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母亲下班回来，拎着袋子里一些鸽子的头、脖子和爪子，要我拿去给横街的阿坤叔。在鸽子被宰杀的季节，夏天，我总是被母亲指使，在放学回家，在烧好饭之后，让我出门，穿过大半个县城，拿去阿坤叔那里。

　　那个宰杀鸽子的年代是1974年，我读小学。

　　准确地说，我也不知道那些鸽子是在哪里被宰杀的。我的母亲在县城一家饮食公司做出纳，她只是告诉我，鸽子的头、爪子和脖子，是从河口仓那里拿回来的。当然不是她拿，而是饮食公司去河口仓那里统一采购回来，作为饮食公司熬汤的食材。因为这个原因，我的母亲经常会从饭店那里买一些鸽子的头、爪子和脖子回家，放上姜、酒、红枣、枸杞，拿来给我和妹妹炖汤。每次咬鸽子头的时候，我经常在饭桌上默默地想，那些鸽子肉到底去了哪里?它们最后，又会落到谁的嘴巴和肚子里?

　　我不知道是母亲把这些当作礼物，特意让我送去给阿坤叔，还是阿坤叔知道我们家在夏天可以经常吃到鸽子头，然后让我母亲代买的。这个当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夏天这个宰杀鸽子的季节，我又一次可以吃上鸽子的头、脖子和爪子。阿坤叔其实并不是我的亲叔叔，只是他的母亲和我的奶奶都来自离我们这里很远的一个县城。我猜想可能是阿坤叔的母亲和我的奶奶认识，在远离家乡的外地，这种乡情总会让人们不自觉地感到亲近，并很容易熟络起来。总之，我放学回来，在厨房里看到下班的母亲手里拎着两袋鸽子头时，我就知道，她又要让我出门了。

　　这没什么，我习惯了。

　　虽然我还没吃晚饭，要饿着肚子出门，来回还要花上将近五十分钟。但我天性贪玩，喜欢自由，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一个人溜达出去，在傍晚的县城，沿着几条熟悉的街道、巷子，一路走到阿坤叔那里的横街。

　　我们那个位于两省交界的县城，紧邻着一条大河，确切地说是位于珠江流域的中游。河面在越过西面的一片山脉之后，在我们这里变得开阔起来。河流的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江心岛，只是我从来没去过那里，最多就是在河堤边，在大榕树下和码头一侧向江心岛那边瞭望。在码头坐船去梧州的时候，船开出不久，首先会先横过江面，到对面江心岛的岸边，一大群挑着蔬菜，准备拿去梧州贩卖的菜农，在驳船马达的轰鸣中，涌上船头，他们把菜留在船头，然后进入休息舱等候。我和母亲周围，经常就是一些江心岛上操着白话口音的妇女和男人。

　　我拎着一袋鸽子头和爪子出门的时候，正好在县城电影院门口，遇见一个名叫“废七”的疯了很多年的中年女人，她总是在县城的各个角落漫游，在垃圾堆翻找别人吃剩的饭菜，似乎也没有地方可住。我后来听别人说，她的老公不知是什么原因被抓去坐牢了，然后她就疯了，经常头发凌乱，光着脚，衣衫褴褛，傻笑着，自言自语在大街上走过。因为我经常去我母亲的饮食公司吃早餐，有好几次，我看到她从大门径直进来，围着别人的桌子、碗碟，寻找吃剩的东西。甚至有一次，一个男人刚刚从送餐口把一大碗肉粥放到桌上，然后转过身，去拿筷子和勺子，离开几步之后再回来，发现“废七”早已坐在椅子上，正傻笑着低头猛吃那一盘美味的猪肉粥。男子拿着勺子，愣在原地，周围的人看着这一幕，无不瞠目结舌。

　　因为“废七”不顾一切的吓人举动，县城的人甚至给她编起了小曲。每次她在街上路过，街边的一群小孩，就远远地对着她不停地唱，“废七废到癫，豆豉辣椒酱……”之后嘻嘻哈哈，一路尾随着她，用言语对她进行挑逗。“废七”也不生气，只是提着裤子，披头散发，光着脚傻笑着，一路走向县城郊外的峡顶街。

