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公元2000年，基督教世界的第二个千禧年，原本隐含的是末世的意味，结果却被流行文化炫为最时尚的风潮和烧遍全球的喜庆。

　　人类步入新千年，同时也跨入了21世纪。汤因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登峰造极的学术成就和名冠世界的学术声誉，让他的名字成为那个时代学术界的象征和符号。1972年，他曾这样预言21世纪：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如果有来生，我愿意生在中国。

　　然而20世纪之交，1900年的中国几乎让人绝望，一败再败，败到怀疑自己怀疑祖宗。好在千疮百孔的只是山河，而精神与文化并未泯灭，救亡复兴赖以爆发的能量依然深厚而强大。倥偬之间，又一个百年又一个轮回。这次，中国充满自信、喜悦和期待迎接自己的21世纪，并将此视为新纪元、新征程的开始。

　　这年暑假，王建新团队正式踏上寻找大月氏之路，对他们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新的开端。踏出这一步，他们开创了自己的两个第一，国内首次以考古手段寻找大月氏文化遗存，西北大学考古学科首次系统开展游牧文化的研究。

　　寻找大月氏的目的地当然要锁定在河西走廊西端，因为《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月氏最初行牧于“敦煌、祁连间”。而锚定的研究对象则是墓葬，因为按照国际考古学界的常规，大家认为游牧人群逐水草而生，居无定所，能够留下的遗迹不过墓葬而已。

　　20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7月29日，“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会议开幕之前，王建新与自己的老朋友日本茨城大学教授茂木雅博相约，花了一周时间仔细参观了敦煌莫高窟。茂木雅博是位非常友好的日本考古学家，他在西北大学设有奖学金，后来还将自己的一部分藏书捐给了西北大学文博学院。8月3日会议结束后，他们从敦煌到兰州考察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

　　共有四人结伴而行，王建新、茂木雅博、茂木雅博的中国留学生孙晓岗，以及一名日本女研究生。奇缘邂逅，好像天意注定，四个人都属蛇，茂木雅博比王建新大一轮，王建新比孙晓岗大一轮，孙晓岗又比那位日本女学生大一轮。这迅速拉近了大家的关系，四个人都很在意而且十分珍惜这样的缘分，这趟旅行从一开始就充满愉悦和趣味。相同的专业领域，相同的学术志趣，他们有聊不完的话题，每当有人贡献新的观点和新的史料时，整个车里都充满兴奋和激动。河西走廊燥热的夏天，烘热了四处飞扬的灰尘，晒蔫了杨树和庄稼，却并没有让这一车人感到丝毫的旅途劳顿和夏日困乏。

　　他们从敦煌到玉门，过嘉峪关、酒泉，再到张掖、山丹、武威，最后抵达兰州，沿路参观和考察了几乎所有的博物馆和重要遗址。王建新更关心河西走廊上公元前后的文化遗存，还有这里的山川河流与自然环境。

　　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紧密相连的名称，是一个地理学词汇，却蕴含着更为厚重的历史文化意义。

　　河西走廊因位于黄河之西而得名。从兰州向西钻出重峦叠嶂的乌鞘岭抵达古浪县，眼前豁然开朗，一个巨大的平川延伸至视野的尽头。南边是嵯峨的祁连山，铅云、雪峰以及黛黑色的山峦，阴冷阴沉。北边是一溜土墙般的山带，当地人叫北山，往西到张掖以北，被称为龙首山，龙首山以西是合黎山，合黎山以西是马鬃山，这条山带将北边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阻隔在外，风沙把它们侵蚀成亘古荒凉的残垣断壁。祁连山与北部山带之间的平川就是河西走廊，走廊的西口与塔里木盆地相接，而东边尽头正是乌鞘岭。

　　河西走廊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下，属于干旱半干旱区，滋养她的是祁连山上丰富的冰雪融水。自东往西依次排列着四大内陆河水系：石羊河水系、黑河水系、疏勒河水系和党河水系，清澈甘洌的河水冲出祁连山的各个山涧，在扇形的冲积平原和洪积平原上浇灌出肥沃的武威绿洲、张掖绿洲、玉门绿洲和敦煌绿洲，她们义无反顾地奔向荒漠深处，在不断跋涉中耗尽自己，荒漠戈壁中最远的一抹绿色是她们最终香消玉殒的地方。

　　对于西北地区，许多人有一个刻板的认知，那就是这里的干旱是绝对的干旱。其实并不然，西北地区海拔较高的山地，比如祁连山、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高原各山，它们的降雨量并不少。来自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水汽或多或少都能到达这里并积聚成厚厚的积雨云，这些积雨云的裙裾拂过高耸的山岭和起起伏伏的峰峦，降下甘霖般的雨雪，滋养着雪山、草甸、松林和牧场。祁连山的年降雨量达277毫米至600毫米，迎风坡的降雨量不低于400毫米。就连位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分界线上的阿拉腾山和雅布赖山，虽然地处沙漠深处，但夏季降雨量依然可以在山间的沙土地上润绿成片的草场，在山坡的岩缝里唤醒榆树的碧绿。所以西北地区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不同于东部大平原农业文化形态的另外一种景象，那就是以山地为中心，以山地水系为纽带，以山间牧场和山前绿洲为生存空间的生态和文化风貌。

