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年级时，班上来了个留级的女生，叫金花。她个子比较高，再加上留级，顿时成为我们班的“大姐”。她休学是因为患脑膜炎，要不都应该读初中了，这让我们这帮比她矮半个脑袋的小毛头都不敢在她面前乱说话。那个年代，无论是“留级生”还是“脑膜炎”，都是骂人的话。

　　金花的到来，不仅提升了我班的平均身高，还一雪我们班几年来在校运会上长期“吆鸭子”(方言，排名末尾)的前耻，无论短跑、跳远、铅球还是跳高，只要金花一出马，其他几个班就只有争第二名的份儿;就算是拔河，只要金花往前排一站，往手上唾口唾沫，绳子还没抓到手上，对面的信心顿时消退。这让当初不要她的几个班主任都颇有悔意。

　　与发达的运动神经相比，金花的学习成绩乏善可陈，以致老师经常忍不住要用“山大无柴”来形容她，并以她曾经患过脑膜炎为由，对她在文字和数字方面的笨拙加以原谅——至少在发生那件事之前是这样。

　　那件事与沙包子有关。

　　沙包子是县城南门外二里地的一处荒树林，因处于穿城而过的筏子河最东端，长年因清淤而积下的砂石和污泥，堆起一座高十几米的土包，土包上又生出竹子和杂树，成林成荫，渐成一片小动物聚集的湿地。平原人稀罕山林而不得，就将这土包和臭水塘想象成山与水，那里至少比小城唯一的那个“小饭盒里装假山”式的老公园清爽开朗了好多倍，于是，沙包子渐成人们消夏、野炊、散步之地。直到有一年，在那里枪毙了杀人犯孙二娃，之后的沙包子就成了良人不踏的恶地。再之后，关于那里的种种传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玄，让我们这群半大小子既恐惧，又心向往之。

　　有天下午放学，刚出校门，走在队伍最后的金花突然吆喝一声，问道：“敢不敢去沙包子耍?”

　　那时候还不流行家长在校门口“押送”娃娃回家，我们这群小麻雀冲出校门飞到哪里，基本是自由的;只要在老妈、老汉(方言，父亲)煮好饭后喊三声之前回家，大抵是安全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到铁路下面“打游击”，在城门洞口看人卖药，或到高家碾去板澡(方言，玩水)。到沙包子?想过，但没去过，主要是没有伴儿。金花这么一喊，而且还用了“敢不敢”，那还有什么说的?全体都有，向后转，齐步走，四女三男，七个人齐刷刷、浩浩荡荡地往东南方冲去。

　　三里路，小意思!

　　半小时后，沙包子那片树林便诡异地矗立在前方，每一棵树背后似乎都藏着一个孙二娃，我们心里顿感紧张，脚底下不能前行。

　　金花一拍玲娃子和小健的头：“怕了?”

　　两人面露怯色，却拨浪鼓般地摇头。

　　金花说：“孙二娃早就拉到火葬场烧成灰了，啥都没剩，那天我亲眼看到的!”

　　她的话，让大家鸽子般乱扑的心安静了下来，我们甚至能听到风吹动树叶的哗哗声。

　　那天的沙包子很安静。我们终于下定决心，像是要钻到恐怖屋里冒险，做足了随时拔腿逃跑的准备。我们一路上小心翼翼，没想到眼前却是一片风和日丽的世外桃源。

　　二

　　天很蓝，树很绿，菜花很黄，我们的恐惧瞬间灰飞烟灭。

　　空气中有淡淡的菜花香，蜂翅“嗡嗡”地响，忽东忽西，让人想起蜜蜂和更多开心的事。

　　有人提议玩“打游击”，男孩赞成，女孩反对;有人提议办“姑姑宴”，女孩雀跃，男孩嗤之以鼻。就在大家争执不下的时候，金花举手，说我们来玩一场从来没有玩过的游戏——“接新娘”。前几天我们院里有人刚接了新媳妇，好热闹哦!

　　这确实是没玩过的，大家一致同意并开始忙活起来。在金花的指导下，男孩去找树枝搭花轿，女孩则翻书包搜出纱巾、珠链和指甲油，用报纸折了一顶乌纱帽，拿纱巾结在一起，绾成个绣球，还用油菜花编了花冠，煞是好看。

　　万事俱备，只差“新郎”“新娘”。

　　“新娘”毫无悬念地由金花担纲，选“新郎”时几个男孩却都有点羞怯。

　　总共只有三个男孩，我、小健和大兵，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地往后退。

　　金花把腰一叉，指着大兵说：“往后躲啥子，让你当新郎，又不是当人肉包子!男子汉大豆腐，怕个什么劲儿?”

