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古道尔去世了。2025年10月1日，她在洛杉矶因自然原因离世，享年91岁。

　　她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颠覆了我们对动物和对人类自己的认知。

　　她相信人的智慧是进化的结果，同时也相信这是“造物主”的恩赐。

　　她做出的科学发现，暗示人类并不比其他动物更高等，但与此同时，她又认为人性依然是宇宙中独特的存在。

　　我们该如何延续她留下的这些思想遗产?

　　非常之事，非常之人

　　1934年，珍·古道尔出生在伦敦。1周岁的时候，父亲送给她一只洋娃娃。但和普通的洋娃娃不一样，这是一只猩猩玩偶。珍给它取名朱比利。

　　珍的基因里肯定编写有亲近生灵的特殊密码。1岁半的时候，她从自家花园的泥土里捡了一把蚯蚓，把它们放到床上跟自己一起睡觉。

　　珍自小体现出野外活动的禀赋。4岁的时候，她钻进奶奶家的鸡舍里待了4小时，只为观察鸡蛋是如何从母鸡身体里生出来的。

　　但世界并非单纯平和的童话世界。二战的爆发扰乱了常规的人际边界。珍的家里被迫接纳了很多流离失所的人，但此种环境也给珍上了宝贵的一课：当我们不得不面对如此情景的时候，人们该如何生活在一起。

　　战争结束后，珍也到了逐渐成熟的年纪，她开始了解更多的真实世界。她从报纸上知道了纳粹大屠杀，看到了人加害人的铁证。她也跟着大人去打猎，目睹几只猎犬围住一只落跑的狐狸，将它撕得粉碎。

　　尽管如此，珍仍然热爱动物，热爱自然。她最喜欢爬到后园里的一棵山毛榉树上，一边做作业，一边畅想自己身处《人猿泰山》里的非洲丛林世界。

　　珍的梦想在23岁这一年实现了。通过朋友的邀请，珍有机会踏上非洲的土地。正是在这里，珍遇到了一位贵人——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

　　彼时的路易斯·利基正在思考古人类的进化问题。在研究中他意识到，黑猩猩很可能是求解这一问题的钥匙，因为在自然界中，黑猩猩是现存物种中与人类关系最近的“亲戚”，两者DNA之间的差异只有1%，这比黑猩猩同大猩猩的DNA差异更小。

　　但此时，路易斯·利基本人正专注于搜寻古人类化石的工作，他需要另一个人去承担起观察野外黑猩猩的项目，而这正是珍的愿望。二人一拍即合。

　　于是，从1960年开始，珍进入东非坦桑尼亚境内的贡贝森林，展开了对野外黑猩猩群落的长期观察。其间，她得过疟疾，遭遇过眼镜蛇，还直面过一只正在捕食的猎豹。她侥幸逃脱，只是因为猎豹的天性——不喜欢试吃没吃过的东西。

　　珍本来或许会死在原始森林里，但她活了下来。在接手这个项目时，珍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野外观察训练，也没有学习过动物学系统知识。她不是什么顶尖大学的研究生，事实上，她连大学都没有念过，因为她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

　　面对苍茫又危险的原始森林，珍的知识储备能给予她帮助的，不是专业的野外求生技能，而是迪伦·托马斯和T.S.艾略特的诗歌——因为在珍仅有的高中以上教育经历里，她只在夜大学过文学。

　　顽强而耐心地在森林里待下来后，珍慢慢主动接近黑猩猩群体。从1960年开始，她的一系列发现接连引起科学界的震动。

　　人不再是万物之灵

　　2000年前，柏拉图曾经定义人是“无羽毛的两足动物”。到了19世纪，现代人类学家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科学证据，可以解决“人和动物有何本质区别”这一千古难题了。他们提出新的定义：人是制造工具的智慧动物。这个定义至今仍写在中学生的生物课本中，被当作一种常识。

　　但在1960年10月的一天，这种常识在贡贝森林的一个白蚁洞边被推翻了。

　　珍观察到，一只名叫“灰胡子大卫”(David Greybeard)的黑猩猩有某种有目的的行为：它走到草丛边，仔细地挑选了一根草秆，将它折断后放进嘴里，然后走到一个白蚁穴边，把草秆伸进洞里钓白蚁吃。