　　所有从中亚前往长安的道路，无论沿着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缘而来，还是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而来，抑或是沿天山北麓准格尔盆地南缘而来，最终都要汇聚在河西走廊上。河西走廊几乎成了“丝绸之路”的代名词。

　　这条路是“商业贸易”之路。丝绸是重要的商品，但绝不仅限于丝绸。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产自昆仑山的玉石，产自印度的象牙制品，产自阿拉伯和伊朗的香料，产自罗马的玻璃制品，产自中国的丝绸、布匹、瓷器、铜镜、漆器、铁制品，在这条线路上大规模交易，巨额的财富和税收，让周边所有的统治者都垂涎三尺。

　　这条路是“文化交流”之路。琐罗亚斯德教、佛教、景教，以及佛教造像艺术、西域乐器通过它传入中原，而中原的佛学思想、儒道思想、礼教政制，以及工笔画也传播至西域。正如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之后才能隆起喜马拉雅山一样，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才更有利于新的思想文化的孕育和创新。

　　这条路是“技术交流”之路。新的农作物经此传入中原，公元前2000年新石器晚期，小麦就通过这条路传入中国，河西走廊、黄河上游和关中平原是最早种植小麦的地区，相比于粟米，小麦产量高、热量大，可以供养的人口更多，而人口是征战的基础。周、秦、汉、唐统一中国，都以渭河关中平原作为根据地。西汉时代，苜蓿、石榴、胡萝卜传入。苜蓿对于战马，就像油料对于坦克，这种平常的草本植物却推动了一次军事实力的极大进步。冶铜、冶铁技术，战车技术也由此传入。中国人将这些技术消化吸收之后，根据自己生活生产的需要，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然后又反哺至西域。缫丝、冶铁、灌溉、造纸、印刷等等技术通过这条通道传播至欧亚非。

　　然而在古代，河西走廊成就的并非自己，而是千里之外的长安城。

　　许多人到现在还认为，长安被选作周秦汉唐的都城，主要原因在于四关守长安的军事价值。其实这并非唯一的因素，甚至是最不重要的因素。

　　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看，中国有两条重要的区域分界线。一条是南北分界线，即秦岭淮河一线。另一条是东西分界线，即胡焕庸线，也就是阴山、贺兰山、六盘山、横断山一线。这两条线不仅仅是气候分界线也是地貌、水文、植被、生态、人口的分界线，最为重要的，它们还是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行为的人文分界线。而这两条线交叉之处，恰恰就在长安城所在的关中盆地的西边，古代称之为关陇地区。长安处于北方的最南边，东方的最西边，从文化角度来讲是东西南北汇聚之地。统治和驾驭的前提是理解和包容，这里的理解指的是生活理解和文化理解，这里的包容指的是习俗包容和价值包容。长安，长治久安的基础是有容乃大，有开必先。

　　这还不算什么，长安的地位更有丝绸之路的加持。因为丝绸之路，长安成为中国的财富中心。因为丝绸之路，长安成为中国的技术创新中心。因为丝绸之路，长安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和学术中心。周秦汉唐，长安城的思想观念、知识技术、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一直在引领全国。

　　成也丝绸之路，败也丝绸之路。

　　唐代中期以前，海洋对于人类的认知和经验来说是畏为险途的黑暗之处或者灰暗之处，欧亚大陆的交通依然以陆路“丝绸之路”为主，这个时期的长安城繁华阅尽。唐朝后期，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推动海运逐渐兴起。到了宋代，长江以南地区的开发和海运的发展并步前行，司南的发明和季风规律的发现，让远洋航行成为可能。速度快、载重大、关税少、成本低的优势让海运贸易异军突起，以海洋线路为主要通道的东西方经济、技术、文化交流跃为主体，陆上“丝绸之路”迅速走向衰落。全国商贸中心，文化与技术的交流创新中心逐渐东移南移，东南沿海城市迅速崛起，长安城从此没落不再复往。其实，纵观上海的发展历程，从中或许可以窥见当年长安城繁荣的原因和密码。

　　河西走廊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使它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

　　中原政权最早并未控制河西走廊。秦代最西的疆域在乌鞘岭以东的洮河流域，那里置有陇西郡，当时的河西走廊被月氏控制。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几次击败月氏，夺取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

