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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生意经及其他

时间:  2024-06-02   阅读:    作者:  李广春

  文人和文章,经世致用才可喜。“百无一用是书生”,此言虽有偏颇,但细想来,读书人舞文弄墨或者摇唇鼓舌者多,常以“手无缚鸡之力”自怜,甚至“油瓶倒了也不扶一下”,也真是面目可憎。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移世易,读书人也应该“洗洗脑子”,有点“生意经”,这样能写出美文,也才能有符合世情的美意。

  一

  “唐宋八大家”,苏东坡自有一席之地。诗书画融为一体的文人画,苏东坡成为开拓者之一。宦海沉浮,悲欢离合,从京都到杭州、徐州、扬州、儋州等地,官越做越小,家越离越远,最终客死他乡,苏东坡人生令人扼腕叹息,但其诗文美名却经久不衰。

  上中小学及至大学中文系,自不可避免也要熟读乃至背诵他的名篇佳作。可惜的是,彼时读苏东坡并非出于自己的爱好,当时也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对其生平事迹、文学思想、政治主张知之甚少,只知其是文学家。近来,读了沙志芳先生关于苏东坡的文章《寂寞的苏堤,寂寞的苏东坡》,从游览苏堤开始,知人论世,说文析事,把一个立体、丰满、全面的苏东坡呈现给我们。掩卷长思,苏东坡的多面人生,竟如此传奇。特别是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另类呈现,让人拍案叫绝。

  求学时,读苏东坡文章为了“应知应会”,到读沙志芳先生的论文,让我探究苏东坡的好奇心陡增。因为其中关于苏东坡经世致用的那一方面,是我闻所未闻的。说“乌台诗案”,也略知一二;说《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也能晓得几句;说欧阳修与他的关系,史书上的记载,我是看过的,扬州蜀冈上的谷林堂便是明证。在一个地方为官,无论时间长短,他都能以民为本,为民除害,替民着想,予民以利。看他的作品越多,越发感觉他更像“生意人”,有他独到的“生意经”。说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像生意人,有生意经,绝不是亵渎,在我看来是高看一眼,在当下也许是很时尚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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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意经”并不是官员怎样肆意盘剥百姓,而是有经济头脑和手段,让百姓富裕、地方富庶。这或许是苏东坡与历史上的其他文人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我最为崇敬他的地方。天地之大,大不过百姓。百姓的安危贫富应当是为官者念兹在兹的,让百姓安居乐业也应是地方官的职责所在。

  地方官是父母官,儿女幸福,父母必得操心,但又有多少人能“为伊消得人憔悴”?隋唐以来,科举盛行,文人做官,比比皆是。科举考试,策论最见功力,但大多数是空泛之论,并不触及现实的民生。只要熟读四书五经,引经据典,洋洋洒洒,自圆其说,就会脱颖而出,走马上任,顶戴花翎。其实,民生疾苦、除弊兴利此等现实问题,远非书本里所说的那么简单。在四书五经里找不到现成答案,而在现实中更没有标准答案,需要到地方长期历练才能有所感悟。有理想抱负者,自然会去躬身实践,但因解决难题太复杂太困难,起初的满腔热忱容易烟消云散,最后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只等三年五载考绩,换个地方继续做官,成了必然归宿。大多数人满足于收收皇粮国税,断断诉讼案子,搞搞社会治安,只要不出事,便心安理得。至于百姓生计,考虑得自然不会太多。

  苏东坡的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一反文人从政常态,不安于现状,不拘泥于成法,见不得百姓受苦,总想另辟蹊径,改变现状。他在每一处的施政都与众不同,仁政善策自然百姓拥戴。其经济理念、经济思维、经济政策,无不显示出超凡脱俗的聪明智慧、卓尔不凡的治理才能。是熟读四书五经,靠“半部《论语》治天下”,还是心系民生疾苦,靠经世致用富百姓,社会有一杆秤,历史是一面筛,让昏庸与贤明不言自明。为减轻百姓负担,不惜与上司争得面红耳赤,为的是让百姓休养生息;为地方兴利除弊,不惜与同僚撕破脸皮,为的是让地方长治久安;为带动地方发展,不惜甘为后人栽荫凉,为的是社会繁荣。苏东坡的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呕心沥血,就是放在当代也是楷模。造福一方,为官者都有自己的招数,但苏东坡的“生意经”值得回味。

