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盖小镇上空无一人。

　　风沿着开阔的大道，畅通无阻地往返了无数次，连一辆车也没有遇到。终于，风觉得有些寂寞，在月光下放慢了脚步，贴着收割过后略显荒凉的大地，缓缓向前。抬头，夜空中缀满了星星，一颗一颗的，犹如璀璨的珠宝。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也是宇宙中一颗明亮的星星，我和摄影师额博先生此刻正在星星上散步。想到这一点，我便觉得古老的月光中弥漫着哀愁。

　　“我的老朋友们陆续离开了我，变成天上的星星。看，头顶上最亮的那颗，就是其中一个爱吃喝玩乐、糟蹋自己身体的老家伙。为了替老朋友们多看一眼大漠风光，多拍一些草原风情片，我戒了烟酒，每天饭后出门散步，还时刻带着速效救心丸。”额博先生幽默地说道。

　　我想起两年前与额博先生告别时，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回到呼和浩特后一定去落凤街上拜访他，看看他拍摄于20世纪的老照片，欣赏他收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珍稀字画，还要买一架被他淘汰的单反相机。但我很多次经过昭乌达路时，只是朝着安静的落凤街看上一眼，便将这个承诺飞快地忘记了。权倾一时的慈禧太后曾在此处度过3年的少女时光，落凤街因此而得名。在高楼大厦建起以前，老旧的宅院里有形形色色的人出入。“离开人世前，我要写写那些逝去的老街坊，给年轻人讲讲落凤街上发生的故事。”额博先生深情地说。

　　此刻，乌拉盖草原上皎洁的月光，帮我擦亮了记忆。我想起落凤街的指示牌旁有一家商铺，橱窗上常年贴着“挥泪大甩卖”的广告，皱皱巴巴的红纸上几个黑色的大字，看得人心惊，但店主到底没有关门大吉，而是年复一年地“含泪甩卖”下去。在高架桥尚未建起的时候，昭乌达路上常常有大风吹来，将稠密的人群吹得稀疏，将街市吹得萧条。远远地，绿皮火车“哐当哐当”的声响，从北垣东街绥远城墙的方向传来。将视线再向前推进几千米，便是北朝民歌《敕勒歌》中绵延1200公里的阴山。许多个清冷的黎明，我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途经落凤街，抬头看到横亘南北的大道的尽头，阴山上耀眼的白色仿佛圣洁的哈达。曾经就是在这样一个晨光熹微的雪天，我从睡梦中醒来，透过绿皮火车结满冰花的窗户，看到这座人烟稀少的城市。从泰山脚下连根拔起的生命，此后将深植于此，这大风中滚滚向前的命运，让我惊异。

　　犹如一条大河细长的支流，落凤街离开繁华的昭乌达路，流进曲折的小巷。街两边居民楼斑驳的墙壁上，爬满了盘根错节的藤蔓，也落满了三四十年的尘埃。沿着林林总总的商铺走过去，人会有种错觉——待在这条不长不短的落凤街上，足以度过漫长的一生。额博先生就住在落凤街某座陈旧的居民楼里，以简朴的一日三餐，走过了70年的风风雨雨。想到这一点，我便觉得安心，仿佛额博先生早已在对面空荡的椅子上坐了许多个时辰，我只需吃下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便可以转身离去。

　　对于我必将拜访的热烈承诺和额博先生曾经盛情的邀请，我们谁也没有提及。仿佛上次挥手告别后，不过数日，我们便在乌拉盖草原上重逢，而此刻悬挂在上空的月亮，也还是过去在乌兰浩特看到的那一轮。

　　“年轻时我四海为家，即便结婚也没能阻止我远行的步伐。每年一多半时间，我都在荒漠、戈壁和草原上度过，家成了陌生的旅馆。妻子因此说我不适合有家，说我的身体里住着一匹孤傲的野狼。直到我50岁，妻子看我以败家的程度散尽一生收藏，这才生下一个女儿，继承我并不丰厚的家产。可是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财富没有太多用处。我那穷困潦倒、接近疯癫的母亲是这样告诫我的，我那命运多舛、与家人很少相聚的父亲是这样警醒我的，我的戎马征战、行走荒野的摄影生涯也是这样启示我的。”额博先生在一无所有却散发永恒光芒的月亮下，向我这样概括他的前半生。

　　此刻，月亮高悬在夜空，乌拉盖草原上一片寂静，仿佛我和额博先生的一生，正和千千万万躺下的草捆一起，悄然融入苍茫无边的夜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