　　大汉帝国经过“文景之治”之后国力强盛。人口从汉初的1300万增加到3600余万。鼓励民间养马的“马复令”颁布之后，战马数量迅速增加。雄厚的赋税收入和义务兵役制的推行，使大汉帝国供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冶铁技术不断被改进，经过反复锻打的“百炼钢”已经出产，钢铁冶炼技术被应用到兵器生产之中，部队普遍装备了钢制环首刀和钢制戟戈。大汉已经全面超越匈奴。匈奴几乎没有常备军，除过少数近卫军外，大多数是战时为兵闲时放牧的牧民，精于骑射的他们，单兵战斗力确实很强，但整体战术素养却无法和汉军相比。匈奴的兵器也落后一个代级，仍然停留在青铜时代，以铜锤、铜斧、铜刀、铜戈为主。战端未起，胜负已决。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大将卫青北出云中，夺取了河套地区，汉朝设置朔方郡。而一年前，逃亡中亚的大月氏已经占领了大夏巴克特里亚的国土。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歼灭浑邪王的部队，夺获河西走廊。匈奴哀嚎：“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投降汉朝。大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凉州四郡。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霍去病率军北进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部大战，歼敌七万人，一直追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在此举行了祭天封礼，然后扫荡到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才班师。此战之后，匈奴一蹶不振。

　　经过汉武帝、汉昭帝两代人对匈奴的征战，到汉宣帝刘询时代，大汉逐渐控制了天山南北各个绿洲。公元前60年，大汉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汉宣帝任命郑吉担任第一任西域都护，大汉帝国完全控制了“丝绸之路”东方段。

　　沿河西走廊一路而来，当年大汉和匈奴之间的烽火狼烟早已消散。浩渺的大漠，奔流不息的河水，绿洲上的泥舍炊烟和饮食男女，并没有记住那些立马横槊、万里封侯的英雄们，关于他们的往事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传说，像烟尘一样时有时无地盘旋在沙漠戈壁之上。

　　王建新发现，河西走廊上的文化遗址大多是汉代以后的城堡、墓葬和石窟遗址，也有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特别是山丹的四坝滩遗址和武威的皇娘娘台遗址，让人印象深刻。但考察过的地方却并没发现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游牧文化遗存，这多少有点让人失望。

　　8月9日黄昏，一行四人到达兰州，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赵雪野已经等候多时。高大魁梧的赵雪野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1982级学生，他们班是王建新参加工作后带过的第一届学生，王建新还担任他们的班主任。晚宴必不可少，因为有远道而来的客人，有多年未见的老师。兰州的风味美食，河西走廊的美酒，白塔山上的灯火和黄河粼粼的波光，那晚的聚餐酒至微醺，意到浓酣。

　　安顿好客人，兴致不减的王建新和赵雪野聊起往事和现在的工作。谈到大月氏遗存时，赵雪野说道：“可能会有，敦煌县和安西县‘二普’的时候发现有疑似乌孙墓葬存在。”

　　乌孙，另一个与月氏关系密切的西北游牧民族。《汉书·张骞传》说到乌孙“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乌孙王的牙帐可能就在敦煌境内的党河下游一带。公元前177年前后，月氏攻击乌孙，杀乌孙王难兜靡，乌孙族人带着襁褓中的王子猎骄靡逃奔匈奴冒顿单于。从此两代人的恩怨在乌孙和月氏之间拉开了帷幕。

　　月氏与乌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集落在了敦煌。敦煌既然可能存在乌孙墓，那也极可能存在月氏遗存，这个机会岂能放过?王建新决定重返敦煌。

　　西土沟和潘西庄

　　8月10日，送别了老朋友茂木雅博之后，王建新给考古教研室年轻教师刘瑞俊打去电话，让他带上工具和设备从西安前来兰州汇合。刘瑞俊是1985级学生，比赵雪野晚三级，本科毕业回当地参加工作，然后又攻读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留在考古教研室工作。这个英俊帅气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小伙子，一直痴迷民族学和民族史的研究。

　　等人的这几天，王建新仔细翻阅了甘肃省酒泉地区的“二普”资料。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先后三次开展全国性文物普查工作。第一次是1956年，普查规模小，也很不专业，所以没留下多少统计数据和资料。第二次是1981年至1985年，这一次成果丰硕，数据和资料比较丰富。第三次是2007年至2011年，这次普查运用了信息网络、数字成像、GPS卫星定位等现代科技手段，普查资料更加完备、详实和细致。王建新当时阅读的“二普”资料，就是“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数据和档案，当时第三次文物普查还没开展。