  宋朝党争,历来为人诟病,是非曲直,自有公论。王安石变法的一系列举措,现在看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最后只好草草收场。不能说青苗法设计得不好,只怪基层贪官污吏层层剥削,使很好的制度走形变样,让本该造福于民的善举,扭曲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恶政。苏东坡直言,青苗法就是一个官府变相的“高利贷”,大小官吏借机敛财的“护身符”。如此不顾民意,强行推广,不是让农民渡过难关,而是变相地巧取豪夺,让凋敝的民生雪上加霜。在王安石变法之初,苏东坡就看出端倪,大声疾呼,坚决抵制。实践证明,他有先见之明,其市场理念难能可贵。在那个年代,官员懂得经济规律,相信市场力量,善用经济手段,是多么弥足珍贵。苏东坡用他的理念和实践,诠释了这些富有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的创见。

  农耕文明,搞农田水利吃力不讨好,但农民丰衣足食需要。他每到一处,都大兴水利,徐州长堤、杭州苏堤就是极好的范例。苏东坡任杭州知府时,西湖淤塞过半,调蓄江湖、灌溉农田的功能基本丧失。他拟定方案,组织施工,退田还湖,浚深湖底,并将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筑成堤,修了六座桥供湖水流通,形成一条沟通西湖南山、北山的通道。此举不仅让杭州人从此告别饮水困难,而且还保障了农业发展。农民灌溉无虞,收成有望,这是何等的大手笔!至于苏堤融入西湖美景,那是后话了。一座供人游览美景、体育健身的堤坝,为他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从扬州向京都运送粮食的漕运,因往返时间长、成本高,船工生活难以为继,偷盗官粮充饥时有发生,法办惩处也无济于事。他上任后发现,如果允许船主适当带点南方土特产到北方贩卖,以贴补船工生活,偷盗官粮之事便能彻底消除。于是,他斗胆上书朝廷,建议改革现行漕运体制,允许船工不超过限额捎带私货,再辅之以严格管理。方案得到朝廷批准后,官粮如数运至,船工生活有靠,公私两利,皆大欢喜。困扰多年的难题,苏东坡的一个好点子便使其迎刃而解,独具匠心的创意由此可见一斑。

  扬州“十里栽花算种田”,为营造官民同乐氛围,宋代的扬州每年都举行“万花会”。他深知百姓生活不易,昔日积欠的皇粮国税尚未还清,还要搞这样华而不实的盛会,是典型的劳民伤财,政府费力不讨好,百姓出钱不落好,与其这样,倒不如顺应民意,就此了断。他到任后,上奏朝廷,免除陈年积欠,断然停办“万花会”,让百姓休养生息。否定前任沿袭多年的做法,打破了官场的潜规则,断了多少人从中渔利的好营生,不招人嫉恨才怪呢!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愿交恶同僚,也不得罪百姓,把有限的财力用到兴修水利这样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上。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在旧官场需要何等的创新勇气。

  当然,除了正史中记载的苏东坡的民本思想、行事之外,笔记中记载的苏东坡更充满了十足的“生意经”,如他创制的“东坡式炖肉”,在猪肉不上台盘的那个时代,能够使黄州百姓不仅吃饱,还能吃出美味,甚至到了杭州,被追捧为“东坡肉”,惠及当下以及后来的诸多老饕;他违背誓言制作的“圣散子”,疗救瘟疫中的百姓;他在惠州发明“针挑羊脊骨”,简直就是今日羊蝎子的老祖宗;他在儋尔(今海南)发明烤生蚝;还有他充满浪漫兴致的酿酒,诸如在黄州酿制不太成功的蜜酒,在颍州酿制天门冬酒,在定州酿制松子酒,在惠州酿制桂酒等。在被贬谪的处所仍能心系民众,这样的苏东坡才是一个万民崇敬的苏东坡,才是一个中国文学史、政治史、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苏东坡。他的“生意经”自然也足够我们细细品味。

