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年轻时在西安一家小报当记者。最初住在大雁塔旁边的一个城中村，条件差，离报社也远。优点嘛，就是房租便宜。

　　我当时跑的是“非遗口”，和我搭档的是摄影记者常绥。我负责文字，他负责图片。

　　常绥是个精神的小伙子，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春夏秋冬都戴个棒球帽，拍照前先把帽檐帅气地拉到脑后。一有这个动作，就意味着进入工作状态啦。常绥这人啥都好，就是爱收礼，来者不拒。采访德懋恭，人家送他水晶饼，收了;采访做风筝的，人家送他金鱼风筝，收了;采访制砚的，人家送他砚台，他根本就不懂书法，也不写字，还是收了……我看不过眼，批评过他，他笑说什么盛情难却，不收就是看不起人。唉，哪来的歪理邪说?

　　常绥那时还带着一个叫袁韶华的见习记者。小姑娘刚毕业，白净，小小的个子，背着个大大的相机包，跟在常绥的屁股后面，也戴个棒球帽，也是拍照前把帽檐往后一拉。我常笑说这是跟着啥人学啥人。小袁听了，抿嘴一笑。我又说：“千万不要学你师父脸皮厚，收人家的礼哦。”小袁咯咯地笑了。

　　我能“砸挂”常绥，那是因为我和他关系铁。常绥撺掇我和他在单位附近的某小区合租个单元房。我说不去，说我命里离不开城中村。常绥说他把房子都寻好了，八楼，南北通透，两室一厅，一人一间，谁都不打扰谁，“有暖气，有淋浴器，不要太舒服哦”……我心动了，确实住城中村也住够了，一大早还要去公厕排队。

　　搬去了，房子有个阳台，凭栏一望，发现楼下还是一片城中村。我哑然失笑，说：“真是命里离不开城中村。”

　　此后，我没事时，就趴在阳台上看这留了一半的城中村。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在我们阳台底下，还稀罕地留了一院瓦房的宅子。那屋顶的瓦也有了年岁，发黑，也发白，像秋天里霜打过一般。西安本地人叫它秋瓦。

　　宅子的院里有几棵树，矮的是石榴，高的是柿子树，还有一棵因为不结果就不认识了。晴天里院子晾着衣服、床单，秋天就晒一些雪里蕻和胡萝卜。这家四口人。一对夫妻，男的走路一拐一拐的;还有俩孩子，大的是小子，小的是丫头，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我是个穷人。这顶着秋瓦过活的一家人是比我更穷的穷人，对我来说，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经常窥探他们的日常，但是天涯咫尺，我并不能触及他们的悲欢苦痛。我看得最多的其实还是那一片连一片的秋瓦，看久了，瓦和瓦连成一片，像深邃的海、连绵的浪，在动。

　　二

　　常绥是不屑和我在阳台上瞎看的。有时候秋瓦上有野猫扑捉歇脚的斑鸠，我喊常绥来瞧热闹，也喊不动。他的心思啊，早都飞了。他思谋着去深圳。

　　几个月后，常绥终于得到了去深圳的机会。我劝他不要走，去了想吃羊肉泡馍了咋办，去了没有人送礼咋办。我其实是担心他一走，房租无人分担。他知道我这心思，说他也就是去试试水，混不下去就打道回府。又说他已经联系好下家续租他的房子了，让我不要操心。我问接盘的是谁。他说：“小袁，袁韶华呀。”

　　我对小袁印象挺好的，但是觉得不妥当，孤男寡女，同住一起，不方便，很尴尬。

　　常绥笑道：“你也是事多。人家女娃都不嫌，你怕啥?人家也知道你是正人君子，不然也不敢来住。”

　　我听了，无话。常绥一走，小袁就搬进来了。是我帮小袁搬的家。

　　常绥人走了，房间里很多东西还在，金鱼风筝还在墙上挂着，砚台还在桌上摆着，床底下大大小小的盒子，什么泥娃娃、铁疙瘩……他真是把“非遗口”跑扎实了。

　　我跟小袁说：“这都是你常老师靠着厚脸皮搜刮来的，喜欢就归你了，不喜欢就扔了。”

　　小袁说：“那不敢。我得给他保管好。常老师说他不定哪天就回来了。”

　　小袁这娃真老实，真以为飞出去的麻雀还能再飞回来啊。

　　此后，我和小袁就住在了一起。闲暇时我俩时常在阳台上聊天。聊啥?就是猜常绥能不能在深圳混下去。或者不说话，一起静静地看那半个村子，看秋瓦。当时天也冷了，空气里有寒流。再过几天，就要供暖了。我常常是待一会儿就回房去，嘱咐小袁也不要久待，“迎风，小心感冒”。小袁说好，可依旧在阳台上“发瓷”。我这才意识到，小丫头心里记挂着常绥呢。

　　我后来问小袁，她开始不承认，后来就默认了。此后我会开开小袁的玩笑，我说那阳台就是小袁的“望南台”——眺望深圳呢。又说，这半个村子赶紧拆了吧，最好把秦岭也拆了，“不然，山隔云阻的，望不见”。

　　小袁被我说害臊了，说她是看秋瓦呢。我说：“秋瓦有什么可看的?”她说秋瓦底下有一家人。我又说：“一家人有什么意思，值得你这么看。”小袁说：“一家人守着一个小院子过活，多有意思呀。”

　　我说：“好，那你就看吧。”

