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乡古来缺水。老辈人打过井，总也没打出水来。合作化之后，请县水文站来测量了地脉，又组织劳力打井。打下去五六丈，连根水毛也没见，井筒塌方还砸死一个人。

　　平时人畜用水，主要依靠旱井——家乡人叫“水窖”。

　　水窖，三四丈深，口小肚大，底下掏成穹窿形状。底子和四壁用三合土夯实，利于蓄水。我们家有一个水窖，是父亲在三反运动后收到退回的款子，雇匠人打下的。他童年时代，五岁就和五伯到十里地外去抬水，深受缺水之苦。

　　院里有水窖，所以每到阴云密布，雨水将至，我们就忙着扫院，清除猪屎鸡粪。半夜落雨，没来得及扫院，也只好就那样。雨水从房檐、从空场、从村街，聚拢在水道，注入水窖。我们就吃用那水。水中杂质污物很多，谁家水缸底都集一层泥沙。开水倒在碗里，过一刻碗底就沉淀一层黄土。水呢，总有一股浓厚的土味。习惯了，就那样食用。用过一冬一春，家家水窖都快空了，打上来的基本都是泥汤。雨季到来之前，每年有一段缺水季节。

　　由于缺水，卫生是讲不起的。洗澡，压根没这个词儿。洗头，就算奢侈。一般，男人剃头时，洗一把头;女人梳头时，梳子上蘸点水。很风流的女人，脸上抹厚厚的粉，脖子却是黑的，头发有一股脑油臭。

　　挽起裤脚搓麻绳，腿上都结着厚厚的污垢。一小盆洗脸水，要全家人都来洗过。洗过之后，再洗一次野菜，然后用来和煤泥。孩子们十天半月难得洗一次脸，一个个鼻涕饭痂，都像花皮豆籽。过年换新衣服，必须洗手洗脸，手上污垢极难清除，用指甲抓抠，会抓得血迹斑斑。

　　老天不下雨，庄禾半死不活，人畜吃水成了大难题。大家只好上山去排队担泉水。

　　我们村四周山上有三四处山泉。麦秸掌泉子一昼夜出水二十四担，是最大的一处山泉了。麦秸掌离村二里，山道崎岖，特别有百十级陡峭的台阶。村里有那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十二岁的男孩子应该担得动一担水，否则他就会被人耻笑，当不起一个“男”字。具体考核办法，那就是从麦秸掌担回一担水来。

　　记得是1958年春天，我满了十周岁，虚岁已经十二。赶上缺水季节，就和宝山上麦秸掌去排队等水。接满两木桶水，宝山还要排队等着接另一担，我就自告奋勇担了先走。在盘山栈道和较缓的坡路，我还可以担得动。到了那百十级陡峭的台阶边，我发了愁。月夜朦胧，山风料峭，山崖壁立，道路险峻，闹不好连人带桶会滚下山谷。我就把两只桶里的水都倾掉一些，这才勉强担下山来。下山步入平地，有些后悔，可惜那倾掉的水。也许我可以将满满一担水挑得下来?正胡思乱想，听见后边有人大步流星喘着粗气赶上了。我心中有鬼，急忙挑了水担狂奔。然而晚了，将近村边，我被赶上了。赶来的是二伯。他放下水担，忙来验看我的水桶。发现水桶不满，不说黑白，兜头就赏了我两巴掌。他那巴掌，打得毛驴都能爬上树去!我脸颊脖颈，火辣辣地，怯怯地分辨：

　　“我还小，我能担下多半担来，就不错了!”

　　二伯断喊一声：

　　“小王八蛋，你还嘴硬?十二岁的东西，担不动一担水，你还不一头碰死!滴水贵如油，你小子就舍得倒了半担!”

　　我含着泪屈辱地挑水回家，奶奶和大伯知道了我挨打的事，都未发一言。十二岁担不动一担水，他们能说什么呢?挨打，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处于那样的生活环境，就要依从那环境的要求。二伯的儿子东山，比我大一岁，他连半担水都担不动。二伯尽管厉害，却也不去打他，他根本就不担水嘛!但东山在孩子们中间就十分受歧视，被大家瞧不起。我当然不去和他看齐，也不埋怨二伯。我只是下了一个决心：

　　从今往后，我的肩上永远是满满一担水!我再不会为此而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