　　两天之后，王建新、刘瑞俊、赵雪野三人从兰州到达敦煌。从何入手呢?他们讨论了一下，决定采取“调查为主发掘为辅，先调查后发掘”的工作思路和方法。

　　野外调查必须有交通保障，车辆必不可少。他们四处联系，但敦煌街头的司机们听说他们要搞野外调查，纷纷摇头，没有人愿意去。跟所有旅游景点的司机们一样，敦煌的司机们更热衷于接送游客，要么去莫高窟要么去鸣沙山，不但要价不菲，还可以沿路去几个旅游专卖店，顺手抽取一点提成，在游客参观景区的时候，他们可以停车休息，省心省油。跑野外马不停蹄非常辛苦还没有外快，而且敦煌的野外不是戈壁就是沙漠，对人对车都是折磨。有个司机高声强调，搞考古就要去莫高窟，那才是正经地方。表情自以为是而鄙夷。但王建新他们绝对不可能再去莫高窟，他们所考察的大月氏文化遗存，年代在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而莫高窟在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兴建，那已经是500年以后的事情了。

　　最后终于有一位师傅愿意接下这单活，车辆是有些年月的大切诺基，外漆面和颜色跟师傅的衣服一样灰暗而斑驳。从车盖的缝隙瞭进去，可以看见几段用黑颜色胶布缠接在一起的电线，车灯忽明忽暗是电流在不同颜色的线路之间艰难地脉冲。拉开车门，扑面而来的是陈旧的汗和烟的混合味道，座椅的面料和原色已经无法看清，臀状轮廓的磨痕证明这辆车曾经见识广大、阅臀无数。看车况，估计很难有游客光顾生意，所以也就只能跑跑野外了。还好，车子能正常发动，踩一下油门，车就呼哧猛地向前一窜，满满的推背感。刘瑞俊称赞其“大”而“切”，简称“大切”。

　　我国的地形从西往东，由高到低分为三个阶梯。祁连山是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和第二阶梯内蒙古高原的分界线，山脉的走向像一张拉满的弓，疏勒河正好在弓背顶部，祁连山从这里被分为两部分，东边的走向是西北东南走向，而西边是东北西南走向。

　　河西走廊西端就位于疏勒河以西，站在敦煌眺望，祁连山在城的东南方向。祁连山山地和山前浅山地带是阿克赛哈萨克族自治县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赛在历史上并非哈萨克族的牧场，20世纪初，新疆阿尔泰地区和东天山巴里坤地区的哈萨克牧民陆陆续续南下，将这里作为转场的目的地。1930年代开始，逐渐有一部分牧民不再返回新疆，居留此处放牧，1954年国家设立阿克赛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被玉门瓜州一线的河西走廊分割为互不接壤的南北两部，南部位于敦煌东南的祁连山里，北部的那块飞地靠近中蒙边境，叫北山或者也叫马鬃山。马鬃山是阿尔泰山、东天山和蒙古高原延伸至祁连山和青藏高原的桥头堡，是西北山地游牧系统里的重要一环。肃北的蒙古族到这里的时间也比较晚，南部祁连山地游牧的是蒙古和硕特部，他们在明朝灭亡前夕受到准噶尔部的挤压，从北疆迁徙而来;而北部马鬃山地区的蒙古族是清朝乾隆年间从伏尔加河流域东归的蒙古土尔扈特部。

　　祁连山里海拔较高，气候阴晴不定变化多端，就像牧场上脾气很坏的儿马，四处乱窜还喜欢尥蹶子。八月份的天气，前一刻是灼人脸庞的烈日，下一刻就是变成了利剑般的暴雨，天气切换得绝情而残虐。恶劣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百平方公里能够供养的人数极为有限，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人口只有7000余，哈萨克族占到一半左右，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人口也不过1万。这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除了偶尔能看见瘫在路边的玛尼堆或者敖包之外，再很难看到人造之物了。

　　驶出祁连山，眼前便是无边无际的戈壁荒漠，气温骤然升高，“大切”开始吭吭哧哧地喘气，好像一位老人，每前行一步都要拼出最后一口力气。没有空调的车厢就是一个烤炉，每个人流出的已经不是汗而是油了。“敦煌、祁连间”，如果按照现在的地理空间概念和汉字的字面意思，那么它所指的就是眼前的这片戈壁沙漠和身后的祁连山浅山地带，最多再算上气候恶劣的祁连山深处。

　　“这里真的存在过一个曾经强大到控制了丝绸之路，并让匈奴质押王子的月氏部族吗?”王建新疑惑了，月氏西迁之后尚有“控弦之士一二十万”，按每人身后五口之家测算，人口少说也有五十万之众，即便是秦汉时期敦煌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如此狭小的地理空间也不可能存活这么多人口的游牧部族。

　　敦煌城坐落在党河下游的绿洲上，这个绿洲比疏勒河下游的玉门绿洲和瓜州绿洲小很多，但因为丝绸之路，敦煌一直如同它的名字一样繁荣辉煌。

　　回到敦煌休息片刻，王建新三人上街散步。

　　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了一声：“王老师!”

　　回首一看，是刚刚擦肩而过的那群人。喊他的是一位浓眉大眼周正俊朗的维族小伙子，大约30岁左右。

　　看他回过头来答应，小伙子一步冲到跟前，拉起他的手说道：“王老师，真的是您啊，我是您的学生考古专业1989级牙合甫·排都拉，没想到在这里碰到您，太激动了!”