　　那首曲子在县城几乎人人都会唱，我也会。我的母亲有时候晚上睡觉逗我们玩，或者不知怎么回事故意装疯卖傻时，就会对着我们唱那首曲子。我和妹妹有时喊叫着躲进被窝，生怕被母亲抓到。有时母亲在灯下的表演过于逼真，会惊吓得我们以为母亲也会像“废七”那样真的疯掉。如果真的那样，我和妹妹会真的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与“废七”神情专注的傻笑不同，另一个女疯子“废二”的举动却惊动了整个县城。“废二”疯掉的那一年，我们还住在峡顶街汽车站附近。暑期放假的某一天，我们一群孩子正在街上玩耍，大街上从斜坡那里突然涌过来一大群人。一个穿灰蓝色上衣的男人，背着一个披头散发穿花衣的年轻女人，从大街上快步走过，后面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孩子、男人和女人。那个骑在男人后背的女人，发疯似的尖叫着，用力撕扯、拍打背她的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不为所动，任由她拍打撕扯，一声不吭，坚持背着“废二”。“废二”的家在峡顶街上面一个山坡下，家里有好几口人，那个男人要么是他的父亲，要么是大哥或者叔叔之类。那次遇到“废二”之后，我们这个不大的县城，就多出了另外一个女疯子。至于她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发疯，我们这些小孩，也一概不知。只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街上除了“废七”，还有一个年轻、力气很大的“废二”在街上乱跑。更重要的是，“废二”常常会带有攻击性，一旦被激怒，“废二”就会一路飞奔，追赶那些胆敢逗弄她的男人或者孩子。她披头散发张开手臂在县城大街上尖叫着飞奔的样子，我在街边的骑楼看到过好几次。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参加田径比赛，她一定会拿到我们这个省的女子一百米冠军。

　　因此每次在街上遇到“废二”，我都会绕开她，我生怕她突然发神经，攻击我们这些孩子。当然我们有时也特别坏，经常故意去逗弄疯子傻子也是常有的事。县城里曾经有一个傻子，年纪二十岁上下，家住在县城电影院旁边，傻子经常离开家，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他的嘴巴流着口水，在一群小孩围着他转悠的时候，总是含着手指，在那里嘻嘻地傻笑着。这个时候，往往会有一两个大一些的孩子，或者一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对着他大喊，“把裤子脱了，把裤子脱了”。傻子听到后，还真的乖乖地把裤子脱下，展现在这些孩子面前的，是他光溜溜的又白又肥的屁股，和一根隐藏在一堆乱哄哄的毛发中，悬挂在双腿之间的难看的器官。街上的女人们看到这一幕，往往都会转过身去，一两个见惯了各种场面，站在家门口正大大咧咧聊天的妇女，则大声地骂这些调皮捣蛋的小孩。然后这一群孩子，在街头和天空下，围着正嘻嘻傻笑的傻子，在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哄笑后，纷纷跑开，留下傻子一个人，呆呆地站在街上。

　　后来，“废二”的病似乎好了一些，县城的街头变得安静了很多，她跟一个男人结了婚，连续生了几个孩子。但有一次，我上学时路过街边她住的一个很小的木板房时，发现“废二”正坐在凳子上，拿尿罐里的尿喂最小的孩子。小孩挣扎着，在又臭又臊的尿液中不断地扭着头。另外两个孩子，则趴在她的旁边在地上玩耍。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几乎没有什么家当，人们后来又一次传出，“废二”又一次疯了。

　　我读小学的那会，特别瘦。有一天早上，我去我母亲的饮食公司吃早餐，站在柜台前买叉烧包的时候，服务员阿姨跟我说：“宏仔，你怎么这么瘦，是不是你妈妈不给你吃东西呀。”因为这个阿姨的话，我感到非常非常难过，我有点怨恨自己为什么不长胖一点，我开始为自己的消瘦感到无比地忧虑。为了长胖一点，有一次我甚至发神经，一个人在厨房翻找吃的。我把家里的蜜枣、白糖、红枣、枸杞，胡乱吃了很多，嘴里不停地咀嚼。吃完后我在光线昏暗的厨房里想，吃完这些蜜枣白糖红枣枸杞之后，应该会长胖一些了吧。我不停地摸着自己的脸，热切地希望自己的脸上能快速地长出一些肉。不知道那时，我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那么在意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而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我想起自己四岁多从老家回来上幼儿园的时候，母亲有一次让人给我剃了一个光头，我在跟随母亲去往幼儿园的路上，一路都感到伤心、尴尬与难过。

