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厢房里的人家,在墙面上凿开了大的窗。
明亮的阳光照进屋子。
孩子们不管这些,他们一天到晚喊喊杀杀,拿着竹竿当长矛,在宽阔的院子和狭小的过道里战天斗地,跟小伙伴们互相搏斗半晌又握手言和,隔三差五互相揍得哇哇大哭,流着鼻血,脸上贴着红纸被送回家里来。
同住一个院子里,就有一种奇妙的气场,使这些邻人之间产生超越一般邻居的感情。
住在正对门的王家,儿媳妇生孩子没有奶水,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斜对门的韩家送过去了几个鸡蛋——那年头,鸡蛋是稀罕物件儿;东厢房的李家拿出省吃俭用的一碗白面——打了面糊糊给产妇,在当年算是营养品。
就这么共同扶持着,邻居之间竟然有了亲人一般的感情,至于孩子游荡到谁家吃几口饭都是稀松寻常的事——是我们自家里的孩子。
院子里的孩子也自然地分了院内外。
虽然内部纷争不断,但一个孩子受了欺负,整个院子里的孩子们就会呼啸着冲过去帮忙——无他,这是我们一个院子的。
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些人家分了宅基地,在其他地方建了院子搬出去了。大杂院的格局依旧延续着,王家在正对面,韩家在墙背后,李家在旁边。逢年过节,有了好吃的东西,依旧会装在陶罐里送过去,还要在炕上坐一会儿,唠唠嗑儿。
陶罐上是鱼纹,人们用的多了,并不关心罐子上的图案,一直到市文化馆的人领着一位学者到家里来看罐子,才知道这是三四百年前的老物件。
此时,距离秦州一百多公里的秦安县,大地湾彩陶的发掘正在进行中,文物考古工作者终日灰尘满面,在土圪蹴里找宝贝,人们惊异于家里腌浆水的罐子竟然这么值钱,却对附近发生的重大事件一无所知。
杂院愈发破落了。
大门是昏暗斑驳的,几百年的风吹雨打,烟熏火燎,门与时光和平相处,谁也未曾饶过谁。
照壁被孩子们拿着粉笔涂得乱七八糟,仔细看还能看出雕刻的痕迹,但也没有人会仔细看,这只是个老破院子,不值得细看,更不要说院子里堆满乱七八糟的柴火,放在门外的炉子冒着烟,廊檐上挂着绳子,晾着汗衫内裤。这是典型的大杂院的风格,人们无心拾掇,一切都是杂乱的、草率的、临时拼凑的生活。
很快,没有分配到宅基地的人攒够了钱,买了商品房,搬了出去。经历了过去困难的生活,人们追求崭新,追求光鲜,追求一切看上去绚丽的东西。那个时候,城里的有钱人装修房屋时,流行罗马柱、描着金线的欧式家具和金碧辉煌的壁纸,这是经历了匮乏后人们在物质、精神上对自己狂轰滥炸式的弥补,并不需要一些假装自己清醒的人用鄙夷的“暴发户”字眼来提醒。
十来年的工夫,人们陆陆续续搬离老院子,大杂院里人声鼎沸的时光不在了。整个院子空荡荡的,窗棂是断的,屋门上还糊着孩子学拼音的纸,搬家的时候落下的破碗堆在桌子上,漂浮的尘土使这一切破败而凄凉,寂寞的风穿过堂屋,穿过厢房,穿过木雕的屋檐,就像千百年前那样。
后记:
2003年以后,传来一个新闻。
大杂院的南宅子下面有个地道。
人们闻讯赶去参观,密道的一头,就在以前王家住过的小厢房里。
王家全家扼腕叹息。当年要是往下挖一下,说不定能挖出金子来,但实地观看了以后,全家对于胡氏这样的大户心服口服——两米多深的地道,不是随便几锄头就能挖出来的。
名门大户人家,果然心机深呐!
不仅如此,他们造出来的房子也格外坚固。
经过修缮之后,“胡家宅子”的牌子被挂在那棵胡来缙选中的大槐树下,北面相对而立的是“北宅子”。
有一天,一位游客进了门,站在照壁前面半晌。他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就住在这个院子里,他每天在门口喊她上学,都会羡慕她家门口的黑墙,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隐隐约约的情愫还没来得及告白,两人就各奔东西,从此失去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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