　　珍当即兴奋地冲回营地给路易斯·利基拍了一封电报，报告了她看到的事情。利基回电说：“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工具，或者重新定义什么是人，或者接受黑猩猩跟人类一样。”

　　珍的发现令当时的科学界难以接受，以致有些人质疑其科学操守，声称黑猩猩用工具钓白蚁是她教会的。

　　另有一些反对者试图弱化这项发现的意义。他们提出，黑猩猩制造的工具太简陋，他们把草根当作工具的行为只是随手为之，与人类制造工具的行为不可同日而语。

　　遗憾的是，这种辩护站不住脚。黑猩猩钓白蚁并不是灵机一动的偶一为之。黑猩猩会反复试验它们手上的“钓具”，直到能合衬地进出蚁穴。经验老到的黑猩猩还会改良“钓具”，把草秆剥到足够纤细，但又能保持韧性。这表明，黑猩猩确实具有“工具理性”(通过实践确认工具的有效性，以追求最大功效和实现功利目标的理性思维方式)。

　　同时期，其他科学家的研究也陆续表明，黑猩猩远比人们想象的聪明。

　　同样是在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加德纳夫妇收养了一只名叫Washoe的小黑猩猩，随后开始教它聋哑人士使用的手语。Washoe不仅学会了打手语，而且还记住了这些手语词汇。比如当用手语示意它“香蕉”的时候，Washoe就会跑到隔壁的房间里取来香蕉。显然，它的头脑里已经植下了“香蕉”这个概念。

　　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加德纳夫妇造假，但是，下面发生的事情让这种质疑彻底站不住脚了。后来，饲养员为Washoe带来了一只小黑猩猩Louis作为它的养子。Louis8岁的时候，“无师自通”地掌握了58个手语单词。它是如何学会的?这不可能用经典操作和强化学习来解释。唯一的答案，就是它观察和模仿了自己的养母Washoe的行为。

　　更加神奇的是，后来的研究发现，学习过手语的黑猩猩甚至能够主动造词，它们会把几个手语词汇组合起来以表示新的东西，比如，把胡瓜比画成“绿色的”“香蕉”，泡腾片是“会发声音的”“饮料”。

　　动物会“说话”，证明它们也有某种程度的理性思维。但是无论如何，动物总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吧?

　　然而，1970年的一项实验“镜子测试”(Mirror Test)又突破了人类的这一认识：研究者让一群黑猩猩在镜子前面玩，然后将它们麻醉，再在它们能够在镜子中看得到的部位，如耳朵或头顶，涂上没有味道的油漆，待苏醒过来之后，它们不仅困惑地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身上多了油漆印记，还用手指去摸索一番。显然，黑猩猩明确地认为，镜子里那只被漆上了油漆的耳朵，是自己的一部分。

　　“镜子测试”表明，自我意识很可能不是什么神秘的人类经验，而是动物界广泛存在的一种进化特征。

　　人和猿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命题有种不祥的暗示。1960年的珍还没有完全品出其中的意味。但很快，自然界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向她展示了这个命题的意义。

　　黑猩猩的黑暗之心

　　从1974年到1977年，珍记录了贡贝森林里的黑猩猩族群内的残酷内战，她称之为“四年战争”。

　　战争起因于黑猩猩族群内部的纷争，原先统一的族群渐渐分化为南、北两个亚族群，分别由不同的雄性黑猩猩头目带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安无事，两个阵营最终还是刀兵相见。

　　身为战士的黑猩猩或许比人类——至少是文明史以来的人类——更加卑劣，因为黑猩猩作战时极少两军正面对垒，它们总是采取群殴战术，以多欺少。

　　事发时，6只卡萨克拉族的巡逻雄性黑猩猩突然围攻一只正在树上进食的年轻雄性黑猩猩Godi。6只雄性黑猩猩蹑手蹑脚地前进，Godi并未注意到它们，直到它们来到Godi跟前时，已经来不及了……Humphrey最先逮住Godi，揪住它一条腿，将它摔到地上，其他四只黑猩猩趁势对Godi拳打脚踢，Humphrey则将Godi彻底扳倒在地，并且骑在它头上，钳制住它的四肢。Godi毫无机会逃跑，也没有机会自保。