　　谈到吃，我确实是伤心过。

　　有一天我小学放学回家，发现邻居房子的周围来了很多人，领头的几个，正挨家挨户指挥人员，去把各家各户菜园子里种植的蔬菜统统拔掉。我和母亲居住在饮食公司那一大间用幼儿园教室改造成宿舍的平房里，我们没有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周围私人房的邻居则不同，他们在屋前屋后的菜园里种植了各种蔬菜。邻居中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来的那些人都是县里管市场供应的，把菜拔掉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他们要求县城里所有的人，都要把各自菜园子的蔬菜全部拔掉，不允许再到河边、水塘边种植蔬菜。一起过来监督拔菜的一位领导，当着大家的面发布上级的指令，他说，县城职工和居民的蔬菜，自即日起，全部由县生产队负责统一供应。为了排队买到县城统一供应的蔬菜，母亲给我安排的一个任务，就是每天中午下课就去市场排队。那时我读小学，年纪大概也就是十岁。每天，在最后一节课快结束的时候，我就焦急地等待着下课铃的声音，早早地提前整理好书包。当下课铃声响起，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背起书包，从教室门口冲出去，沿着下山的泥路和台阶，不顾一切疯狂地往山下县城菜市场的方向猛跑。在我飞奔的同时，山谷中一个运动场的对面，刚刚下课的中学，也沿着下山的台阶飞奔下来一队孩子。两股沿着山坡像水流飞奔而下的小学和中学的孩子，成了放学时分县城的一道风景。而我当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跑快点，跑快点，再跑快点，我要尽快地冲到菜市场，占据一个尽可能靠前的位置。

　　我到达县城唯一的一个菜市场时，很多时候，在销售生产队蔬菜的那一排水泥案板前面，我已经是排在了后面。所有人按照要求，排列成了四列或者六列，然后默默等待生产队在中午过后把蔬菜送过来。蔬菜送达的时间难以确定，等待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在人们焦急的等待中，生产队运送蔬菜的小货车终于姗姗来迟，饿着肚子排队沉闷已久的人群，突然开始有了生气，吵闹声、叫喊声瞬间充斥整个市场。那些由生产队统一供应的蔬菜人均一把，无法挑选，并且先来先得。由于供不应求，等待我的命运，经常就是还没轮到我，菜就已经全部卖光。我跟随着那些买不到蔬菜的失落人们，从菜市场那个散发着异味的大屋顶下散去。我背着书包，两手空空回家，每一次长时间排队最后却买不到蔬菜的遭遇，经常让我很伤心。我知道，除了中午饿着肚子，浪费了一个多小时排队的时间，等待我和妹妹以及母亲的，就是晚饭的时光，木板做成的饭桌上，不会再有一盘油绿的青菜，而是一盘土黄色的又硬又咸的大头菜。

　　所以，我想，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我的瘦，可能也是有原因的。

　　县城食物供应的不足，也体现在肉类供应上。在不允许种植蔬菜的那段时间，猪肉也是定量供应，每家每户每一个月只有三斤或四斤猪肉，通过有限的肉票，可以在食品公司的猪肉摊点割一点猪肉回家。为了给我和妹妹吃上更多的肉，我母亲经常到饮食公司给我和妹妹加一点菜，花上几毛钱就可以得到一小碗香喷喷的红烧排骨。或者去饮食公司二楼的饭市，点上一个丝瓜肉片汤。每次母亲买回排骨或者丝瓜肉片汤的时候，我和妹妹就感到特别开心。因此，当母亲拎着一袋鸽子头、脖子和爪子回家时，我丝毫不感到奇怪。有时母亲也会从饮食公司买回来一些鸡鸭的内脏，除了我们自己食用，也会让我送一些去给阿坤叔，她就是这样想着办法给我和妹妹增加营养。

　　那些年，我曾经患肺病的父亲不在身边，他在外省一个找铀矿的地质队工作，和我的母亲一直分居两地，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他才会从外省坐火车再坐船回来。绝大多数时候，我就是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子汉。只是很多时候因为有母亲的庇护，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已。