  苏东坡的诗文固然流传千古,但他的“生意经”同样也会流芳百世。读他的诗文歌赋,念他的民本情怀,想他的经世致用,我以为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即使苏东坡自己想默默无闻,其为人为文的豪放激越,其经世致用的民本情怀,特别是为民理财的“生意经”,也会让后人不断从中汲取智慧,这就注定了苏东坡永远不会寂寞。

  借古而鉴今,眼下我们的许多事情其实并非唱足了经济戏,而是往往缺乏一点“生意经”的。尤其是文化界的事情,常有这种难以致用之痛,比如我们这些年谈运河文化,这条文化和经济上的黄金水道,到底有多少“生意经”可念呢?

  世界运河城市论坛专题协调会上,有识之士指出,要发挥论坛影响力,有机嵌入产业发展、城市推介元素,真正把论坛打造成拉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助推文化旅游名城建设的重要引擎。这种提议其实正是切中时弊、务求实效。回溯既往,不难发现,一些活动“套路化”,邀客老面孔,程序老规矩,搭台唱戏,蓝底白字背景板,立式话筒两三根,领导主持,嘉宾致辞,宾朋餐叙,大多是“见了面换了片、吃过饭断了线”,热闹闹的开场,乱哄哄的收场。也有些活动随意“拉郎配”,为应付任务,广发邀请函,貌似高朋满座,实则互不关联,与会者东拉西扯,自说自话,不知所云,直到会议结束,很多来宾都不知道为什么而来。更有离奇的,纯属瞎折腾,工作不用心,没事搞活动,请人来捧场,内容老生常谈,目的就是造势,受邀单位不派人去怕得罪人,想派人去又抽不出人,勉强派个人,也只是穿梭在各个活动现场,弄得身心疲惫。

  把搞文化与抓经济对立起来,是一些人的潜意识,也是若干文化活动行之无效的症结。细想想,所有的活动不都带有经济性吗?往小处说,搞活动至少要花点钱吧?即或不花钱,那么多人的时间难道没有机会成本吗?往大处说,搞活动就是互利双赢,聚力聚智聚财解决问题,效应、效率、效益都应在活动不同层面得到体现。有些人对花钱搞活动得心应手、乐此不疲,对搞活动赚钱却畏苦怕难、心生抵触。这是活动层次不高、效果不好的思维屏障。花钱不用想,人人都会做;赚钱要多想,做到不容易。于是乎,“硬的拖锹过,软的挖一锹”,对花钱搞热闹的活动不厌其烦,报纸上有事迹、电视上有形象、网络上有视频,轻轻松松就会刷到存在感,何乐而不为?而通过活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慢工出细活,需要甘坐冷板凳,需要甘做铺路石,这是何等的难事!增强活动的产业思维,就是要牢固树立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坚持以活动推动发展。这就需要搞清需求与供给、投入与产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这样,活动的经济性自然会体现,活动的目的性一定会实现。

  其实,过去扬州城里,这样的“生意经”就无意间念过,不过到今天才发出光亮。“中国四大名园”的扬州个园闻名遐迩,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意蕴、巧夺天工的艺术价值、以假乱真的叠石技术让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个园主人怎么也想不到,他自鸣得意“以竹胜”的个园,真正让人脑洞大开、兴趣盎然的竟是“四季假山”。个园不大,但很精巧。主人用笋石、太湖石、黄石、宣石,借助天然地势,营造出春夏秋冬人间四季景色。大凡外地来过个园的,都对其赞不绝口,本地人也都以此为荣。据《扬州文史资料》介绍,个园的“四季假山”一说在历史典籍中并无记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也并未有人提及过,直至1956年扬州文物普查时才被发现。说到此事,我们应该感谢先贤,他们独具慧眼的发现、恰如其分的概括、富有诗意的表达,让个园“四季假山”从此蜚声海内外,成为响亮的金字招牌。

  凡事需要机缘,更需要眼光。“四季假山”的发出光亮,源于文化工作者张青萍。他在文物普查时首先发现了个园假山的四季景色,并对其做了富有美学意味的诠释,使它以此声名远播,后来的园林美学大家陈从周,对张青萍先生的独特发现赞赏不已,其权威首肯让它从此成为经典案例。

