂里产生。这是中药和西药的一个明显差别。中西药区别也是这个春天的议题。作为蔬菜的荠菜，在中医的笔下是一味药方，可以健胃降压。唐代孙思邈写《备急千金要方》一书时，荠菜的药用功能就已被多次记录在案。“三月三，荠菜赛仙丹”，这句民谚讲的是荠菜的营养和药效。农历三月初三，正是清明前后，泥土被第一场春雨润湿，各种植物，包括荠菜，扒开松软的土壤，冒出嫩芽。掐尖吃嫩，进入餐盘和中药铺，荠菜凭借的是实用功能。等到荠菜开花，一定是过了清明，下了数场春雨之后的事了。荠菜花真正登上审美殿堂，恩主大概是辛弃疾。经由辛弃疾的妙笔，荠菜花美名远播，也在诗词歌赋里，每个春天都被记取。

　　诗词歌赋，今天看来区别似乎很明显，这是文学类型细化的结果。早期的诗词歌赋是一母所生。词是文人在歌筵酒席上写出来交付歌伎合乐演唱的文字，先是小曲、小令，后有长歌。随着小曲、小令、长歌的生长，词的音乐性不断强化，并产生了各种词牌。词牌是规定格式，相当于五线谱的各种“调性”和“节拍”，所以写词也叫填词。所谓“填”，有按规则出牌的意味，韵辙句读包括字数都应遵循不同词牌的要求。

　　辛弃疾写荠菜花的两首词都用了《鹧鸪天》，这个词牌的特点是每首五十五字，上下两阕都押平韵，像两首七绝联袂而成。宋词的词牌大多只做形式的文章，至于内容，反不做强行要求。比如《鹧鸪天》，包括晏几道、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在内，几乎各大词家都写过，题材也应有尽有。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许多词人形成了自己的词牌偏好，比如苏轼似乎最喜欢《江城子》，而《鹧鸪天》虽由小晏立韵定款，但辛弃疾应是《鹧鸪天》的“死忠粉”，一生总共写了七十二首，将广阔的情感和丰富的经历带进了《鹧鸪天》。做人要老实，为文须放荡，大概说的就是辛弃疾这一类文人。做人老实是说做人要有原则，为文放荡是说写作要敢于创新。写作的创新，首先是认知的问题。辛弃疾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叫《美芹十论》，似有同工之妙。“献芹”当然典出《列子》，但用“美芹”作为重要时论的题目，也只有辛弃疾这样的文章高手才能想得出来。写田间溪头的这两首“荠菜花”，同样一反惯性，不拘大俗，不仅将农人视角和田园风光堂堂皇皇地引入诗词之堂，而且敢于创造美学新形象。

　　一首是《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另一首是《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多情白发春无奈，晚日青帘酒易赊。闲意态，细生涯。牛栏西畔有桑麻。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春”“雨”“平原”“陌上”“牛”“酒”等属于典型的田园意象，两首词都用到，但两首词的意境整体构成还是有微妙的差别。表达细微的情感和差异，也是文学的魅力。同样景物，入了不同的眼，生出不同的感受，产生不同的表达。境随人迁，这个好理解。相同的人，不同的境遇下，对于同样的景物也会有不同的感受。这个不同的境遇，有时是节令，有时是心绪。比如“春入平原荠菜花”，写的是荠菜花普遍盛开的繁茂情状。“春在溪头荠菜花”从节气上要稍早些，诗人的心境表达也有明显差别。春深时节，禾苗入土，春蚕织茧，农人已经没有刚入春那么忙了，喝喝酒，访访亲，可以稍稍享受一下夏收前短暂的闲适。细节决定好坏，《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这首词属于“情绪饱满型”，没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没有同理心，是写不出来的。《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写于淳熙八年(1181)，是辛弃疾遭遇弹劾隐居江西上饶带湖之初所作，由“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这些细节可知，“春在溪头”的时令要比“春入平原”略早一些。在湿润的溪头，不经意间看到不与桃李争春风的荠菜花开了，诗人心中一惊，起了波澜。这个波澜既可以朝惊喜的方向发展，又可以朝感伤的一面走。柔桑嫩芽，细草黄犊，桃李盛开，都是春信。这是惊喜的基础。春雨绵绵，桃李零落，有经验的农人看到荠菜开花，知道荠菜老了，将退出食物舞台。这是感伤的由来。人到中年，又被免官闲置，抗击金兵收复家园的壮志实在难酬，睹物伤怀，诗人联想到胸中大志和自己的这一处境，写景状物也不免会着相。这首词也被称作《鹧鸪天·代人赋》。“代人赋”，顾名思义，酒筵聚会代人所作。这是辛弃疾初到带湖交际所需。居住日久，在江南温煦美好的时光里，诗人慢慢体尝到农家之乐，虽然“多情白发春无奈”，但开始有“闲意态，细生涯”之感，第二年，也就是淳熙九年(1182)，写《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时，心境明显变了，“春入平原荠菜花”构成春和景明、欣欣向荣气象。《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的结尾，结在“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是忧伤的降调。而《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的结尾，则结在“牛栏西畔有桑麻。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洋溢着饱满的生活乐趣，是升调。一降一升，两首词都流传了下来。

