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知道，父亲的胃不好。

　　听母亲说爷爷被害后，十岁的父亲被奶奶狠心送到江南的山里，给一大户人家砍柴放牛，为家里挣一些口粮。他自己则饱一顿饥一餐，放牛的途中，有私熟学堂，他常扒着窗户看先生讲课，到了山坡上便用树枝随手划拉，竟认识了不少字。解放后，因为有这些偷学来的文化，十六岁的他便参加工作，十八岁入党，风里来雨里去，由于年轻气盛，胃疼时也没去卫生院检查，甚至连去赤脚医生那里配点药也没有。咬牙熬熬，熬久了就落下病根。

　　我记事的时候，每到秋天家里吃的大都是玉米糊，或者是烀山芋。开始吃觉得新鲜，有味，还专挑皮肤红色的，糯得像糖炒栗子，有时哽得眨白眼，赶紧喝一口白米粥，也是舒心惬意的日子。吃久吃多了，嘴巴便翘起来，嘴里叽叽咕咕的，就像背后下面屁多起来一样。

　　和我们一样，父亲也啃山芋。吃的时候没事，一搔撂下碗筷他就开始呕气，一声连着一声，喉咙里的气息，像是平缓的溪水，撞上了岩石击起的水花。呕气时头昂一下又低下来，反反复复。我见到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渐渐弯成一张弓。

　　母亲每年都要炒一回米粉。她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偏方，说米粉拌上黑芝麻面加匙猪油泡着喝养胃。

　　每当秋季天气转凉，地头的芝麻也开始收割。我不喜欢芝麻杆上散发出来的味道，有一股浓浓的蒜头味直扑鼻孔，直冲肺腑，闻着就想吐。但母亲要我搭搭手，摘除芝麻上枯黄的叶子，她将十几棵捆扎成一个小把子，然后再把小把子围成一个个锥形，立在地头，让它们迎接风雨，也迎接每一天的阳光星辰。

　　芝麻收回来，晒干。母亲就不再等待，开始做炒米粉了。

　　炒米粉最好是用糯米。但家里没有田，生产队里田也不多，而且插的是双季干稻，所以用的大都是小米。母亲将大盆灌满水，淘米萝浸在水中，小米倒进去反复搓洗，直到清水变成乳白色。炒米的时候，土灶里火悠悠地舔舐着锅底，锅热米倒下就得不停地翻炒。母亲炒米粉时很认真，炽热让她身上渗出汗珠，头发随着翻炒的动作不时卷上额头。她有时用手拂一下，有时上嘴唇紧抿，下嘴唇前伸，吹出气流，免得头发遮挡住视线。

　　炒芝麻的速度更要快，芝麻倒进热锅，像一锅的蚂蚁在乱跳，啪啪啪啪地，浓香也四处乱蹿，似乎没翻炒一会就熟了。

　　芝麻和炒米拌匀上磨，随着磨盘的转动，吱吱嘎嘎声中，飘洒出来的就是香浓的炒米粉。这个习惯几十年没有断过。

　　作为父亲的“专用物”，除了嚼几口炒米，给母亲添磨后舔舐一点粉末外，平常很难得享受一顿炒米粉的。

　　记得我读五年级那年春天，父亲带着生产队里一帮人去安庆石化搞副业。像当兵一样一去就没见到踪迹，初夏抢收抢种时没回来，秋天也没见人影。母亲炒好了米粉，放在洋铁箱里，等着那边的人回来捎过去。直到我放寒假时也没有等到机会。

　　有一天母亲上街归来，说碰到区里工程队的老夏，叫我第二天去安庆，那边有人在码头接我。那年我十一岁，出门的时候，我穿着父亲给我买的二五棉大衣，浅蓝色的那种。背上小书包，怀里抱着的是一小铁罐炒米粉。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我的心里忐忑不安，也有些兴奋。轮船在江中逆流而上，晚上八点多才到了终点～安庆小轮码头。

　　我被一个认识的叔叔用翻斗车接到工地宿舍，但没见到父亲，听说他在加班。我在疲惫和不安中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时灯光如昼，一团浓浓的米粉香将我围拢，并直冲鼻孔。我看到如江边细沙般的炒米粉在开水的催化下渐渐膨胀，似乎有了生命般在生长，一盘稀水变得浓稠。我感受到了它的温馨，也感受到它的力度。

　　土地到户后，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难得听到父亲的呕气声。我外出后，六十多岁的父亲一直担任着生产队长的角色，后来有了各种补贴，他不再为生计操心发愁，活得是越来越开心。

　　二0一六年中秋，我和弟弟两家人都回到老家。父母很开心，扒心扒骨地弄些好吃的给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又听到久违的呕气声。我问父亲是不是老胃病又返了，要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他说，几十年都这么过来了，有什么好看的?他不去，还振振有词地说，人上了八十就不会得癌症。也怪我们大意，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

　　第二年清明时节，我们还是带他去了铜陵人民医院。检查结果是胃癌，一向乐观开朗的父亲，突然就被电击倒了，本来能走动的腿忽地灌上了铅一样，拖不起来。没办法，我们只得租了一辆轮椅。起初医生和我们商量准备做手术。医生说，已经和合肥的专家沟通过，请大医院的专家过来做，没多大风险。临做手术的前一天，医生是皱着眉看最后一张化验单的，然后叹了一口气，告知我们，癌细胞已经扩散，做手术已经失去了意义。

　　父亲病越来越重，人瘦得像皮包着骨头。更要命的是双腿开始浮肿，走路总感觉像是绑着石块。他打电话给我，说要去消肿。我匆匆赶回老家，在人民医院办好了手续，陪他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所谓的消浮，就是排除体内沉淀的水份。二十四小时，不分昼夜，每隔两三个小时他就要上一次厕所。每天早晨，给他冲一些流质食品，是从超市买的南方黑芝麻糊，还有营养麦片。父亲说还是家里的米粉味道好。出院后，母亲熬骨头汤，鸽子汤，也给他冲炒米粉。父亲每顿能喝大半碗，有向好的转变迹象。

　　父亲熬过了夏天，熬过了秋天，但终于在冬天来临之前，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三七”那天，母亲将父亲未吃完的炒米粉掺合到新碾的米粉里，做了几十个小米粉粑粑，垫在纸屋下面。随着铜锣声响，火苗上蹿，青烟飘袅。

　　我再一次闻到了米粉香，尽管有些烧焦了的味，可是它散发出来得更刺激，更深刻。我记得父亲说过，我们家族中寿命都不长，他能活到七十就赚了，走的时候他八十三。不知道是不是被这不起眼的米粉滋润出来的?但我肯定是赶上了好的政策，让他没了后顾之忧，心宽才能出少年。

　　闻着这独特的炒米粉味道，感觉到也许是它在舞台上的最后一次绝唱，不过余音一定会萦绕在我余生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