  一座本来“以竹胜”的古代园林,经高手提炼、名师指点,华丽转身为以“四季假山”著称的名园,这不得不让人心生敬意,也不得不让人心生愧意。只以扬州为例,历史文化丰富多彩,古代园林自不待多说,雕版印刷、玉漆器、戏剧、曲艺、剪纸等,数不胜数。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大都显得步履蹒跚,让人心疼不已,又爱莫能助,束手无策。面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文化瑰宝,我们不能将文化原料加工为文化产品,通过市场变成有效的文化商品,所谓“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让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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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青萍从一堆乱石中发现了“四季假山”,赋予个园文化新的时代价值,让个园身价陡增,而且经久不衰。这其中固然有他个人学识才华过人的因素,但更有他那代人对传统文化的理念和抱负,那就是古为今用,物为人用,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活在当下,造福于民。对不可移动的古代园林,他用慧眼发掘了文化富矿,用妙手提炼了文化新意,用金口讲述了文化故事。

  跟“四季假山”学讲故事,一座假山因新的诠释而使个园从众多的园林中脱颖而出,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宾朋纷至沓来。我国历史遗迹丰富多彩,这是一座天然的文化富矿,尽管它们大多对外开放,但流于表面的就事论事多,像个园那样深度挖掘的少。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今天,我们如何借鉴“四季假山”的经验,用创意赋予古老文化新的内涵,使其呈现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精当表达,从而实现“二次创业”,让文物开口说话,讲出让人赏心悦目、益智赋能的新故事,这就需要我们发挥想象力、创造力,让沉淀已久的历史文化活起来,将面广量大的文化资源开发出来,让古为今用不仅是漂亮的口号,更是实在的行动和收获,是一本好的“生意经”。

  二

  再从大局说到个体,世间好多事情最终还落在个人身上。有人戏说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把自己脑子里的想法放到别人的脑子里;二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放进自己口袋里。这是件有意味的事情,第二句讲的是生意经,第一句讲的是如何念好生意经。扬州疫情短暂肆虐期间,居家足不出户,翻看昔日闲书,算是以读攻毒,以阅抗疫。手头正好有广陵书社出版的《郑板桥集》《郑板桥四书真迹》等书,随手拾起,一气读下,爱不释手,获益匪浅。只恨平时读书少,对郑板桥的了解只停留于狂狷、耿介、不拘小节等肤浅认识上。通读全书,一个立体丰满的郑板桥,让我耳目为之一新。

  郑板桥确实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天生的读书种子,一生不安于现状。学而优则仕,秀才举人进士,一路过关斩将,做了县太爷,在黎民百姓眼里是青天大老爷。唉,放着好好的官不做,挂冠而去。在潍县尽管时间不长,但官声颇佳,一些关心民生疾苦的佳话至今仍在传颂,特别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更是让后来从政者用以自警自省的座右铭。

  《兰亭序》是书法丰碑,八分书则源远流长,风格高古。别人都循规蹈矩,不安分的郑板桥却别出心裁,搞出一种真隶相参、杂以行草的“六分半书”,笔画变幻无穷,波谲奇古,锋芒劲峭;字型或大或小,或长或扁,看似随意,实则用心;章法如乱石铺街,奇趣顿生,节奏感强。由于不按套路出牌,打破常规,惊世骇俗,一顶“扬州八怪”的帽子妥妥地戴在他头上,让人另眼相看。

  乖张之人的不可理喻常人难以想象。看破不说破,是为人处世的老到。偏偏这个怪人一反常态,把文人爱钱不可言说的心里话,直接搬到台面上。嘴上说说也罢了,居然明目张胆地写成布告,张贴在门口,让不少想利用文人羞于谈钱心理的人望而却步,打消了“揩油”的念头。看看他是怎么明码标价的:“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心中喜悦,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犹恐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钱到位作品就好,没钱免谈,以物抵钱是不得已的下下策,作品大小与金钱数额直接挂钩。说得这么赤裸裸,一般文人还真不好意思开口呢!更不用说挂在门口了。在他之前,似乎有写墓志铭换取钱财的,但大都是君子协定,并没有像他这样招摇过市的。在他之后,好像也有名家明码标价的,但也没有像他这样惊天动地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用在他身上似乎并不为过。郑板桥的字画史有定评,其开风气之先的精神、锐意创新的技艺、对后世文化传承的影响,仍在影响着一代代书法艺术家,他润笔费的明码标价与他的书画一样成为美谈。