　　2

　　我拎着那袋鸽子头、脖子和爪子，在傍晚时分出门，平时熙熙攘攘的街道，此时已经很少人了。下班和放学之后的人们，很多都待在家里，忙碌着自己的晚餐，或者全家正在吃饭。从我住的地方去阿坤叔那里，有好几条路可以选择。最快捷的一条，是从县城电影院前面的街道下坡，穿过菜市场，到医院前面的那条路。如果想再快一点，还可以从医院一侧的巷子穿过去，在住院部前面的巷子右转，然后在木器加工厂那里再左转，进入江边的那条横街。那条街之前的一大段，包括从新会书院开始，一直到客运码头，与江边平行的这一段，都叫横街。从木器加工厂左转之后，那里几乎全都是一些私人的居民房。如果不是给阿坤叔送东西，说实话，我平时确实很少去那里。我总是觉得那里，从横街再上去，是县城那条街道偏僻的死角。在这条街的尽头，再往上的方向，就是靠近河流的山脉。虽然在县城生活多年，但我的活动半径，其实也就是学校、饮食公司、电影院、菜市场、住地一带。或者是穿过县城的那条公路外面的那一片田野，我经常会在秋天收割之后，去田野上捡稻穗，拿回家喂鸡。

　　我去到阿坤叔那里的时候，暮色已经从四周涌起，我从居民房之间的缝隙，可以看到河堤下面的河流。有人在河边洗东西，然后沿着台阶再上到街道。或者站在岸边的一块石头上，看傍晚河边的风景。木器厂的大门已经关闭，切割木头的机器的啸叫声，已经在街道、巷子和河流的上空彻底消失。紧闭的铁门内，可以看见地上的木屑、刨花和各种还没有做完的家具与工具。阿坤叔居住的地方，在木器厂再往上一段，从大门进去后，穿过一个前院，是一个用青砖砌筑的带西洋风味的建筑，房子的二楼设置了宝瓶栏杆的外廊，古色古香。我第一次去阿坤叔那里的时候，就对这个有着宝瓶栏杆的西洋风格的老房子非常着迷，甚至感觉到了房子有一种神秘感，并隐藏了很多我不知道的故事。

　　阿坤叔是一个中年男人，身体结实，一头黑发，肤色白里透红。进入那个房子之后，我穿过一楼的大厅，从堂屋后面的楼梯上到二楼，找到阿坤叔，然后把那一袋鸽子头、脖子和爪子交给他，我在厅屋里和他说几句话，然后说再见就回去了。有时阿坤叔也会给我一点钱，作为这些食材的费用，那些钱我回家后总是会交回给母亲。阿坤叔居住的那个房子，我去过很多次，对那里的一切已经轻车熟路。有时阿坤叔也会让我拿点他们从老家带回来的特产，比如芝麻饼、大头菜之类，有时会给我几颗糖，在完成我的任务之后，我总是非常轻快地下楼，穿过一楼的庭院出门，左拐，然后沿着原路回去。

　　但这一次，回去的路上，我没有原路返回，而是临时决定换一条路，走横街回去。我对那条与河流平行的街道，一直有一些好奇。在木器厂的位置，我没有像往常一样选择向右转弯进入医院前面的那条巷子，而是继续往前走。我知道，医院前面的那条街道，从新会书院开始，一直到横街的最尽头，是货运和客运码头，在那里，可以非常开阔地看到河流的风景。

　　当然我选择走横街，可能仅仅只是一次突然的心血来潮，或者为了能够多玩一会。新会书院位于一个丁字路口的一侧，书院的对面，是一个通向江边的货运码头，我在那里曾经上下过很多次。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们就被学校安排去做勤工俭学，为学校附近的一个衣架厂，到停靠在岸边的一艘大船上，将做衣架的木板挑回学校。每一个人都需要挑完一定数量的木板才算完成任务。我们用扁担、簸箕，下到河边，挑着一块块木板，再上到河堤上面，穿过县人民医院、城关幼儿园前面的街道，然后上山，送到学校旁边的衣架厂。这种挑木板的劳动，往往需要好几个来回才能完成任务。那个倾斜的隐藏在居民房后面的码头，总是让我想起以往艰苦的劳动。码头对面的新会书院，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大门紧闭。或者说，我从未看见过书院的大门打开，在县城多年，我也从未进去过。我总是觉得书院的里面，要么是荒凉之极，要么就是堆积着各种各样没有用处的杂物，只有疯子和无家可归的人，才会待在它门口高大的屋檐下。

