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把时间拨回20世纪80年代末的某一天，来到一座低矮的土砖青瓦房前，就能看到一位中年妇女，挑着两个巨大的沉甸甸的蛇皮袋，低垂着头，快速地穿过土砖房的走廊，踉跄地跨进走廊最后一间的门，因为急切而显得狼狈。

　　那是我40来岁的母亲，与现在的我年龄相仿。其时，母亲的事业，正如日中天。

　　母亲担着的蛇皮袋撞在了门框上。因为惯性，母亲踉跄了好几步才扶住门框，借力把蛇皮袋拖了进去。等母亲蹲下身子把两个大蛇皮袋放下，我就急切地打开袋子。

　　那袋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宝物。歪歪扭扭的铁衣架，半旧的时尚衣物、鞋子，水壶、盆子、桶子、掉了螺丝的靠背椅子，断了一个脚的方桌，破了一个洞的带荷叶边的绣花精致被套……

　　我一头扎进去，半天出不来。我沉迷于在里面寻宝。我可能会找到几条漂亮的手绢，也可能会找到红艳艳的丝绸头绳，或者一件像样的衣服，或者一双带跟的皮鞋，或几支半截铅笔、用了一半的圆珠笔、生锈的文具盒、几本写了一半的本子与破破烂烂、页码不全的小说……我读的第一本小说《聊斋志异》就是从母亲的大蛇皮袋里找到的，后有金庸、琼瑶的小说，还有《红楼梦》等，五花八门。母亲觉得书是好东西，应该带回来给我们看，以至于我至今对破烂发黄的书都有着异常的亲切感。

　　我的儿童过渡到少女的时代，是如此富足，而母亲每周都能给我一次如此的盛大狂欢。

　　二

　　这些宝物，都是母亲从城里的垃圾堆里捡来的。

　　母亲的事业，就是在城里捡破烂，捡废纸、瓶子、塑料、废铜烂铁等，卖到废品站去。一周能挣三四十块钱，有时五六十块钱。母亲用这些钱养家。

　　之所以说是“事业”，因为母亲把这份挣钱的营生命名为“做生意”。自从母亲做了这份“生意”，家里的物什，肉眼可见地日渐丰富起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小小的两间土砖房间挤满了各种物什，那些物什，在农村是超前的。

　　比如衣架，之前，我们的衣服都是直接搭在竹竿上;比如数张带靠背的精致破皮椅，之前我们只有三四条高矮不一的旧长凳。母亲甚至带回来一台旧的黑白电视机，村里的小孩都来看电视。而我穿着城里时尚的旧衣服，扎着母亲捡来的丝绸彩色头花，摇着手绢，招摇过村。我想此时，母亲的事业达到了巅峰。

　　我非常喜欢母亲做这个“生意”。每次回来，母亲都会拖着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巨大麻袋跌跌撞撞地进门，这意味着我的惊喜开始了。

　　但母亲每次出门，都嘱咐我不要跟任何人说她出去做生意了，当别人问起时，就说是去走亲戚了。因为，母亲觉得这是一件低贱而耻辱的事情。母亲的羞耻感让我也隐隐约约觉得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而守口如瓶。

　　三

　　我高中时去城里找过母亲几次。第一次是为了让母亲给我买件得体、合身的新衣服，我不想穿母亲从垃圾堆捡来的衣服了，我的旧衣服在同学中显得不伦不类。

　　母亲不愿意，觉得旧衣还能蔽体，说要节俭，小哥还没娶老婆，家里要建房。

　　我气愤地哭了。舅妈劝母亲，说孩子这么大了，也该穿好点了。

　　于是母亲给了父亲30块钱，让父亲带我到邵阳市南门口去买。我第一次到那么大的市场，对着琳琅满目的衣服，生出无限自卑，根本不敢开口问价格。就随便挑了一件中性的夹克，25元，匆匆逃走。那时是1997年，我刚上高一。

　　那是我第一次哭着让母亲给我买衣服，也是最后一次。

　　四

　　母亲租住的房子在资江边，共两间，母亲租了左边的一间。它太矮、太破了。瓦是几片石棉瓦，后墙也是几片石棉瓦，挡不住江风，挡不住大雨。小小的一间用布隔开，我的父亲母亲与舅舅舅妈各占半间。母亲与舅妈捡废品，父亲与舅舅补鞋。这间房子30块钱一月，父亲母亲与舅舅舅妈，每家均摊0.5元每天。

　　我去找母亲时是早上，只有父亲在出租房里，母亲与舅妈三四点钟就起床走了——那时的垃圾堆，谁去得早就是谁的。城里随处可见背着蛇皮袋、佝着背、提着烧火钳的农村妇女。

　　于是我跟着父亲。父亲挑着他的补鞋担子，晃晃悠悠地走在大街小巷，一边走一边吆喝。走了很久，终于有人叫住父亲，问：“皮鞋换鞋底多少钱?”

　　父亲说：“三块。”

　　那人说：“两块换不换?”

　　父亲愤然，转身就走，像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那人忙叫住父亲，说：“师傅师傅，别走，三块就三块。”

　　而父亲因为气愤难忍，不肯理睬。于是这一天，父亲一分钱都没挣到。

　　五

　　中午，母亲与舅妈回来时带了很多菜，很丰盛，有猪脚炖海带，有东坡肉，有排骨，有鱼，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菜，全部在一个锅里，大杂烩一样。

　　舅妈说，这些菜是从酒店里别人的酒席上倒回来的。趁别人吃完宴席散场混乱时进去，把那些吃剩的饭菜都倒在一个方便袋里，所以这些菜就都混在一起。

　　他们不用买菜，菜都由母亲与舅妈从酒店里带回来。带菜这事有时会被发现，然后就会被赶出来，只得空手回来，简单吃点自家做的剁辣椒、萝卜干什么的。

　　母亲说：“前两天倒回来的还没吃完呢，先吃前两天的。”我吃了一口，说有点酸。母亲尝了尝，说：“哎呀，馊了。那你吃今天的，这些我吃。”

　　六

　　夜里，我跟母亲一起去废品站卖废品。母亲捡了一天，有几大麻袋的纸板、瓶子，以及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一台废旧电视机。我的母亲在破烂堆里，头发凌乱，又脏又臭。

　　几大麻袋卖了七八块钱，废旧电视机卖了三四块钱。母亲说这天运气好，捡了台废旧电视机以及几块废铁，电视机里面有铜线圈，母亲把它拆开，铁卖铁，铜卖铜。于是这一天有十多块钱的收入。

　　我听了很难受，难受到连眼泪都挤不出来，这件事超过了我生理宣泄的阈值。而面对此情此景，我无能为力。那件25块钱的外套，是我一生的内疚。我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觉得这个“生意”低贱和耻辱。

　　七

　　而这个生意，母亲干了十多年，从我的童年干到我外出打工。这生意养活了我们四兄妹，把大哥养到大学毕业，把我养到高中毕业，为小哥盖了一栋平房。当然，盖平房时，也借了很多钱。母亲对此营生，一生讳莫如深。家里每一件从垃圾堆里带回来的物什以及我身上每一件衣服，还有各种宝物，都是母亲的耻辱。

　　而我们，都是借着母亲的耻辱，一点一点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