　　牙合甫·排都拉毕业之后回到新疆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工作，这个时候不到30岁的他已经担任地区文管所的副所长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培养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扎根在西北地区，战斗在祖国西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最前沿，甘于清贫，奉献一生，就像赵雪野和牙合甫·排都拉那样。

　　师生之间将近十年未见了，容颜已改不敢贸然相认，但师生之情又岂能错过?牙合甫·排都拉看着那位沉稳坚毅的中年人像自己的王老师，所以错过身之后才大喊一声。

　　听了王老师现在的工作之后，牙合甫·排都拉强烈邀请王建新到新疆去调查，因为大月氏西迁是沿着天山西去的，“您一定要来看看，有几个地方值得您关注。”

　　“好!这算是咱们之间的约定，过不了多久，我一定会去的!”王建新答应道。

　　第二天，王建新、刘俊瑞和赵雪野，还有敦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敦煌城南70公里左右的南湖林场西土沟调查，据说那里的戈壁滩上有一个乌孙墓葬群。

　　“大切”行进在戈壁滩上，一路战栗，一路喘息，像一位虚弱的病人。大家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切”口吐白气，累瘫在半路上。“大切”变“弱鸡(诺基)”了。烈日之下，戈壁滩上嶙峋的石头和石块，保持着被焚毁前最后一刻的表情和姿势，狰狞而凄厉，石头的生命力和活力已经被炼炙一空，只剩下死透了的没有任何光彩的硬质焦壳。

　　茫茫戈壁，铜钱大的荫凉都没有。几个人一下车，感觉元气就要被蒸腾而去。司机打开那个本来就合不严实的机顶盖，捣鼓半天，最后束手无策地看着王建新。王建新挥了挥手说：“推吧。”

　　就这样，滚烫的汗水流过滚烫的脸颊，五个人推着滚烫的切诺基，行进在滚烫的戈壁上，十几公里的路程感觉有几个世纪漫长。好不容易到达南湖林场，司机找人修车，王建新他们休整一番，向南湖林场东南方向的西土沟畔进发。

　　西土沟是一条宽约100米深约10米的河水冲蚀沟谷，沟底宽7、8米，有一股不大的水流浸润着干涸的沙地。水流两侧植被茂盛，距离水流越远地势越高，植被就逐渐减少稀疏，从水草、芦苇过度为桎柳、骆驼刺，河沟两岸之上是沙丘和沙砾。从茂盛到荒芜，从生机到死绝，不过几步之遥。

　　西土沟为西北东南走向，沟的东面是古阳关遗址，西边就是一座大型墓葬群。看了一眼墓葬的规模和地面封土，以及个别塌陷墓葬所暴露出的墓道墓室的轮廓，还有零零碎碎散落在地表上的空心砖残片，王建新就失望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汉魏墓葬群，可能与古代阳关的驻军和居民有关，这不是游牧民族的墓葬。”

　　调查队扩大考察范围，结果就有了新的发现。从汉魏墓葬群向北5公里处，发现有大量陶器碎片散落地表，比较集中的有7处，而且还发现了一组呈椭圆形丘状的砾石堆积遗迹。根据陶片初步分析，应该具有较大的考古发掘价值。他们商议将此遗址命名为“西土沟遗址”，并筹划联合申请考古发掘执照，手续齐全之后就来动工。采集好器物标本后，调查队也结束了在敦煌的工作，下一站前往敦煌以北的安西县。

　　安西县位于疏勒河下游绿洲上，2006年改名为瓜州县。

　　2000年的时候，这里还没有修通高速公路，敦煌到安西是100多公里的柏油石子路，他们跟安西博物馆的同志约好，下午5点出发，大概7点左右到达，河西走廊西端的夏季，这个时间相当于内地下午6点左右，太阳依然西晒，溽热也未散尽。

　　然而虚弱无比的“大切”一路走走停停，最后终于猛咳两声熄火了。司机师傅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四处敲敲拍拍打打拽拽，这些可能曾经唤醒过“大切”的秘招，这次一概失效。拧钥匙打火，“大切”只是僵涩地哼哼，然后再无动静。时间很快到了晚上，戈壁滩上凉意渐起。无奈只能电话联系安西博物馆的同志，请那边安排车辆过来接人拖车。到达安西时已经是凌晨时分了。

　　王建新带着调查队在安西县跑了几天，最后考察了两个地方。一处是祁连山山前地带，安西和敦煌两地的一块界碑附近，那里分布着一些貌似墓丘一样的石头堆积物，“二普”资料记载是一组乌孙墓。结果经过仔细查看和勘踏，并未发现人工扰动的痕迹和人工制品遗物，这是一个由山石崩落后，自然形成的地貌形态。