　　横街那一带的居民，我没有认识一个。那一个街区的孩子，上的是县城的另外两个小学。横街一间接一间紧挨着的民居房，在每年夏天的洪水季节，会全部被洪水淹没。洪水退却后，满大街都是淤泥和垃圾，又脏又臭。我迈开脚步向前面走去的时候，傍晚时分的横街，此时显得格外安静，家家户户也许正在他们的客厅或者饭厅，吃着各自的晚饭。也有几个端着碗坐在街边吃饭的孩子，他们一边聊天，一边讨论待会一起玩什么游戏。有一两个大人，穿着白色的背心，身体靠在门板上，看着我路过那里，也不会跟我打什么招呼。虽然我们都在同一个县城生活，但彼此并不认识。不过这样也好，我可以更加自由、更加无所顾忌地去我想去的地方，不受别人干扰。至少是不会有人问起我的情况，甚至告诉我的母亲。

　　当我走到横街的尽头，暮色变得更加浓重，宽阔的江面不时传来汽笛声。吃完晚饭的人们开始从家里出来，待在骑楼下和邻居聊天。我知道从横街尽头右转县前街，将是另一条我回家的街道，但我并没有选择右转，我觉得自己暂时还不想马上回家，我还想到客运码头上转转。在横街的尽头，在县前街的左侧，就是可以看见江面的客运码头。一棵古老的榕树，正张开巨大的树冠，覆盖在码头上空。

　　我决定从横街尽头那里左转，去客运码头那里看风景。与横街垂直的县前街，延伸到河边大榕树码头结束，然后是直通到岸边的石砌台阶。大榕树的一侧，是一个宽阔的可以观望河边风景和对面江心岛的平台。白色的客运站房子，面对宽阔的河面，穿过客运站门前的空地，从平台往下是一个T字形的台阶，可以一直下到江边。浮桥、平台与即将开往梧州的两艘客轮，就停靠在那里。有很多次，我的母亲带着我，从码头那里坐船去梧州，去我外公外婆和姨妈那里，然后在吃完晚饭之后，再从梧州坐船，回到我们生活多年的这个县城。

　　我走到大榕树下的平台，坐到边缘高起来的坐台上，瞭望河流周围的风景。暮色在那一刻变得更浓厚了，在微风的吹拂下，正在向四周渗透。河面上升起了一层薄薄的水雾，连同从天空、山脉降落下来的暮色，与县城高低不平的屋顶上渐渐升起来的炊烟，混合在了一起，让周围的能见度慢慢下降。长这么大，我从未在黄昏的时分，一个人坐在码头那里，瞭望河边的风景。每一次我总是像一个过客，跟着母亲去梧州，或者从梧州回来后，直接返回峡顶街方向的家。唯一停留得比较久的一次，是母亲有一次带我去河边游泳，我的水性很差，虽然带着游泳圈，但在水里，总是被有点湍急的江水冲刷得手脚忙乱。因为这个码头，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每年春节前先从邻省坐火车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坐船回到家里。这个码头是父亲回家和出发的地方，是一种渴望和思念。我想到父亲，想到他回家和离家的身影，他跟我说的话……然而，河面上突然响起的一阵汽笛声，又将我的思绪从虚幻中拉回了现实。

　　3

　　我转过身，看着身后街道两侧的居民楼，和那些晚饭后正出门走动的人们，想到我在这个县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妹妹、母亲一起，生活在这个两省交界的县城。我的父亲除了因为工作远离我们，曾经有很长一段日子，因为患上了肺病，他去了邻省一个疗养院治疗。我从小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没有太多具体父爱陪伴的日子中度过。在县城汽车站对面那个紧挨着山脚的服务公司的平房里，母亲上班，妹妹在幼儿园，很多时候并没有人去管我。我和宿舍里的孩子一起，要么跑到山上，要么钻到几个大一些的男孩在山脚下挖的一个小防空洞里乘凉。我们有时，在公路下面的水塘发现一条游动的青蛇，就纷纷拿石头瓦片去砸那条蛇。青蛇昂起头，在水面上拼命地往另一个方向快速滑行。我们又追过去，用石头、喊声，使那条青蛇惊慌失措。说到蛇，有一次我真的是遇见过。我和邻居一个女孩去鱼种场旁边的一条溪流附近，拔喂鱼的鱼腥草。在一块靠近溪流的草丛，我正要伸出手去拔那些鱼腥草时，一条很大的蛇，突然从我手腕的前方迅速滑过。我愣住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被吓了一跳。我想到万一我被它一口咬住，万一它是一条有毒的蛇……也许我就会死掉……我不敢再想，迅速转身，从草丛出来。我一直没有把这个经历告诉一起拔草的那个女孩，更没有告诉我的母亲、父亲。我怕他们担心，并从此不再允许我去山坡和溪流附近拔鱼腥草。我们那时候很穷，没有什么零花钱，我和邻居的女孩，就是靠去鱼种场，卖我们一整个上午拔回的鱼腥草，换回来三毛或者四毛钱。