　　数量占据优势的北方阵营不断采取这种近乎“绑票”的战术，南方阵营的黑猩猩接二连三地消失。

　　我们曾经以为动物的凶残就是光天化日下的弱肉强食，但黑猩猩的行为表明，动物也会有一颗黑暗之心。在它们凶暴行为的背后，并不一定有人类能轻易理解的动机。

　　1975年，珍在外活动时接到了来自营地的无线电通话，营地人员报告说，一只叫Passion的母猩猩把同族母猩猩Gilka的婴儿Otta捉来吃了。

　　就这样，贡贝森林的史书在人类纪元的1975这一年留下了“猿相食”的记录。

　　后来，群落中又陆续有猩猩婴儿失踪，珍和研究中心怀疑是Passion母女在连续作案。后来，当Passion和女儿Pom相继怀孕并生下小猩猩后，它们的系列犯罪行为才得以停止。是因为母爱使它们扭曲的嫉妒心停止运作了吗?没有人知道。

　　1974年，珍·古道尔在户外观察非洲狒狒

　　20世纪70年代的这些新发现，以奇特的方式深化了珍在20世纪60年代的洞见。我们人类对待同类的凶残有多少是遗传自某个我们同黑猩猩某个可能存在过的共同祖先?也没有人知道。

　　关爱与友善才是最强的武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去世，珍的事业侧重于公益和社会活动。她穿梭在各个大洲，为贡贝的研究中心和其他公益组织募集善款，她登上各个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的演讲台，向全世界的听众传播她的理念。

　　但与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不同，珍的旅途并不是一个个报告厅和研讨会的点对点连线。在这些点以外，是广袤的人类森林——商界与政府、工厂与乡村。有成百上千只固执己见的耳朵和各有所图的脑袋掌控着金钱、土地、批文。而为了贡贝森林里日渐稀少的黑猩猩和她心中笃信的使命，她必须说服这些耳朵和心。

　　1994年，珍创设了TACARE项目，旨在保护坦噶尼喀湖的环境和生态恢复。但当地人反对这个项目，认为这是变相地夺走他们的土地。珍用了最笨、最草根的公关方式，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拜访当地人，与他们进行沟通。

　　以黑猩猩为镜子，珍对人类做出了精准的观察和剖析。珍观察到，为了震慑对手，寻求在统治阶梯中向上爬的雄性黑猩猩会表演大场面、大动作：砰砰顿足，手拍地面，拖拽树枝，乱扔石块。表演越是起劲，越是有想象力，这个个体就越是能快速上升，就越是能长久地保住他的位子。珍将黑猩猩的这些行为与美国某些政客联系在一起。

　　珍得出这种结论并不难，因为黑猩猩是一个很重视仪表和表演的物种。她很早就从黑猩猩身上领悟到，灵长类的这种特质使得它们在自然界中与众不同。

　　珍更加明白，张牙舞爪的攻击性只具有表面的意义，黑猩猩在大部分时候展现出来的是互相关爱，因为这才是猩群力量的来源：“黑猩猩相互梳理毛发是最重要的亲善行为，友谊会因此得到维系，不良关系会因此得到改善。相互梳理毛发可以使成年黑猩猩长时间地处于友好和放松的行为状态。这样的梳理有可能长达一个多小时，它们用手指去触摸对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珍更像一位老练而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大部分知识分子所没有的高超情商和影响他人的能力。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Dr.Goodall(古道尔博士)”不仅是一个称谓，更成为一个醒目的标识：她那轻柔和缓的语速、纯正典雅的英国口音，从青年时代一直梳到老年时期的马尾辫，以及常穿的卡其布衣物，共同构成这一形象——“Dr.Goodall”成了后工业时代新人文理想的代名词。