　　第二处就是潘家庄遗址。安西县城向东70余公里，疏勒河南侧布降吉乡潘家庄村西南约3公里的野麻沟，一片荒漠草甸里，2000年3月，村民挖沙时刨出了一些陶器，安西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于此确认了遗址的位置。王建新、赵雪野和安西博物馆的人员商议，几家单位联合申请考古发掘执照，合作开展潘家庄遗址研究。

　　暑假很快就结束了，2000年的考古调查划上了句号。

　　2001年四五月份，王建新四处筹款购买了一辆越野皮卡，去年那辆大切诺基留给他太多教训。这年六月，甘肃安西潘家庄遗址、敦煌西土沟遗址的考古发掘执照批复了。王建新向国家文物局请求，让他们把执照直接寄往安西县博物馆，不要再寄往西北大学，他已经等不及了。王建新、刘瑞俊、研究生丁岩，以及技师陈新儒和陈晓军五人驾着新车从西安一路奔向甘肃安西县。

　　两天后，他们抵达安西县，而考古发掘执照还在路上。王建新想起了牙合甫·排都拉的邀请，便带着刘瑞俊、丁岩向哈密而去。

　　他们参观了哈密博物馆和伊吾县的几个遗址，第三天当车抵达巴里坤岳公台遗址的时候，王建新被这片散发着神秘气息的遗址群深深震撼了。成片的石头围子和石台石柱等遗迹散落在莽苍的草原之中，古老却并不败落，苍凉却并不颓废，这里是一个古城的遗址。碧空白云，这里好像还有故事正在发生。野风吹过，耳畔仿佛还能听见市井鼎沸。

　　就在岳公台那个微风吹皱整片草场的午后，王建新发现游牧人群墓葬遗址附近，往往存在聚落遗址。他突然意识到，对于游牧人群文化遗存的研究，不能只关注墓葬还应该关注聚落。但此前考古界一直顽固地认为游牧人群没有居住场所，对于游牧人群文化遗存的研究，核心应该是墓葬。甚至对于已经发现的游牧聚落都视而不见。比如苏联学者在伊犁河流域做塞人、乌孙研究的时候，考古报告中提到发现了塞人的冬季聚落，但他们解释有居住遗址的这些人属于半游牧，不算纯粹的游牧人群。这个时候，王建新发现聚落遗址不仅仅是农业定居人群才有，游牧人群也有。世界上没有所谓半游牧，也没有所谓纯游牧，游牧人群的定居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游牧人群的聚落应该纳入考古研究体系内，他将这称之为“游牧聚落考古”。这一观点的提出，几乎颠覆了长久以来考古界对游牧文化遗存进行研究的观念和理论。

　　王建新后来讲到，还是在巴里坤岳公台的那个午后，他在墓葬遗址不远处发现了游牧聚落的存在，当时就思量，会不会也有岩画存在呢?因为岩画也是游牧人群非常重要的甚至是特有的文化行为。结果，岩画就在半山腰的岩壁上。他从而总结出，墓葬、聚落、岩画“三位一体”的存在方式是游牧人群文化遗存最显著的特征，只要找见其中一个，那么就会在附近找见其他两个。

　　这次没有刻意安排的考察，却收获良多，这让王建新整个夏天都处于兴奋之中。

　　2001年7月初，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安西博物馆联合组建考古队开始发掘潘家庄遗址。

　　用洛阳铲钻取土样进行分析，发现此处共有四层遗址文化层和自然层堆积。从上至下，第一层为浅黄色粉砂土，里面含有草本植物的根茎和植物腐殖质，明显是自然层堆积。第二层为黄色黏质粉砂土，含有少量植物根系和灰陶器及绳纹瓦残片，明显为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这个发掘点附近1公里左右，曾发现一座汉代小型城址和一座汉代砖室墓，安西博物馆对这些遗址进行过清理，对照两边的土层和出土物，考古队判断潘家庄发掘点第二层属于汉代堆积。

　　当第三层的土样取出来的时候，发掘现场的平静被打破了。第三层为黄色砂土，里面含有小石块和破碎陶片，是人类活动的遗留物。按照常识这个堆积层的年代应该比第二层要早，也就是说第三层堆积早于汉代。难道这就是月氏或者乌孙留下的文化遗存?考古队异常兴奋。

　　取出来的第四层为黄色黏质粉砂土，未发现人工制品遗物，该层以下均无文化遗物，因而判断从该层开始的下部地层均属于自然堆积。

　　炎热已经无关紧要，这帮人的干劲比戈壁滩上的灼热还要滚烫。大家加快清理地表，确定了要发掘的大致范围，然后开始布置探方。

　　一共发掘了四条探沟，不久就清理出了三座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这些墓葬基本上都是仰身直肢单人葬。三座墓葬出土随葬品43件，其中陶器10件、石器5件、骨珠饰28枚。