　　说到死亡，我真的见过几次，它让我感到了一种恐惧。我们在县城峡顶街的住地，已经是快靠近县城的边缘。县城里送葬的队伍，总会从我们门前那条通往郊外的公路上走过。某一天的上午，从岔路口那里，突然又冒出来一队送葬的队伍，几个穿粗布衣服的男人在前面抬着一个巨大的黑色棺材，后面跟着一支哭哭啼啼、披麻戴孝的队伍，空气在瞬间变得凝重，连空中的麻雀似乎都停止了刚才的飞翔，站在屋檐或者树枝上。巨大的棺材表面，刷上那种毫无生气的沉重的乌黑色，那种令人窒息的颜色，每一次都会惊到我。我总是迅速地躲到大门的后面，或者窗口附近的一个角落，从门缝或者窗口的一角往外面观察。我屏住了呼吸，不敢喘一声大气，用手按住自己的心脏，但心脏却在衣服下面怦怦直跳。仿佛高大的死神，随时都可以伸出手，掠走我们这些孩子。

　　那些突然死去的孩子，总是让我们既害怕又伤心。有一年夏天，我们一群孩子，突然看到一对从郊区急匆匆走来的中年夫妇。男人抱住一个孩子，拼命地赶往县城医院的方向，身后的那个女人，绝望地发出哭喊声，他们一边奔跑，一边求救的呼叫，惊动了周围的邻居。我们从大人的口中，了解到那个孩子，不幸吃了刚喷洒农药的水果，导致中毒了。看着男人抱着孩子快速行走的身影，看着那个妈妈撕心裂肺的呼喊，我瞬间震惊了。我多么希望死神的脚步能慢一些，医院的医生可以把这个孩子抢救过来。然而，从郊区到县城医院，那一段漫长的路，最终还是没能让那个孩子活过来。而我小学班上的两个因病和因被狗咬死去的同学，更是让我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脆弱和死神的可怕。

　　更具体的一次死亡，是有一天我们门前不远的地方，一辆运货的卡车，后轮碾压死了一个男孩。男孩坐在他叔叔单车的后座上，不知为什么在骑行的中间，突然被卡车碰到，男孩从后座倒向沥青路面，卡车的后轮随之碾压到了他的头部，脑浆和鲜血瞬间洒了一地。那个男孩的年龄，与我们相仿，他悲惨的命运，让我们这些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孩子格外震惊、伤心和难过。我又一次感觉到了生命的无常和脆弱，感觉到了可怕的死神随时都会从天而降，像一只巨大的黑鹰，瞬间把我们从地上拔起，叼在嘴里然后飞远。那个晚上，事故的现场亮起了巨大的刺眼的灯光，人们围在周围，讨论这个悲剧，男孩的叔叔则一脸迷茫和悲伤地坐在地上，沉默地低着头。而我，完全被这一幕悲剧震惊了，异常恐惧并浑身发抖地不敢去现场围观，我只是躲在大门的后面，远远地看着那些从围观的人们头顶上冒出的灯光，惨淡的灯光越过人们的头顶，射向黑夜和远处，仿佛是替那个不幸死去的孩子发出一阵又一阵悲伤的低鸣。第二天一早，一个专门负责收尸的棺材佬，用一张席子，把那个孩子从地上卷起，然后带到郊外的山上埋掉，一个年幼的生命就此凋零在了这个世界。