  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是对当官的要求,因为这是基本操守。那些做着官写字捞钱的,为什么总被人看不起?也许他们的字写得不丑,但由于身居官位,其字画价格不可避免地烙上官印。官大价格涨,倒台忙铲墙,前些年这样的闹剧不断上演,这几年倒不怎么听到此类的笑话了。文人志趣高雅,不追名逐利,追求纯粹艺术,为艺术创新探索,哪怕家徒四壁,两袖清风,也不改初衷,这样的境界令人为之动容,肃然起敬。

  书画家也是一个职业,凭本事吃饭,靠作品打市场,写字卖钱,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有些似乎清高的文人,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书法家不能钻进钱眼里。在他们心目中,文化人就不能谈钱,否则就不纯不洁。我从不怀疑与金钱切割、超凡脱俗之人的存在,对他们心存敬畏也是发自肺腑。但对以书画一技之长养家糊口之人,我感到更真实可敬。一手交书画,一手换钞票,你情我愿,两全其美,各自称心,何错之有?

  当然,靠写字卖钱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书法爱好者就是自娱自乐。他们用不着为参加大赛是否获奖担忧,也用不着为作品能否多卖几文而发愁,更犯不着为作品好坏被人指指点点而着急,就是写了玩,没有功利心。不过,如果想写字卖钱,还真得用心呢。不是所有的书画作品都能卖得出去,也不是所有写字的都像郑板桥那样挥洒自如,究其因,乃自身问题。看人挑担不吃力,事非经过不知难。写字卖钱,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市场是不买账的。

  文化底蕴不够,是时下写字人的通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些人以为临了帖,傍了名家,就以为得其真传,可以写字卖钱了。殊不知,书法艺术是门综合艺术,学养很重要。字如其人,一手字可看清你根基深浅,写字更多时候不是比技艺,比的更多的是文化积累。写字有时就是写思想、写见解、写情感。如果整天只会写“淡泊名利”“厚德载物”“有容乃大”之类的东西,只能说明你才疏学浅。看看郑板桥写了哪些,人家写“难得糊涂”,对聪明糊涂的辩证关系说得那么通透;“吃亏是福”,道尽人间做人的学问,这些都是饱读诗书后创造性转化的原创。如果不在读书上打根基,只想凭雕虫小技糊弄人,作品自然乏人问津。

  艺术底数不清,这不能不说是当下很多写字人的悲哀。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其自身规律可循。一些人急功近利,好高骛远,还没学会走便想跑,没有合格便想出格,总想一招制胜,出人头地,于是一反常态的怪招乱招让人捧腹。不在传统上找根源,不在学习上用心思,不在悟道上花力气,整天搞一些自以为是的创新之举,看似有模有样,实则装模作样,骗骗外行人可以,业内人士自然心知肚明。

  创新底气不足,是不少写字的瓶颈。写多了写熟了,墨守成规者大有人在。泥师法古,是初学者必经之路,但拘泥于成法,一味追求形似,只能失去艺术创新的自我。看了不少人的字画,基本功无可挑剔,但鲜明的个性风格却无迹可寻,说到底还是创新底气不足。这其中既有学养不够的问题,也有见识不多的窘迫,更有自我革新勇气不足的困惑。在艺术丰碑面前,只有敬畏,不敢超越;在艺术模式里面,只有自满,不想超越;在艺术追求方面,只有仰望,不会超越,致使本可以再上一层楼的书法艺术多年原地踏步,令人扼腕叹息。