　　看了看双耳黑彩泥质红陶罐、石刀、石䃚和骨饰品，王建新确认，这是一个以猎耕为主的史前定居文化遗存，而并非月氏或者乌孙的墓葬。这些彩陶、石器与青海省民和县马厂塬遗址出土的彩陶和石器相似，应该属于“马厂文化类型”，而“马厂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晚期类型之一，属于新石器晚期青铜时代前夜的文化遗存，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2000年，这比大月氏出现在西北地区早了1000年以上。

　　但是，马家窑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甘青地区的继承和发展，潘家庄遗址的考古资料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曙光很早就照耀至河西走廊西段并远达新疆的事实，这给那些中华文明外来说者敲了敲黑板，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2001年8月初，王建新、刘瑞俊、赵雪野带队再次抵达敦煌西土沟。工作人员分为两组，一组对石结构遗迹进行试掘。另一组对西土沟西岸进行大范围考察，在来回步行4个小时的范围内进行拉网式勘察，一行5人每人间隔100米一字排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宽幅达500米的勘察范围，像梳子一样把戈壁滩仔细梳理了一遍。烈日下的五个人，戴着遮阳帽背着水壶，手持木棍或者铁铲游荡在苍凉的戈壁大漠上，如同仗剑天涯的五位游侠。

　　考古队在石结构遗迹群东南沿西土沟西岸4处地点采集了陶片等标本。石结构遗址共有10座，考古队只挖掘了其中一座，采用的是1/2解剖发掘法。这座石结构遗址有石块砌成的地面和外圈墙体，明显是人为筑造之物，但因为没有发现其他人工制品，所以年代和属性无法确定。

　　而西土沟遗址上收集的彩陶片，分析鉴定之后发现跟安西潘家庄的彩陶一样，仍然属于新时代晚期的“马厂文化”类型。可以肯定的判断，西土沟遗址也并非月氏或者乌孙的文化遗存。

　　那么，月氏文化遗存到底在哪里呢?河西走廊西部潘家庄遗址和西土沟遗址的发掘，不但没有找到答案，反倒让这个疑问和谜团更为深重。

　　大黑沟车祸

　　冥冥之中巴里坤岳公台遗址占据了王建新几乎所有的注意力，他脑子里不停在思考“游牧聚落”文化遗存和“墓葬、聚落、岩画三位一体”的分布规律。这种观点很快在马鬃山考古调查中得到了验证。

　　在挖掘潘家庄遗址的间隙，他们考察了马鬃山。

　　马鬃山区3万多平方公里，辖属于肃北县的一个镇。“马鬃山区过去没有发现遗址，只发现过岩画，‘二普’记载只有岩画点没有遗址。但是我们在所有的岩画点附近都发现了遗址，这也是一个规律性认识，说明岩画点附近必然存在遗址。发现遗址后撰写调查报告要记录遗址的名称，但很多遗址所在地没有地名，因为人烟稀少，总共就1000多分散的牧民，镇子里人口集中，也不过几百人而已，地理命名在这里几乎没有现实意义。带我们调查的蒙古族向导告诉我们，遗址旁边有某家牧民的冬窝子，我们就以某某牧民家冬窝子东西南北多少米为坐标来记录遗址。第一个遗址这样，第二个还是这样，发现的遗址都在牧民的冬窝子附近。近现代牧民冬窝子附近发现的遗址应该是古代冬窝子，因为冬窝子需要的生活条件和资源都一样，说明游牧民族不仅仅有墓葬遗址还有聚落遗址，这种规律很清楚，聚落遗址不是偶然出现的，包括岩画和遗址的关系也不是偶然存在的。”

　　2001年8月份，河西走廊西端的考古发掘工作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随着考古调查范围的扩大，王建新对于游牧文化的认识和思考却在不断加深，在理论和方法上逐渐有了自己的创新。总体来说这一年“发掘无收获，理论有突破”，感觉一瞬之间进入了另一个视域和洞天。王建新觉得，这年夏天他“窥见天机了”。其实，所有的创新和灵机一动，背后都是大量的知识储备、长期的实践经验和不懈地思考钻研。

　　8月底的一天下午，考古队在安西县城整理两个月以来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所积累的资料和标本。安西县博物馆副馆长李春元过来聊天，这位方脸高个的西北汉子，性格和他的嗓音一样敞亮。李春元1985年在瓜州东千佛洞发现了国家一级文物“八仙拐杖”，是当地卓有声望的专家。他向王建新说到，嘉峪关大黑沟发现过岩画，自己一直想去考察，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王建新正热衷于验证自己的“三位一体”理论和游牧聚落考古的理论，当即拍板“明天就走呗”。

　　第二天一大早，王建新自己驾车和李春元、赵雪野前往嘉峪关大黑沟。刘瑞俊、陈新儒、陈晓军和丁岩留在宾馆整理资料、打包行李，这边工作已经结束，考古队准备近两天就返回西安。