　　也许是父亲长期不在身边，我受母亲的影响，养成了一种沉默、孤僻、似乎有点柔弱又多愁善感的性格。但又因为父亲不在身边，我成了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的个性里又掺杂了一点不屈和坚强。我想起有一年，我的父亲从外地坐船回来，我和母亲去大榕树下的码头接父亲回家，患过肺病的父亲因为呼吸困难，走得比较缓慢，他走在后面，慢慢地被母亲落在了身后。回到家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父亲突然朝母亲生气，说母亲对他照顾不够。说到激动的时候，父亲突然站起来，拿起屁股下面坐着的小板凳，要砸向母亲。那时我还很小，愣在了旁边，看到了房间里母亲的沉默、孤单与无助，却永远不能理解和原谅父亲对母亲做出的举动。在那些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里，我的母亲曾经跟我讲过一个她去郊区的山上打柴火时遇到的危险的事情。她将打好的柴火用绳子捆好，然后走到山边，准备扔到山下，就在她用力气把柴火扔出去时，那捆柴火上的树枝，突然挂在了她的衣服上，她整个人也因此被扯了出去，就在跌向山下的那一瞬间，她赶紧一屁股坐在地上，扔出去的那捆树枝扯烂了她的衣服……母亲说，那一刻她被吓坏了，坐在地上很久才平复心情。她说如果她跌到山下，我们就没有妈妈了。我听着母亲这么说，难过得眼泪就快要涌了出来。

　　河面上缓缓地吹拂着从四周涌起的晚风，结束了一整个白天的忙碌之后，傍晚的客运码头是如此冷清。光线暗淡，码头上没几个人，驶过河面的驳船，有时会在河面上鸣响沉重而缓慢的汽笛，空气中微微的震颤，一直从河面传到了远处的山脉。我看着码头的台阶，想到父亲此刻远离我们，想到我一直和母亲、妹妹孤单地生活在一起，因为父亲长时间地在生活中的缺失，我的童年并不完整。无论我对他如何思念，他都不会突然出现在这个码头，微笑着向我打招呼，或者拍拍我的肩膀，摸一摸我的头。在遥远的外省，北方，他只是一个人过着自己的日子。我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我只是想念他，因为横街的这个码头，因为码头曾出现过他的身影，在夜色渐渐笼罩的码头，我确实是非常想念他。

　　除了父亲，我还想念我远在梧州的外公外婆。有一次我听说母亲一个同事要去梧州，我竟然缠着母亲，说我也要去梧州看外婆。那一次，我和那个阿姨一起，坐了一个多小时汽车，然后过轮渡，在梧州市中心汽车站附近的一条街分手后，我自己一个人跑去了外婆家。突然看见我一个人跑来梧州，外公外婆都感到很惊讶，我的外婆不停地问我和谁一起过来，还责怪我不应该自己一个人跑来。留我吃完午饭之后，外婆又带着我出门，去街上找那个阿姨。我站在那条街的入口，茫然地不知道那个阿姨到底住在街上的哪一幢楼房，我怎么可能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轻易地找到阿姨那个熟悉的身影呢。为了我的安全，外婆带着我去了梧州客运站的码头，和我一起上了船，一直送我回到县城的大榕树码头，她让我自己回家。分手的时候，她坐在船舱内，一直安详地看着我，示意我早点回去，然后自己继续坐这一趟船返回梧州。分手的一瞬，我仍然记得外婆在船舱内静静看着我的眼神。

　　码头上的灯光渐渐亮了起来，空旷的河面，再也看不到我外婆的身影。我因为一次冲动而懵懂的出行，最后外婆出于安全考虑，亲自护送我回到这个县城。这个码头，曾经闪现过我父亲、外婆、母亲、妹妹的身影，代表着到达、家、回忆、怀念和一个少年对外面的遐想。我坐在大榕树下的平台上，望向对面的江心岛。那个岛屿，我从未上去过，一直有一种神秘、陌生，吸引着好奇的我。我只能展开自己的想象，却从未敢跨出一步，一个人坐船到对面的岛上去。