　　研读唐诗宋词，于文于人，大概不喜欢辛弃疾者不多。辛词从“三观”角度属于绝对正统派。什么是正统派?即言行举止符合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对于“士”这个阶层的要求。这个要求在不同时期会有所变化，但有一个基本门槛，即忠义、坚韧和友善。从北宋到南宋，有三个诗人，在我心中是有磅礴的丈夫气和慷慨的英雄气的，一个就是辛弃疾，另两个是苏轼和陆游。陆游单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多喜欢辛弃疾，各高校古典文学课上，辛词也是讲述重点。大概是因为辛弃疾“文武双全”，能够寄托千古文人的侠客梦吧。辛弃疾跟苏轼有相似之处，心中始终都有凌云壮志，才气同样足，性情同样豁达豪放。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在战乱年代，这种不如意，往往就不是一个人的不如意，而是一个家庭、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不如意，或者说一个人的不如意与外部大环境紧密相关。越是大的不如意，改变起来越困难，这就是逆境。逆境能测试一个人的抗压能力，也能诠释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话虽如此，但对于具体的人，逆境往往难挨，何况许多人即便经受住各种考验，也没有迎来人生的转机。逆境乃至不如意，这是历史的真相，具体到个人，也是人生常态。如何处逆境而不易初心，是对人性的锻造和考验。苏辛二人在不如意中活出了境界，令人感佩。什么境界?不怨不怼，志向始终如一，持微火，有恒温，能发光。历朝历代有才华者多，有正大气象的人少。所谓正大气象，即善于发现生命和生活中的光亮，并能于逆境中创造光亮，用今天的通俗表达，就是自带正能量。这样的人是历史的实践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鲁迅所说的“民族的脊梁”。民族的脊梁，每个历史时代都会有，都很难得。

　　近年来，不断有各种出版物怀念宋，这是当代人依据个别现象和数字对宋进行的艺术想象。宋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朝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最初的工商业市场要素的萌芽，书画艺术类型的丰富，等等，是今天能数得出来的巨大好处。数不出来的好处，要凭借想象。只是任何想象，包括艺术想象，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宋在北方游牧民族辽、金长期的武力夹击下，国土被占，皇帝被俘。事实上，不生活在宋代，是断断不能理解那种战火频仍、国土分裂、故乡在远方的深切痛苦的。中国广大的土地和悠久的历史，都是以农耕文化为主角。农耕文化是有根的文化，流离失所是农耕文化最深切的痛苦。宋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固然与印刷术、工商业兴起等因素有关，有时候也想，宋词的细腻隐忍以及绘画艺术的工笔和秾丽，是不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向内转”，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表现?当然，宋词的这种审美特质以及长短句形式，在叙事以及表现具体的人性和人情方面，比唐诗灵活、生动、有优势。处在唐诗的时间下游，如果继续走厅堂教坊旧路，在文学史上，词也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不会成长到与唐诗比肩。诗是名门闺秀，传统深厚，名家名作历朝历代都有。与诗相比，词只能算小家碧玉，起初只在教坊和厅堂的Party中流传，但宋词遇到了“宋”这个复杂丰富的大时代，命运发生了转折，小曲浅唱变成了长歌当啸。宋词能够独立门庭，一个原因是形式创新，另一个原因是名家名作的传播影响。大量作品可能都是庞大的塔基，脱颖而出的一点点就是塔尖，名家名作是塔尖上的尖。有名家名作才有传播力。一种文体的兴起，最终还是要凭借创作，才能达到峰值的高点。宋词在创作上的开阔壮大，要感谢苏辛。苏辛二人不循旧例，通过个体的艺术实践，对词的题材和美学风格进行了突破性的改造，不仅用“旧瓶”装了“新酒”，“为我所用”，而且呈现出新相。因为苏辛二人另辟蹊径的创作实践，并成为豪放派的代表，宋词才有可能呈现出丰富的美学品格。