　　从安西县前往嘉峪关大黑沟大约280公里路程，他们到达那里时已经到了正午。吃过午饭，三人前往大黑沟查看了大部分岩画，拍照记录，直到天黑才下山。赵雪野留在嘉峪关，明天一大早他从这里坐火车回兰州。而王建新和李春元当天晚上就要赶回安西，因为考古队明天准备返程西安，王建新不想耽误行程。

　　这是一趟疲惫之旅，副驾驶座上的李春元一上车就呼呼睡去。王建新想尽一切办法驱赶一天以来的劳顿和困乏。用冷水浇头，把音乐放大。但疲劳还是附身而来，首先是意志力的疲劳，然后大脑渐渐不受控制走向木讷和钝滞，就像车灯劈不开的厚厚黑夜，最后沉重的睡意终于压垮眼睑的坚持。

　　突然，王建新被李春元“撞上了!”的大喊声猛地激醒，不知什么时候李春元已经睡醒了。一瞬之间，只见一辆载重车布满灰尘的后箱已在眼前。王建新下意识踩下刹车，向左猛打方向。

　　当意识返回的时候，车已经停在道路左侧路基下的戈壁滩上，车头向后，灯光前是阵阵烟尘和崚崚嶒嶒的石头。车的前挡风玻璃和右窗玻璃已经碎掉，看样子是车子冲下左边路基侧翻之后又弹了起来。两人惊魂未定，还好李春元并未受伤，王建新这时候也没感觉到什么异样。有位过路的司机还过来问了问情况。

　　然而几分钟之后，王建新渐渐感觉身躯右侧一阵锐痛，好像被一块巨石砸中。恍惚回到了30年前，那时他才十八岁刚刚中学毕业，在陕南的秦巴山里当学兵修建襄渝铁路，大锤落下时虎口阵阵酸麻，打风枪时脑袋里嘶鸣起尖利的疼。是的，就是那块石头，当年砸在腰上的那颗滚石，现在又砸在了身上。

　　他又感觉到冷，出奇地冷。那是25年前他参军当了铁道兵，在格尔木的冰天雪地里修建青藏铁路时的那种冷。那种冷，是从手上的伤口里钻出来的，是大风裹雪在脸庞上割出来的，是牙关打架，是浑身筛糠，是无法控制地哆嗦。

　　李春元扶着他下了车，让他斜靠在路基的斜坡上。他看见了站在戈壁上喘息的汽车，这不正是自己从军队转业后，在西安化工机械厂当工人时开过的那辆小车吗?

　　印象中，李春元拦下一辆货车，让司机将他送往安西医院。一阵巨疼涌上来，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这个病房似曾相识，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吃不饱饭，营养不良的他得了黄疸型肝炎，病房里他看书自学的样子仍然历历在目。他恍惚之间又觉得这里不是病房，而是母亲任教的三十一中的那间仓库，那间把书和鸽子饲料一起堆放的仓库，他经常待在那里看书，孤独而快乐。

　　三天之后，意识和灵魂终于不再游走。医生告诉他，“断了8根肋骨，还有1根锁骨”，“车侧翻后你撞到档位杆上了，命大，这几天血压正常，内脏没有受伤”。

　　伤情稳定之后，刘瑞俊他们将王建新送往敦煌，乘飞机返回西安，住进了西安红会医院。

　　“还能跑野外不?”王建新最关心的是这个。

　　“这个年龄受了这么重的伤，后面情况不容乐观”，西安的医生说得也是客观事实，王建新已经48岁了，这一年正好是他的本命年。

　　“当时觉得挺灰心的，觉得以后可能干不了考古、干不了田野了，等于事情刚开始干就当头一棒”，多年以后，王建新说道，当他听说有可能再也不能从事自己钟爱的考古工作时，内心充满了无尽的遗憾和不甘。

　　但他没有这么容易放弃，他的精神世界是在苦难中构筑和锤炼起来的。与新中国同龄的这代人，那个火热的时代赋予他们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他们的价值理念里，艰苦奋斗就是人生的本来，献身国家和事业就是生命的意义。所有这些我们现在认为高尚而伟大的品格，于他们而言就是日常，就是生活。现在的我们承平日久，过于看重物质利益，常常把个人欲望当作奋斗目标，生活得随意而放任。

　　所以，当王建新担心再也不能从事他的事业的时候，这不是作秀和造作，这是发自内心的惶恐和忧虑。

　　别人有一万个理由和借口放弃，王建新只需要一个理由来坚持，那就是“这件事情对国家有意义，我决定做它”。更何况他现在正急切地希望在寻找大月氏的过程中检验自己新发现的理论。

　　好在静养几个月之后，他慢慢康复了。2001年年底，他还去南京参加了全国考古工作会议。

　　“我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