　　三

　　等一个人的日子的确是太无聊了，不如看看秋瓦。常绥走了，这个秋天真的很寂寥呢。

　　一天，刚吃过晚饭，我准备加班赶一篇稿子，小袁又趴在“望南台”上看秋瓦。这时候，送纯净水的来了。原来我和常绥喝自来水，小袁来了以后订了纯净水。

　　送水的是一个细长眼睛的少年，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没有穿纯净水公司的制服。

　　小袁招呼少年进来。我扭头看了一眼，觉得少年有点面熟，就又多看了一眼。少年不好意思了，脸红红的，鼻子也一皱一皱的。我来了兴趣，和他搭讪，他嘴里含混不清，只说他是替他爸送水的。

　　送水的少年要出门时，出乎意料地，突然跑到阳台，朝楼下野声野气地喊了一声。青春期尖利而嘶哑的嗓音仿佛指甲要挠破玻璃般刺耳。

　　“野人!”我和小袁都惊住了。我那时候年轻，火气大，大声斥责。少年走了以后，我又后悔。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第二次，送水的少年又来了，穿着棉布鞋，耳朵上夹了根烟，笑嘻嘻的，一点也没记我的仇。我一指头过去把那根烟弹到地上。小袁也在一旁说：“抽烟，你才多大呀?”

　　少年不恼，依旧嘿嘿笑，我和小袁也笑，于是，三人就笑在一起了。小袁借此问他上次发什么疯，乱喊。

　　少年说楼下的那个院子就是他家，就是那个一家四口，有石榴树和柿子树的秋瓦之家。他喊一嗓子，就是想让家里人都看见他。他说，他家里人可想不到他就在他们头顶哩。

　　我笑了，心想，到底还是个孩子。

　　知道少年原来是邻居，我和小袁很惊喜。少年走后，小袁说那少年本来是天天看，看惯的，可是一脱离那个院子的环境，就不认得了，真是奇怪。小袁又说她有点羡慕这小小的少年。我觉得小袁说得对，少年和他爸、他妈、他妹子天天守在一起，这还不够人羡慕吗?

　　从此再看那家人的时候，就觉得亲切。一次，小袁看见少年的妹子一个人蹲在院子里刷鞋。小袁壮起胆子，学着少年的样子尖叫了几声，挥了挥手。女孩听到了，抬头看了小袁一眼，丢下手里的鞋，万分害羞地跑开了。

　　小袁大笑到流泪，无比欢畅，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后来也告诉了少年，甚至打电话告诉了深圳的常绥。

　　此后，小袁和送水的少年熟络了。有一次少年来送水，我听见小袁问他为啥他家没有盖楼，又问少年是想一辈子送水，还是打算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少年摸摸暖气片，暖暖他有冻疮的手，又摸摸自己的鼻子，只是笑。小袁就不问了，或许是感觉自己有一点好笑，怎么能问人家一个小孩子这样的问题呢?

　　四

　　这样的日子流水一样地过着，送水的少年时不时就来了。一次，还送了自家做的泡菜。真好吃呀。

　　到了第二年，发生了好些事，我挑重点的说几个。一是小袁跳槽去了别的媒体，但还住在这里，守着常绥的风筝、砚台、泥娃娃、铁疙瘩……二是，这年夏天我买了房子，做了房奴。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到了年底就准备搬过去。搬走之前，我也给小袁找了个新舍友，网上联系的，女的，是个培训学校的老师，教小孩子朗诵。哦，还有三，国庆长假期间，楼下的半个城中村里，家家户户的墙上写了“拆”字，少年的家也是。

　　我终于要离开了。临走，小袁和我吃散伙饭，在阳台上涮火锅。小袁拉着我给常绥打视频电话。常绥那时候不是在深圳就是在上海。不管在哪里，不在西安，就都是天涯海角。

　　隔着屏幕，常绥祝贺我乔迁新居。小袁追问祝福她什么呢。常绥没词了，说祝小袁天天快乐。小袁笑得肚子疼，说：“好好，我天天快乐。”

　　隔着火锅腾腾的热气，小袁和我碰杯，一饮而尽，说：“常老师走了，杨老师也要走了，唉，都走了，都走了。”

　　我没啥说的了，就说：“陪君醉笑三万场，不诉离殇。”

　　小袁：“咦，这是什么怪话?听着文绉绉的。”

　　我说原来是苏东坡的词，三毛改了改写进了她的书里，我们那个年纪的人都看过三毛的书。小袁说三毛她也知道，写过《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听她哼唱，我的目光不由望向了那片秋瓦，心里也覆盖了层层的秋瓦，蔓延千里。

　　不知何时，飘起了雪。雪片极大，极密，越下越野，飘进了锅里，扑进怀里，也铺上了秋瓦。

　　那晚，我和小袁仗着火锅之暖，在阳台边吃边聊边看雪，竟到了深夜。散摊子时，雪停了，西安成了一个琉璃世界。我和小袁发现，少年一家也没有睡，亮着灯，院子里已经堆起一个半人高的雪人。少年和妹妹还在培雪，让雪人继续长大。雪人扬着脸，正对着我们阳台的方向，有胡萝卜的鼻子、黑煤核的眼，正朝我们笑哩。

　　我和小袁兴奋起来，也不管邻居睡没睡，大声呼叫了起来。就像去年的时候，送水的少年那般的呼叫。

　　少年听到了。少年的妹妹听到了，这次没有跑。少年的爸妈听到了，出屋了。少年的雪人应该也听到了。他们立在院子里，立在雪里，有点严肃，又有点轻松地朝着我们挥手。

　　子夜12点整，小袁送我到楼下。我们哈着大朵大朵的白气，互相感谢一年多来彼此的照顾。然后，互道珍重，别于雪中。

　　那个雪天是2006年的12月13日，此后，西安再也没下过那么大的雪了。

　　转年来，剩下的半个村子被拆了。“望南台”一望，秋瓦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