　　优秀作品往往是副产品，是怡情养性和应酬交际之作，是歪打正着。对于古人来说，正科还是读书，学而优则仕。辛弃疾有天赋才华，出可为将，入可拜相，词文俱佳。辛弃疾一生未竟的政治抱负就是领兵抗金复宋。这个政治抱负既是个人的抱负，也应该是南宋朝廷的抱负。辛弃疾由家乡历城起义反金，南渡，向南宋当朝皇帝献上《美芹十论》，力陈抗金复宋之方式方法。以“芹”为美，是辛弃疾的一厢情愿，并没有获得主政者的认可。之后，辛弃疾一直在从四品这一尴尬职位上徘徊，甚至被软弱偷安的南宋朝廷以各种理由闲置了近二十年。“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舞台小，机会少，辛弃疾的壮志难酬，是因为与周边偷安的整个大环境不同步。故而，以文名世，注定不是辛弃疾的人生理想。对这样一位有着英雄情结的直男来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才是生活常态。苏轼被党争牵连，辛弃疾则因为“出身”不被信任。苏辛政治命途坎坷，但又都是洒脱之人。所谓洒脱，既能实事求是，又可以超越世俗羁绊，不为物拘。这种洒脱，是性格天赋，也是世界观驱动之故。用叶嘉莹先生的话来说，读辛词要联系辛弃疾的身世，否则会落掉很多东西，“苏辛二人的词都是摆脱了那种绮罗香泽、剪红刻翠的作风，而抒写自己襟怀志意的”。

　　知人论诗，深以为然。于是，在柳永手中是玫瑰的词，在辛弃疾的笔下成为杀敌无数的剑。特别是南渡以后再没有机会重上战场，长短句成为记录沙场点兵、抗金杀敌理想的文本，对于战场杀敌的怀想，在残酷现实面前的惊醒，收放扬抑轻松自然。词在辛弃疾的手里，是花样百出的筐，没有形式和内容的系缚，既高唱“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也悄吟“倚东风，一笑嫣然，转盼万花羞落”，还歌颂“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都是辛弃疾的现实关怀。政治现实、情感现实、生活现实，都根植于创作主体的真实体验。所以，叶嘉莹先生在《唐宋词十七讲》一书中专辟两章讲论辛词时说“是用他的生命来写他的诗篇的，用生活来实践他的诗篇的”，说的是杜甫，用在辛弃疾身上也完全合适。想来这也是符合中国文化的“正统”的。叶先生晚年从海外归来，长期在南开任教，也是蛮有性格的选择。她那一代的学者，或者说她的在海外的朋友们，想回来的人不是没有，但真能下决心回来的人很少，毕竟这是一种彻底的改变，许多人还是不能舍弃许多具体的东西。所以，叶先生虽是一介文弱书生，还是女流之辈，但身上有丈夫气，拿得起放得下，骨子里流淌着一腔热血。有这样气质和这样经历的叶先生，讲论另一个女中豪杰李清照的词，却过于简单和干硬，缺乏代入感和同情心，不生动，不如辛词讲得好。比较起来，吴小如先生的《古典诗词札丛》更好看，我个人更喜欢。

　　辛词确实值得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辛弃疾属于“一根筋”，政治抱负如此，创作也是这样。辛弃疾一生只写词，不写诗，并且把词这种长短句的艺术空间拓展到极致。这种极致包括风格的多样性。贬官闲居是辛弃疾的下沉时期，持剑的辛弃疾拿起了镰刀和斧头，直接下沉到田间地头，生活际遇赋予经验和体验，生长出《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类被认为具有经典范儿的辛词。“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好词如同美人，气息贯通，节奏自然，是基本要求。用词用典出人意料，余味隽永，是高标准。辛词的一大特点是有影视画风，读辛词，听觉、嗅觉、视觉都需要调动起来，都会被刺激和重构。