  写字卖钱不丢人,在艺术清朗的世界里,靠深厚的文化底蕴、清晰的艺术底数、不懈的创新底气,写字写出群众欢迎,写出社会满意,写出境界,写出格局,这样的书法对人民是奉献,对社会是贡献,对自己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也许又有人说,名人或者高人的脑子毕竟有他们的高明。其实很多时候,一切还在于个体的心态,一个人“怎么干”,其实往往取决于“怎么看”。看法通了,做法自然也就不难,苏东坡的生意经也好,郑板桥的生意经也罢,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而普通人如扬州“赵大姐”赵卫红成为网红,可能给我们更多更普遍的启示。这位大姐在扬州小城石塔菜场一家净菜摊位打工,生意空闲时,她支起画架,用色彩表达对生活的热爱。无论是静物描摹,抑或是生活写照,还真有模有样,有时还免费辅导周边的孩子学画画,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使烟火气十足的菜场平添了许多文化味。

  赵大姐被媒体冠名为“菜场画家”。在一般人心目中,画家要么在十八般兵器齐备的画室里潜心创作,要么在宁静的大自然中尽情挥毫,嘈杂的菜场怎么能支起画架,进行高雅的艺术创作?这种画家与菜场迥异的组合与众不同,由本地媒体报道,再经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一下子让“菜场画家”闻名遐迩。好奇的市民纷纷前去石塔菜场,不是为了买菜,而是为了一睹这位传奇画家的真容,领略赵大姐艺术创作的魅力。有外地游客在参观之余,感慨不已:“到底是历史文化名城,一个卖菜的大姐竟然也能画出像模像样的油画,了不起啊!”对赵大姐业余绘画,大家发自肺腑敬佩。对其绘画水平,专业人士看法不尽相同,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没有从小训练的童子功,半路出家,仅凭陪儿子学画的这点功底,想画出专业水平的作品,难度可想而知。搞艺术,天分、勤奋缺一不可,能成为大家,留下不朽之作的,毕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是艰难地行走在艺术的道路上。到目前为止,赵大姐就是为了个人兴趣爱好而画画,还没有变现的想法,实在难能可贵。

  一个卖菜的把日子过好就不错了,何必再去折腾很难变现的绘画艺术?这也正是“菜场画家”的过人之处。人生在世为了什么?追名逐利者大有人在,他们往往失去了人生的快乐。在我看来,赵大姐卖菜是为了生活,而画画却是享受生活,让原本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情趣。她的画画,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艺术追求,为了内心的充实,为了生命的丰盈。不带功利色彩的艺术追求,往往使过程更加享受,艺术更加纯净,行为更加可爱。

  “菜场画家”不是专业画家,其“卖菜为了生活,画画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和艺术追求,值得文化人学习。不讲条件有格调,这是赵大姐难能可贵的品质。菜场摊位就是她的画室,因地制宜,因陋就简,顺势而为,忙时卖菜,闲时画画,张弛有度。只要心中有艺术,任何困难都会被克服,生活的艰难反而会砥砺艺术品格。不计名利有追求,无疑是苦口良药。人生追求成功卓越并不为错,但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往往名利皆丢。相反,抛却名利只为追求,即便不会成功,也不会被莫名的烦恼纠缠。你看赵大姐笑脸卖菜,从容作画,怡然自得,一不小心就被媒体关注,其事迹不胫而走。相形之下,有些人的刻意为之却事与愿违。不怨天尤人有担当,卖菜打工是她的生计来源,她从来也不会抱怨,作画没有工作室,卖菜影响创作,社会也没有对她提供任何创作的保障。她靠卖菜让自己过得很有尊严,闲暇挥毫让自己活得很有品位,教四周孩子绘画忙得很有节奏,一切都在不经意间,让平凡生活与艺术追求搭配得那么雅致。

  “菜场画家”走红,折射了社会对文化人的期盼,表达了人们对文化的见解。生活即文化,文化向来不是少数人所谓的“高大上”,相反是烟火气中的诗意,而这又何尝不是一本难得的“生意经”呢?

