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5年，我成为一家报纸副刊的新兵蛋子，每天从传达室扛回半麻袋的投稿信件，以期从中发现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写作好苗子。我经常从清晨看到黄昏，勉强遴选出的稿件，都让总编辑老周皱眉。老周是一个相貌威严的中年人，因为长年上夜班，他的双眼总是浮肿，眼周被层层叠叠的细纹包裹。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把我叫去，敲了敲桌板，跟我说：“你这样守株待兔、等稿上门是不成的。你得出差，去拜会作家，要去交朋友啊。只有哪天你跟大作家的猫都混熟了，猫一见到你就亮肚皮，你还能混着吃一口人家家里的菜饭，你才有机会把人家的得意之作都拿回来，你的编辑工作才算是上道了。”老周启发我：做编辑，不仅要有沙中淘金的本事，还得有识人、交朋友的本事。

　　我嗫嚅半天，才茫然地问：“您这是要我去哪儿约稿呢?”老周被我问住了。他没有想到，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城乡接合部的一所中学教化学，我与烧瓶、试管和坩埚打了3年交道。除了回家，我没有走出过那巴掌大的学校，完全没有跟陌生人打交道的经验。

　　老周再次下意识地用手指敲打面前的玻璃台板，他思量半天，终于大手一挥，说：“你就去上海吧，那里作家多，文化名流也多，你总能约到有意思的稿子。”老周是一个老虎面孔菩萨心肠的人，考虑到我调职后的第一个月工资还没领，他特批财务借给我1000元，作为我的出差预支款。

　　我领到一卷纸币，叹气良久。对胆小、内向的我来说，去上海结识名流，就像一个刚学会游泳的人一下子被抛进大海一样。

　　听说我被领导从既定轨道上赶了出来，要跑到上海这片旷野里找寻人脉，我唯一认识的在上海的朋友肖练对我说：“你赶紧买火车票啊，还在犹豫什么呢?”我踌躇半天，才在长途电话里对她坦白：“我怕去上海，我从来没有坐过地铁，我都不知道怎么买票和转车……”

　　肖练有刹那的惊讶，但很快捕捉到了我那“乡下人进城”的怯意，她立刻非常仗义地安慰我：“放心吧，我会到上海虹桥火车站接你。我会举一个纸牌，用蘸水笔把我们俩的名字写在一起。这样，我的名字陪着你，你就不会尴尬了。”

　　我还是不放心。因为最大的问题是，我在上海除了肖练，谁也不认识。我该怎么完成去大作家家里喝茶、逗猫、聊天、索稿的任务呢?肖练被我问得一愣。她当时研究生毕业没多久，在一家出版社当一个小编辑，那些传说中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她也没有见过。不过，她灵机一动，说：“实在不行，你就到《新民晚报》的编辑部去。地点嘛，报纸上都印着呢。我看那里的老师总是能够约到知名作家的稿子，你去找他们帮忙不就行了?”

　　二

　　出差那日，偏偏我乘坐的火车晚点了，接近午后一点，肖练才在离虹桥火车站出口不远的大钟楼旁，接上了背着行李四处张望的我。之前，她观察着出口处涌出的一波又一波人流，高举她手中写有我名字的硬纸牌，生怕错过我。她开玩笑地说：“开小旅馆的阿姨以为我在跟她抢生意，我等你的这四十几分钟里，她一会儿瞪我一眼，一会儿又瞪我一眼。”

　　肖练接上我，我跟着她，迈出融入上海的每一步。她不时停下来，让我观察并牢记细节：怎么在汹涌的人潮中观察买票的进度，买完地铁单程票，怎么过闸机，怎么转乘地铁。是的，冲进上海只需数秒，但一个外地人，唯有睁大眼睛，观察所有细节，才有望克服心里的些许惶恐。

　　为了鼓励我，肖练分享她刚到上海时闹过的种种笑话：她是江苏常州人，老家当时也没有地铁，刚到上海上班时，发现一个地铁站竟有十七八个出口，而每个路口，都有数百辆轰鸣不已的摩托车堵在她面前等着过马路，她免不了出汗和紧张。“你很快就知道，心里那点胆怯是可以克服的。”

　　她带我去了上海作家协会位于建国中路上的招待所，说她打听过了，这是上海少有的符合我住宿报销标准的地方，而且这里也可能是全上海邂逅知名作家机会最多的地方，因为“上海寸土寸金，有的作家家里三代人住在40平方米的房子里，到了晚上，老人要看电视，小孩要听故事、弹钢琴，没有地方可以静下心来写作，他们就会自掏腰包，到这里来住上半个月，好一门心思写稿……”。