　　诗教传统，今天看来是断了。今天的中小学课本，往往把诗词歌赋教成了识字课，诗词歌赋里最美的东西比如音韵节奏被误读，最有价值的精神气质被忽略。小学生们可能还背一背“床前明月光”，高中生连鲁迅的文章都读不通了。读不通的不只是语言，还有一种气息。唐诗宋词藏着的道理、敛着的精气，大概也难以为继了。有经验的主政者会从民间流传的诗词歌赋中读到“青之末”，会产生警惕。可惜鲁迅被逐出中学教材之后，许多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还给予点赞，他们大概没有意识到这是精神传统的断裂。这个精神传统，从《诗经》来，从《离骚》来，从唐诗宋词来。

　　比如陆游，这位南宋时期的另一位大诗人，诗词歌赋全才兼备倒是其次，最可贵的是贯穿其一生对于国家和平统一的热望，让我们读得热泪盈眶。陆游与同时代稍晚一点的辛弃疾，都是“铁马冰河入梦来”的主战派。主战派在南宋是悲剧。出版物里多在书写宋徽宗，大概没有人会想起那个时代的英雄气短、壮志未酬了，恐怕也无法理解“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的无奈了。

　　植物开花通常都是“窈窕之年”。有些植物甚至是先开花，后长叶子，比如蜡梅。墙角庭院普遍盛开的玉兰也是先开出大花朵，然后慢慢地长出叶芽。桃李也好，玉兰也好，蜡梅也好，开花的季节也是一年里最好的时期。荠菜不然。荠菜是中年开花，开花荠菜，从食物的角度已过了鲜嫩时期，不好吃甚至不能吃了。从四月到六月，长江流域，垄上田间，阳光照得到的平原，阳光照不到的沟渠，尤其是雨后，荠菜跟新韭、春笋一样纷纷破土而出，低低矮矮地齐着泥土生长。大枝的荠菜要比细叶的早一二十天开花。大枝的量少，主要分布在松江一带。其他地方能看到的大多是小枝，小枝的花更细密。大概成为食物的植物，由于实用功能突出，审美功能可有可无，会不断地退化。这是一种生长暗示。与鲜艳的果实、枝叶相比，蔬菜的花反而越开越小，颜色越来越淡。星星点点的荠菜花，被发现时已是中年，发现者也人到中年。人到中年的词人，阅历多样，透过似锦桃李，看到荠菜花朴素到近乎尘埃的容颜和繁荣的生机。荠菜从外形看，花叶都不特别，属于典型的心灵美。将荠菜花写进诗词，放大，着情，形成“春深”、“春茂”以及“春伤”之象，非大师不能为也。这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文艺学的一个命题：写什么和怎么写。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写什么，有时候是视野，有时候是趣味。趣味有时是天性，有时由视野决定。比如都喜欢写《鹧鸪天》，小晏的词和辛词趣味迥然不同。当然，如果不是生逢“乱世”，不是从北方来到南方客居，不是一直屈才于从四品小官职位志意难酬，不是对民生疾苦有直接感受的机会，辛弃疾能不能看到并写出荠菜花，也很难说。

　　植物包括花一直是诗词主角。说到花，其实也有阶层和等级，有入流不入流、入诗不入诗之别，主要依据其跟人类的亲疏关系。堂前庭院常见的花，比如“四君子”，可能就常入诗入画。常见的花，长期被种植和被栽培，从审美的角度，已经从野生状态中脱离了“低级趣味”。没有被选中，还在野地里“兀自开放”的是野花。过去有首流行歌曲，叫《野百合也有春天》，吁求和表达平等意愿。吁求归吁求，小野花的春天还是常常被忽视。

　　有时候，经历才决定趣味。写作需要下沉，需要生活。写作职业化之前，吟诗填词不能当饭吃，可以换来饭票的是在朝为官，出门打仗，或者开个中药铺悬壶济世，也可以传道授业解惑当先生，当然还可以留在土地上种田。于是，在朝为官者可能就写出了台阁体，戍边打仗者顺便写出了边塞诗，罢官下沉者如辛弃疾在田园风格上有了开拓。这种收获，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是一种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