　　1995年，抱着一只黑猩猩的珍·古道尔

　　甚至包括每次陪伴“Dr. Goodall”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玩偶“Mr.H”，也是该形象的一部分。这只说不上是猩猩还是猴子的布玩偶，原本是一位美国魔术师送给珍的。从此，“Mr.H”就成了珍的吉祥物，陪她走过了30多个国家。

　　“秀肌肉”可以成就“猩王”，但不能成就猩群。相比于一时的表演，黑猩猩更懂得建立稳定盟友关系的价值。

　　在贡贝森林里，黑猩猩和狒狒既是竞争对手，也是稳固的盟友。当出现重大危险时，它们不仅会招呼自己的同类，也会向对方发声示警。珍记录过，有一次，一群狒狒首先发出危险的呼叫声，所有的黑猩猩听到后也都蹿到了树上，过了一会儿，珍才看清楚，地面上缓缓爬过一条巨大的蟒蛇。

　　与人类不同，黑猩猩和狒狒即使从未听过“狼来了”的故事，也不会算计自己的盟友。

　　从整体和长远看，互信、关爱比算计、霸道更有用;比起战争和攻击，友好氛围在猩群中更加常见。事实上，黑猩猩进行情感交流的肢体语言远比人类以为的更加丰富：别后重逢的朋友会相互拥抱和亲吻;它们突然感到恐惧或者兴奋的时候，也会伸出手去相互抚摸——有时候它们会极力寻求接触，拥抱对方，张嘴亲吻对方，拍拍对方或者握握对方的手。

　　珍开始赢得国际声誉之时，也是《自私的基因》一书开始走红的年头。这本书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提出，人类的基本行为模式包括我们的道德意识，说到底决定于基因，互惠利他的行为在本质上不过是种群的基因为了传承繁衍而进化出的一套策略。

　　按照这个逻辑，救助一个非我族类者不过是一种交互利他主义的体现——现在帮助你的同伴，为的是希望对方将来能帮助你。

　　但这个解释显然不对头。那些信奉利己主义哲学的人，绝不会在需要牺牲自己利益的时候，首先指望未来能得到回报;倒是那些念念不忘良知的人，才需要为人类的道德行为寻找些根基。

　　而珍对理查德·道金斯这一派的回答是：灵长类，包括黑猩猩与人，进化出了“物伤其类”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的真实与诚挚，同理查德·道金斯所提出的进化的策略完全不矛盾，因为它可以使得我们扩大“家”的范围，从而扩大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力量。

　　孔夫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鲁迅说：“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在逻辑上，它们互斥;但在现实中，它们完全可以同时发生。

　　珍讲过一个故事。有次她打车去机场。路上，司机知道了她的身份后就跟她聊了起来。司机的妹妹是做动物保护工作的。司机说他很不能理解妹妹，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的问题没解决，还有那么多人饿着肚子，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钱花在动物身上?

　　尽管很累，很想休息，珍还是强打精神，耐心地跟司机做了一番沟通，解释了自己的观点：“我以黑猩猩的故事开始讲述，他也在认真地听讲，可是似乎没有什么触动。我告诉他黑猩猩能学会手语，有些猩猩喜欢画画，它们如何感受情感，如何相互关心，甚至还互相救援。我讲述了狗和其他动物如何救下自己主人性命的故事。我说对于处于囚禁状态下的动物，我们是有责任的，因为是我们剥夺了它们自我保护的能力。对人类的问题表示关心的人已经有很多了，所以有些人出来关心关心动物自然也是无可非议的。”

　　尽管循循善诱，但司机依然固执地认为关心动物是在浪费资源。不过，司机最后还是礼貌地祝她旅途愉快。下车前，珍照例给了司机小费，并嘱咐他把多给的部分给他的妹妹，以支持她的动物保护工作。

　　珍后来收到了一封司机妹妹的来信，信上说，她的司机哥哥不仅如约把捐款给了她，而且突然变得对自己很好，甚至开始关心起她的工作来了。

　　珍的生命是被黑猩猩改变的。她也改变了很多黑猩猩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或许，珍的经历最让人们受益的，就是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改变和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