　　江水在夏日的傍晚默默地流淌，码头的岸边，停满了各种船只，在一种永不停顿的流动中，江水拍打并冲击着岸边的污泥、石头与沙子。洪水也许会在六月中旬后的某一天，从上游涌过来，迅速上涨的洪水，会又一次从码头漫上街道，淹没最靠近河边的横街。我和母亲住在饮食公司对面那个用幼儿园教室改造成宿舍的房子里，那里地势低洼，从另一条小河涌到下游的洪水，最后会漫过我们前面的那条公路，然后灌进公路路基下的几个池塘。洪水一点点上涨的时候，我的母亲正忙碌地带着我和妹妹搬家，公共过道的一侧，堆满了各家各户的柴火。我们家两间房间的家当，要赶在洪水到来之前，搬到街上饭店的二楼。没有父亲的帮助，一切沉重的家当，全都要靠母亲单薄的肩膀和双手扛上二楼，我和妹妹负责拎一些零零碎碎的杂物，一次次地往返。床、桌子、凳子、装衣服的木箱，以及衣车，则要靠母亲搬上去。那时我并不懂得母亲的不易，总是带着洪水季节好玩的心态，到后门看着一寸寸不停上涨的洪水。有一年洪水来得过于突然、迅猛，母亲来不及搬家，不少家当只能淹没在我们居住的那个房子里。在一种无助与困顿中，母亲突然坐在椅子上，痛哭了起来。

　　此时我的耳边，并没有母亲的哭声，巨大的榕树覆盖在我的头顶，像一种要降临在我身上的安慰。在送完那袋鸽子头、脖子和爪子之后，我并没有选择马上回家，而是去了横街，去了横街尽头坐船的客运码头，我让自己的思绪放飞在那个码头的黄昏。这个我成长的县城，此时如此温柔地静静地展开在河流的一侧，我没有一双翅膀能够让自己瞬间从地面飞起，然后拍动着双翅朝着父亲所在的那个方向飞去。两地分居的父母，长时间分隔形成的思念，让我的性格变得容易悲伤、孤独、坚强又沉默。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以及一个更小的孩子，生活在一个被群山围起的县城，会有多么不容易。我只能靠着自己的幻想，想象父亲从外省回来，在码头那里突然出现。我去了一次横街，然后又从横街回来，我没有走那条最短的穿过人民医院的巷子和菜市场前面的路，而是去了横街那里的码头。除了阿坤叔，我不认识那条街道上的任何人，我从未深入过其中任何一间房子，除了阿坤叔居住的那个用青砖砌筑、有宝瓶栏杆的西洋风格的房子。那个院子里一直种植有一些植物，青苔长满了潮湿的墙角和排水的沟渠。我从大门进入，穿过潮湿的庭院，从木楼梯上到了二楼。我交到阿坤叔手里的，有时是一袋鸽子头、脖子和爪子，有时是一堆鸡和鸭子的内脏。我穿过半个县城，在母亲的安排下，一次又一次去到阿坤叔那里。是的，我在傍晚出门，饿着肚子出去，在送达之后又快速地返回。在那个年代，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肉可以吃，鸽子头、脖子和爪子炖的汤，成了那个时候母亲给我和妹妹的最好营养。吃着鸽子头的时候，我确实在想鸽子的肉和腿到底去了哪里?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准确的答案，只知道那些鸽子在夏天，会在河口仓那里，一只又一只地被宰杀，在褪去羽毛之后，被工人熟练地分割，然后那些头、脖子和爪子，被扔到一个竹子编织的箩筐里。饮食公司的小货车会在下午过来拉走，我的母亲可能又会在下班前去买上一些，分成两个袋子，让我再一次在傍晚出门，去横街，送去阿坤叔那里。

　　我在码头那里一个人坐了很久，几乎忘了自己还没有吃晚饭。天色完全黑暗，淹没了我的面孔，朦胧的灯光，在河面的船上和对面的江心岛亮起。在持续的河面吹拂的晚风中，我意识到我去了横街，去了横街的码头，去了那个有大榕树，让我幻想出发与归来的地方。我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尘，然后开始转身回家。在走过县城唯一的粮店之后，我又走上了车缝社下面的一段斜坡，越过了斜坡下我同学那个靠街道的房子。我两手空空，从街上转进饮食公司对面的巷子，回到家里。我的母亲问我怎么去了这么久，我没有说太多，只是随便撒了个谎，说遇到一个同学，就去他家里玩了一会。我没有告诉母亲我去了横街，去了横街尽头的客运码头。

　　她也永远不会知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曾经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码头的大榕树下，在暮色四起的黄昏，在灯光渐渐亮起的傍晚，默默地想念我遥远的父亲。那个晚上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我流了眼泪，枕巾上留下了一滴又一滴的泪痕。我仿佛又一次站在横街的码头，看到了分别已久的父亲，正从苍茫的暮色中又一次向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