　　她之所以冲大兵喊，纯是因为大兵是比她矮得最少的那一个。

　　于是大兵就成了新郎官，官官帽往头上一戴，两只“耳朵”扑棱扑棱的，猪八戒一样。

　　金花也装扮一新，粉色雨衣当披肩，蓝色雨衣当长裙，头上戴着花冠，有一种混搭的美感。这也再次证明了脸盘子的重要性，一张漂亮的脸，就算裹着破衣烂衫，也掩饰不住她的美。

　　其时，太阳已偏西，远处的村庄和近处的油菜田都变得一片金红。

　　金花把纱巾往头上一拢，满意而坚定地说：“开始吧!”

　　我和小健抬起树枝花轿，实际上是金花站在两根树枝间跟着走;玲娃子捡起河里的一个塑料桶，敲起来颇像鼓声;小红捡了一个铁盘，敲起来像小锣;丽儿从包里拿出口琴，吹她仅会的《小星星》，吹来吹去，觉得不够劲儿，干脆不找调了，只跟着桶与盘的节奏，“呜呜”地乱吹起来。

　　起初是杂乱的，无论音乐还是脚步;但慢慢地，远处的树、耳边的风、脚边挂穗的稻谷和枝叶间筛落下来的阳光，以及我们脚下蝴蝶一样翻飞着的影子，突然像被一位指挥伸出巨手操持了一般，竟不约而同地保持着同一种节奏，一种舒缓但不失灵动、宁静却不乏鲜亮的愉悦的节奏，让整个天地与我们融为一体。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心流啊、风乎舞雩之类的事，只觉得舒服，一种由内而外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就变得暖洋洋、甜丝丝的舒服。

　　这是来人间十年以来，我第一次体验到食物之外的事物带来的快意——啥东西都没吃，却胜过吃好东西。那种舒服一直保留在我记忆里，哪怕之后几十年我的身体已如忒修斯之船换了无数轮细胞，那段记忆依然会在某个无梦之夜里，随轻风和明月潜入窗来。

　　三

　　之后，为了公平，其他三个女生也轮流当了“新娘”，而我和小健自然也当了一回“新郎”。天色渐暗，我们也逐渐没有了最初的舒爽、愉快。光明渐褪的沙包子，又渐渐恢复成传说中令人惊惧的形象。我们飞快地奔回家，虽已错过饭点，各自受了不同程度的责骂，但心里都美滋滋的。用当时最流行的作文结尾讲：“真是一次美好的郊游啊!”

　　但我绝不会把它写进作文里去!

　　可我不写，并不代表没人写。几天后的作文课上，出现了一篇作文，虽没提沙包子，但句句让人知道那就是沙包子，这分明就是一封“自首信”嘛!作者小健还得意扬扬地等老师夸呢，等来的却是“到办公室说清楚”的命令。事涉沙包子，老师不敢掉以轻心。

　　无须审问，小健便竹筒倒豆子地把事情说了个清清楚楚。接下来，前几天勇闯沙包子的其余“六犯”全数到案。

　　沙包子?“接新娘”?男生女生还轮流“结婚”?

　　天塌了!

　　我们几个完全不知道，在成年人的字典和想象中，这一系列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大办公室里被审，意味着全年级的老师都知道了，也意味着全校师生都知道了——五年级一班出大事了，好几对“结婚”的，在沙包子!

　　我们几个被不同程度地揍了，妈妈们打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学好”，下手比偷偷跑到河边“板澡”被抓还要狠。她们知道，只有打得够狠，我们才会怕;只有怕了，才安全。

　　金花是唯一没有挨揍的，她妈挂着尿袋，风一吹就倒，根本打不动她。她也因此没有被请家长。更重要的是，她坚决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们也这么认为，但架不住拧耳朵太疼了。最终，金花以“态度恶劣”且多份“口供”交叉证明其是事件主谋，而被学校劝退。本来不至于如此，但她确实也不想上学了，加之我们几个的家长为了表达自家孩子的无辜，无比坚决地表达了对学校决定的支持，要求从重从快处理，免得一颗老鼠屎继续搅坏锅里的汤。

　　金花从此离开学校，起初帮她妈守烟摊，后来到广东打工，我们再也没有联系。直至前年我回老家，在罗汉寺喝茶时，听到有人喊“卖花生”，一花白头发的胖妇人拎着几袋耙花生，挨桌兜售。

　　我妈小声说：“你还认不认识，她就是金花!”

　　金花也已认不出同样身材变形了的我。只有枝叶间的阳光闪烁在她眉眼间，还依稀有那么一丁点和当年相像。

　　这时，我的耳边，由远及近，传来当年那个黄昏的沙包子上，破桶、铁盘和口琴的声响……

　　妈妈说：“幸好当初她走了，要不然……”

　　一向积极回应老妈的我，只重重地把茶杯顿在桌上，回了她一声空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