  三

  从名人到凡人,再回到历史社会的面上,“生意经”其实不远,但似乎也并不近。对于我眼下所在“竹西佳处”的扬州城来讲,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近年来,扬州被称为“好地方”。“好地方”之所以好,与扬州历史上数度繁华为中华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密不可分,与历代文人墨客用诗词歌赋咏颂扬州更是紧密相连。

  “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千古传唱,不绝如缕;“淮左名都,竹西佳处”,魂牵梦绕,令人向往。诸如此类的千古绝唱,让“好地方”声名远播,声誉日隆,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形象展示的活广告、百姓自豪的口头禅。扬州的文化触目皆是、俯拾即是。一批有志之士在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砥砺前行。扬州的一座座文化高峰都是建立在经济高原上的。没有经济大繁荣,就不可能有文化大发展,文化与经济向来都是唇齿相依、互为表里。时至今日,一味强调先发展经济后建设文化,显然放弃了主动作为,明显落后于形势要求,经济文化双向互动发力,才是现实可靠的明智选择。

  就说耳熟能详的竹西路吧。竹西路史上有名,扬州人引以为豪,外地人心驰神往。路两边文化资源富集,名胜古迹不胜枚举。且不说古运河原点邗沟开挖的“第一锹”,不说扬州人供奉的夫差刘濞“二王庙”,也不说民间人士正着力恢复的“竹西八景”,单说由邗沟生发开去的古运河,经过这几年整治,夫差广场依邗沟而建,成为市民休憩的好去处;亲水步道杨柳依依,市民游客结伴而行,发思古之幽情,享生活之休闲;竹西公园燕子衔泥,点滴积累,探索民间力量打造园林文化的新路;御龙湾商圈日臻成熟,吾悦广场人气爆棚,“壹点文创园”尝试文创消费的新模式,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人流物流信息流相融相生,生机活力竞相迸发,“古运河重生”的探索之路徐徐展开。

  文化是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让文化成为新的生产力,形成文化产业,是不少地方打文化牌发文化财的成功路径。文化传承发展具有自身规律要求,也有经济规律约束,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文化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空谈社会效益,不顾经济效益的文化很难有旺盛的生命力。只有将文化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心甘情愿参与文化消费,文化才能活得长、活得好。文化建设在尽力满足人民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要把效益效率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在众多文化资源中,慧眼独具,披沙炼金,寻找有转化价值的,并通过创意设计,开发成人们日用而不觉的生活用品,进而形成引领时尚的名牌商品,这样才能使文化富矿发挥最大效应。

  说到扬州的文化和生意经,不得不再说说富春的魁龙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到扬州求学,慕名走进富春茶社,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好奇。听说富春包子出名,自然要去尝鲜。大堂里一式的八仙桌、大条凳,随便找个角落坐下,点了两个三丁大包,就着一杯绿茶,细嚼慢咽,当了一回真正的扬州人。那时的包子,个头之大,能令今天精致的小包子无地自容,馅心之多,让我这个“土包子”直呼过瘾。那个茶更是清澈甘爽,喝后唇齿留香,回味无穷,问人才知叫“魁龙珠”。两个包子下肚,回到学校晚饭也省了,坐在教室晚自习,咂摸三丁包子的鲜美,回想“魁龙珠”茶的甘爽,“不辞长作扬州人”。工作之后,偶尔带外地朋友到富春吃早茶,总是对“魁龙珠”情有独钟。不管客人喜不喜欢,上来就向客人介绍。看到客人轻抿一口热气腾腾的茶,连声说好,我这个东道主更是喜不自禁。

  一家茶社要想崭露头角、出类拔萃,除了特色点心菜肴外,一款好茶,无疑是角逐胜负的重要砝码。富春的先辈们看到了茶对茶社经营发展的重要性。富春茶社百年传承,“魁龙珠”茶是它赢得社会认可的一大因素。南来北往的游人、寻味而来的文人、风尘仆仆的商人在这里会集,甘洌清澈醇厚的好茶,成了他们互通贸易的由头、叙旧续谊的佐料、说古道今的谈资、激发灵感的契机。一杯“魁龙珠”,谁解其中味?茶客各有体悟,美美与共,不亦乐乎!

