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遍西北的一个个县城，你翻开西北的一本本县志，类似的记载随处可见。

　　世世代代的西北人，饱尝了大风带来的灾难，世世代代的西北人，唯有望风兴叹——

　　沙进入退。

　　风沙步步进逼，人畜节节败退，繁华一时的楼兰古城、白城子，还有西夏人的黑水城，连同城外的弱水河，悉数被西北的风沙俘获。临近共和国成立时，陕北的榆林城已有一半淹没在黄沙里。滚滚的黄沙，掩盖着牛马骆驼的森森白骨，也掩埋着村庄城市的残骸。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这种沙进人退的情况一度有所改变。

　　西去列车满载着热血澎湃的青年男女们，到敌人后方去，直捣风沙心脏，大漠戈壁，边关冷月，坎土镘，坎儿井，挖沟挑渠，植树治沙。防风林带，沙漠绿洲，在一片浑黄的大漠戈壁中涂抹出一条条一片片亮亮的绿色。红柳、梭梭草、沙棒、白杨树、沙枣树……这些绿草树木，是风沙的天敌，它们成群成阵，连天连片，扯住风的衣襟，绊住沙的腿脚，使它们张狂不得，动弹不得。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能把牛羊轻易吹到半空的大风，能远行千里、侵占良田、掩埋房屋的狂沙，在美丽的柔弱的绿树芳草面前，像狂放的野马被套上缰绳。自古以来风沙称王称霸的领地被撕开一个又一个口子。人进沙退，收复失地，被风沙淹没了多年的榆林城把风沙远远赶出城外;在腾格里沙漠南缘，沿包兰铁路两侧，智慧的人民群众，用草方格防风固沙，使列车在大沙漠里驰驶而过，创造了世界罕见的奇迹。同时也把一片亘古以来的不毛之地变得绿树成荫，瓜果飘香。从毛乌素、从巴丹吉林、从腾格里，从西北各处捷报频传。

　　风弱了，沙小了。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面出现了，“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声从沙枣树下、从白杨林里飘出来了。

　　然而(世界上没有这些然而该多好啊)，战败不久的风沙竟然又回来了。当年使风沙无处藏身的是人，如今让风沙卷土重来的依然是人——

　　当年栽下的白杨树、沙枣树被人们伐掉去换了花花绿绿的钞票;绿油油的草原被二十四片铧犁剖开，以承载日益增多的人口;还有成群结队号称“扫荡军”的人们掘地三尺，去挖甘草，去抓戈壁荒原上那一点点本就十分可怜的草根上缠绕的更加可怜的那一点发菜。所到之处，立体的全方位的摧毁着扫荡着树木野草。就连横穿腾格里沙漠的包兰铁路上用来保持水土、加固路基的小树也被砍去做了那一顿饭的烧柴。

　　被破坏了树木绿草的大地难看地裸露着，失去了树木绿草的戈壁沙漠像被打开了盖子的潘多拉的盒子，风和沙一跃而出，风狞笑着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卷土重来的还乡团总是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残忍，向人类变本加厉地加以报复。于是，90年代后期以来，沙尘暴、扬沙天气、空气悬浮颗粒物，这些本来只有西北人明白的气象名词，如今怕是已经被全体中国人所熟知。狂风裹着漫天黄沙，一堵墙似的呼啸着席卷而来，所到之处，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沙尘暴一年十数次地扫过天山、扫过河西走廊、扫过整个大西北，扫向华北，甚至扫向长江以南。高悬在北京街头的广告牌被大风刮倒，远在长江中游的武汉的天空被来自河西走廊的风沙染得一片昏黄。中原腹地的郑州街头，行人们竖起衣领，裹上纱巾，在强劲的风沙中踉跄着、趔趄着困难地行走。黄沙凭借着风力，直逼黄浦江边，甚至连隔着大海的日本、韩国也已经感到了风沙的威胁。

　　在西北地区，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北京街头，一位交警正在值勤，忽然一阵大风，吹来一个塑料袋，贴在交警的脸上，交警拿下那塑料袋一看，上面赫然印着“额济纳旗食品厂”几个字样。额济纳旗，在内蒙古西部，河西走廊以西。河西走廊以西的一个塑料袋，千里迢迢吹到北京而且端端贴在一个交警的脸上，纯属黑色幽默。

　　然而这个夸张的笑话却真实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越来越大的风沙正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日见频繁的沙尘暴以极强的破坏力使土地沙化，使草原退化，而被退化了的草原又在不断地加强沙尘暴的频率和强度，它们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怪圈，重复着一种恶性的循环。在锡林郭勒，在乌兰布和，在鄂尔多斯，这些昔日的大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已成为当地牧人脑海里的美好记忆，羊群依然如白云在飘，马儿依然在奔跑，只是马儿羊儿蹄下的绿草却仅仅只有它们的小腿高了。而阿拉善盟那本就是半草原半沙漠的地区，如今几乎变成了沙尘暴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