　　一进门，我就被如家般温馨的氛围感染了。招待所是一栋标准的上海石库门老房子，帮我做入住登记的门卫老爷子介绍说：“你好有眼光。住在这里，楼层高，空气好，一层楼只有3间房，互不打扰。一楼有厨房，可以订饭，排骨饭和红烧鲫鱼饭一份只要5元。热水需要到一楼烧开水的地方自取。你要记得，红色热水瓶里装的是开水;绿色热水瓶里装的是温水。”

　　安顿好我，肖练准备返回单位办公，老爷子看出她不放心，笑道：“你朋友住在这里，你就放心好了。”他带我去3楼的房间，十分耐心地介绍如何到露台上晾衣服，如何用蚊香架子巧妙地夹住已经断掉的蚊香，如何放垫子才能在书桌前的老藤椅上坐得更舒服，如何调节台灯灯光的亮度。

　　墙上的自鸣钟当当作响，我打量四周，有些困惑，便问：“为什么招待所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梳妆台?一头沉的写字台倒是很大，抽屉竟有5个。”

　　老爷子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说：“一天到晚想着看电视，怎么写小说?写字台的抽屉多，是为了方便放各种参考书呀。”

　　三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和导航软件，我每天出门前，老爷子会问清楚我打算去哪里，然后扯下一张废旧报表，在背面帮我写好地址，及乘坐地铁或公交车的路线。老爷子有一张硕大的上海地图，就挂在饭桌前，他不厌其烦地用放大镜搜寻，再把路线记下来。他帮我查到《新民晚报》的办公地址在静安区威海路755号，靠近陕西北路，便给我出主意：“晚点去，编辑都要上夜班，估计10点之前你很难在办公室等到人。”他还建议我去《上海文学》编辑部拜访：“他们办公的那栋老楼相当漂亮，里头的楼梯是螺旋形的，在楼梯间喊一声，会有嗡嗡的回声。那栋楼是匈牙利建筑师拉斯洛·邬达克设计的，二楼阳台配有弧形雕花栏杆，楼前的花园被上海人叫作‘爱神花园’，因为喷泉前面的白色大理石像雕刻的是爱神托起灵魂女神……”

　　我大吃一惊，这些历史建筑的底细，门卫老爷子是怎么知道的?他笑道：“住在我们招待所的作家，好大一部分都是‘爱神花园’那边的人请来的。”经过老爷子介绍，我才知道，《收获》与《萌芽》编辑部也在那里，上海很多作家都愿意去那里喝茶，我在那里守着，说不定会有一波收获。

　　我的心慢慢踏实下来——过地铁闸机时，不会紧张得出一手汗;见到桀骜不驯的作家，也不再婉拒与其一起吃生煎馒头的建议;冲锋陷阵完成约稿任务的急迫感消散……我开始留心很多历史建筑的细节，譬如“爱神花园”的主楼里，室内螺旋楼梯的铁艺装饰暗藏“K.S.L”的字样，这是原主人刘吉生的英文名缩写。

　　我在招待所住了4天，每晚7点钟，住客拎水上楼和去露台晾衣服的声音一收，整个招待所安静得就像一艘夜航船，空气中夹杂着晚秋的桂花香，沁人心脾，我落满尘埃的心底似乎也变得干干净净。

　　在没有手机的年代，撤去电视机之后，我很快读完了出差时带的两本书。为了打发时间，我去老爷子那里借了纸和笔，把每天的约稿见闻写下来。还觉得不过瘾，就用钢笔画几幅刚见到的作家的肖像画，我画出他们眉间的川字纹、高耸的颧骨、紧抿的嘴唇，或者眼睛里一闪而过的嗔怪或悲悯。忽然，我似乎觉察到他们作品中那些精妙的比喻都是从哪里来的。

　　离开时，老爷子给我开住宿发票，那字漂亮得就像印刷体一样。随后，我挑了两幅自己画的作家肖像画送给他留作纪念。老爷子端详着那抽象、夸张的线条，笑了，他取下墙上的全家福镜框，拆开边框，把我的小画也放了进去。这样，两位面部线条坚毅的作家，就好像成了一个苏北大家庭的一员——是的，老爷子是苏北人，为了替远在苏州打工的儿女分忧，他在55岁那一年挑着行李独自来到上海，开始了他的门房工作。

　　犹豫数秒，就一头扎进上海的勇气，可能彻底激活了一个人。我、肖练与老爷子，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