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现代文明之前，甚至远在西安成为华夏文明中心以前，关中地区的战略地位，就被战国时期的著名策士苏秦点明，“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指函谷关与黄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指代郡、马邑，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一带)，此天府也”(《史记·苏秦列传》)。宋朝后经济重心南移，一度出现了史学界所谓的“现代经济的萌芽”。明清时期，南方经济发展愈发迅猛，西北地区再难以望其项背。这种南强北弱、东热北凉的经济局面，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谈及西安，喊出它的名字时都要将音调加重几分，似乎如此才算表达了对这个地方起码的尊重。周秦汉唐的风采，大一统国家的气度，在这座城市的不同区域留下了无尽的宝藏，待人发掘。甚至有人笑称，“南出相，北出将，西安的土地埋皇上”。十三朝古都的实力不可小觑，在西安搞基建，两铲子下去，都是历史，先头部队只能是考古队。丰富的地下世界配合着地上遗址，诉说着西安的过往辉煌。悠悠文脉，气象万千，绵延传承，亘古长久，文化是西安的标志。西安市民的笑容和谈吐间，对本地文化的自豪和自信也总是不动声色地透露出来。强汉盛唐的组合赋予了古长安城无可比拟的荣耀，尤其是在中世纪时期，唐朝在整个欧亚大陆声名显赫，长安也足以成为古中国鼎盛的代表，在国际上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岁月风云间，它所构筑的政治、文化、经济框架仍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留存。

　　在古都长安的高光时刻，全社会迎来了各方面的兴盛。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自然条件优越，符合“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也”的思想，历经西周、秦、西汉、隋的重点开发和建设，已是经济颇为发达的地区。在中国的八大古都中，长安的历史最为悠久。国都一般都会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原因不一而足，域内的内循环或是域外的商业往来都是经济繁荣兴盛的原因。

　　汉唐两代长安经济的繁荣，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关，这条从长度来说跨越了四分之一地球的通道，连接了欧亚大陆的两端。根据希腊历史学家的说法，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在黑海和近东地区广为人知。在古老的自然经济统治下，漂亮、精致、耐存、便于长途跋涉、价值高的丝绸，在西域以及中亚地区一带国家政权频繁更迭之时，是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类似于黄金的硬通货，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货币职能，可以进行等价值的货物交换。丝绸成为这条通道上亮眼的货品。这条道路，我们都知道最初是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9年)，由后来被封为博望侯的张骞在出于军事战略意图下寻访大月氏，无意间疏通的一条道路。因夹击匈奴、扩张疆土而生的军事需求，最终以贸易之名经河西走廊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通向帕米尔高原，将整个亚洲连在了一起，甚至接通了更遥远的波斯湾乃至欧洲腹地。以“丝绸之路”为标志，中国与西域各国的来往更加频繁，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是从张骞通西域开始，中国与西域建立了稳定的、官方的联系，据此我们说长安是中国正式对外交流的真正起点不算妄言。

　　汉代以后，短暂的隋朝过后，又一个大一统国家在隋末长安废墟上建立起来，太原留守李渊代隋称帝，建国“唐”，定都长安，为长安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注入了活力。唐前期在开拓西北边境方面进展颇大，史书曾将这一时期的国土与汉代做过对比，“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称：“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句说的正是唐前期在今青海省东部，当时称陇右道的地方养兵屯田，加强了西北边防，随后设置了安西四镇以及北庭都护府，管辖范围囊括了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更广大的中亚地区。这在客观上为“丝绸之路”的兴盛提供了道路安全保证。唐太宗李世民“兼听则明”“纳谏如流”的开放态度，更是从最高领导意识层面，制定了对外友好往来，兼容并蓄的国策。通畅的“丝绸之路”上行进着来自各国的使臣、僧侣和商人，彼时的鸿胪寺一度接待过七十个国家的外交使节，王维诗中“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在长安城时常可见。在长达三个世纪的统治时期里，万花筒般的文化伴随着经济往来涌进了唐朝的中心——长安。如今西安城玉祥门外的大庆路上，“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大型雕塑，远远地回应着这段盛世。几乎与大庆路垂直的劳动南路上，大唐西市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在原址上重建的项目，每当夜晚来临，灯火间，总让人遥想当年占地一千六百亩，有二百多个行当，邸店林立，商品琳琅满目的热闹景象。唐时，西市是西域胡商入长安的必经之地，也是胡商的主要经商之地，大量中外商贾聚居于此，胡商胡人胡店很多，“胡风”“胡俗”盛行，长安国际化的特征愈发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