  “魁龙珠”茶有大名气,背后是大智慧。历史上,扬州本地产茶不多,产出的茶也不像龙井那样有名。没有好茶,创造条件也要炮制一款好茶,这是富春人矢志不渝的追求。历史已经无从考证,经过多少人、多少年的研制,才有了富春“魁龙珠”。富春的先辈们,也许望着热气腾腾的包子会苦思冥想如何消食解腻,也许对着大快朵颐的食客虚心讨教如何茶食对路,也许趁着关门打烊的闲暇反复调兑配比,日积月累,终于以珠兰窨入龙井与魁针,让一茶有了三味,既有魁针之厚、龙井之清,又有珠兰之香。“一壶水煮三省茶”,“魁龙珠”就此横空出世,独领风骚。

  一款“魁龙珠”流芳百年,历久弥新,生生不息,这是扬州的先人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每当我品尝它,便会想起先人们善于借力、敢于突破的比拼精神,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龙井、魁针再有名,但都不是扬州的,可一经珠兰窨入,创新创造、艺术转化,就成为扬州人自己的。正如现在,又有谁说“魁龙珠”不是扬州的呢?

  富春人别出心裁地制出“魁龙珠”茶,让扬州早茶名闻遐迩,这种创新创造、敢想敢干的精神,造就了让扬州人引以为豪的文化名片。如今,面对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大发展格局,又该以什么样的气度、智慧和办法,用扬州的“珠兰”去创造一个个“魁龙珠”呢?

  竹西佳处,历史上的辉煌印记给我们现实启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文化繁荣是苦干出来的,这才是今天需要的“生意经”,但破这个题目可依旧要回到现实,回到个体,回到细节,这才是生动有为的“生意经”。

  杭州歌舞剧团的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或许可以给出更具体生动的答案。斯剧以艺术家的大运河之旅为故事,在他与大运河中一滴水的她相遇、相恋、相爱的过程中,艺术化呈现中国大运河开凿、繁荣、遗忘、重生的历程。现代舞美与传统服饰交融,电视语言与盛唐气象交替,百姓生活与家国情怀交织,丝竹之音与管弦之乐交混,既舞之蹈之,又歌之言之,让传统舞蹈艺术更具张力和感染力。剧作一经公演,就经久不衰。观众喜不喜欢是衡量艺术创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正是文化和文化人真正体现实力和体面的时候。

  《遇见大运河》通过爱情故事将运河是致富河、幸福河的主题进行艺术化表达,将开凿、繁荣阶段的开放包容、通江达海的运河文化精神内涵进行深度开掘,在遗忘、重生阶段,视听盛宴的享受,挡不住人们对当下文化遗产现实命运的思考,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行动。这样一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故事呈现、艺术表达,提炼出的主题又怎能不直抵人的心灵,引起强烈共鸣?看懂了,才能理解;理解了,才能觉悟;觉悟了,才能行动。当下许多志愿者为呵护运河,或做志愿讲解,或做环境保洁,或做理论研究,或做文艺演出,或许都与此有关。

  艺术家的大运河之旅,与运河化身一滴水的她穿越千年的相遇、相知、相恋、相爱,将大运河的前世今生,表现得或举洪荒之力,或现盛世之景,或有失落之感,或呈醒悟之状,时而荡气回肠,时而愁肠百结,时而峰回路转,一波三折,引人入胜,让一个千年运河的形象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其实,人物已不太重要,关键是人们记住了大运河。具有时代感的故事演绎,文化传播自然获益匪浅。

  大运河是活态文化遗产,让它开口讲话,讲好中国故事,着实不易。《遇见大运河》运用舞蹈艺术呈现,确实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选择什么样的艺术样式呈现文化主题,艺术界一直很纠结,另起炉灶怕坏规矩,因循守旧怕没观众。其实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任何成熟的艺术都是经过创造,再经过大家的打磨,逐步定型的。一成不变的艺术经典是不存在的,能让观众愿意看的表达才是好的艺术。《遇见大运河》可以讲是一个先锋实验剧场,舞蹈艺术中融入了行为艺术、戏剧艺术,舞蹈中有说唱,旁白加深了观众对剧情的理解,歌唱升华了剧情主题,从而使剧作更加亲和,更加接地气,更富有艺术感染力。而其演出的经久不衰,更加证明了艺术创新表达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

  从苏东坡到普通人,从大运河到扬州城,从过去的时光到今天的眼下,“生意经”看来绝非是人们忌惮谈的所谓“铜臭”,可能更是文化和士子真正能够格物致知的立身之本,也是通衢大道和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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