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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启蒙”老师

时间:  2023-12-29   阅读:    作者:  王茂平

  我老早就有撰写此文的念头了,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老师》,这种写作冲动就更加强烈了。写下这个题目时,我不禁思绪万千,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位位可敬可亲可爱可感的师长形象。他们或高大或矮小,或肥胖或瘦削,或清晰或模糊,可记忆中面目总是那样的亲善慈爱。是他们用心血和耐心、用才华与技巧开启我们智慧的大门,为我以后的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感激他们,要记下他们的培育之恩,记下他们留于我记忆深处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让他们在我的集子里占有一席之地,使之躺在文学画廊里,如同其他伟人的恩师那样在历史的长河里千古流芳,闪射出平凡的教师匠人格的光辉与魅力。

  我父亲比较重视子女的早期教育,我仅仅五六岁他就让我“背上书包”了。那时与我同龄的或大我一两岁的小伙伴,诸如阿华、日旺、王沛等都可在家逍遥自在。我十分羡慕他们,但不敢也无法违抗父命,只好“乖乖就范”,与大姐、姑姑一起上学去。

  当时我读的那所小学——平太小学,在本地小有名气,是一间公办的完全小学,每级两个班。校址设在王氏大宗祠,改造得不错,教室不很明亮但较为宽敞。当时的校长是我的堂叔王秀,我管他叫二叔的。记得他当时很年轻,仅三十来岁,斯斯文文。平时对人十分友善,面带笑容,与教师也相处融洽,但庄重场合十分严肃,深得师生的尊敬与爱戴。记得有一次,午休期间,我们早来的一班同学在学校门口的运动场上嬉戏,大声喧哗。他闻声出来制止。待他回去后,我们又不由自主地喧哗起来。他发觉后,悄悄地开门走了出来,拿着一个鸡蛋向那些大些的顽童掷过来,可不偏不倚,正掷着我的脊背。本来一个鸡蛋投过来,砸着并不是很痛的。但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却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其他同学见状一哄散去了。此时二叔赶忙走过来,对我好言相劝,宽慰我,问我疼不疼,并拿出手帕来替我拭眼泪,还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并拿出几个糖果塞给我,勉励我守纪听话,好好学习。可惜,在我读三年级的那一年,他被调到县府任职去了。调离那天,当他向我们挥手告别时,不少同学都流下了热泪。此后,由林任贤主任管学校的全面工作。

  小学期间,任我们课的老师有李则尘老师、王文卓老师、袁仁军老师、王福英老师、莫庆兰老师、彭扬芬老师、陈耀明老师、陈国新老师,此外还有担任全校音乐的林任贤主任。因为时间久远,有姓有名的老师我就只能记住这么几个了。要说启蒙老师,首先是李则尘老师和王文卓老师。李老师教我们班的语文兼班主任,记忆中她是一位年轻的漂亮的女人,也是那间学校唯一的女老师。她风姿绰约,一头秀发,站在讲台上,像一株亭亭玉立的满树花儿的小木棉。说来可笑,那时我心里想,长大后若能娶到这么漂亮的老婆该多好啊!同学们爱屋及乌,因此都非常用心听课。她的汉语拼音知识很棒,发音准确,但我因年纪太小,加之孤寂内向,成绩很不好,她也从不嫌弃我,还经常鼓励我。她除了教我们读书识字外,还教我们唱歌、跳舞、画画、做游戏……可惜她只教我们一年,就不知调到哪里去了。几十年来都杳无消息,这就像梦幻中的仙女,往往一遇而不知所踪……敬爱的李老师,我们多么想念您啊!教我一年级算术的是王文卓老师。据说他是一位代课老师,他责任心十分强,对学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儿。说实话,那些阿拉伯数字,那些简易的计算方法,我都得到他的“真传”,记忆最深的是他教我们写那个开口的“9”字,如今看来虽然不够规范。作为一个男教教师,他的脾气有点躁,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我们进步,他高兴;我们不会,他焦躁。他有一条教鞭,除用于教学外,还用来惩治那些顽童、睡虫、懒虫,不少同学都领教过他那条教鞭的“高招”。当时,同学们流行这么几句:“大银涌村有个王文卓,上到平太打同学。”其实,他哪里存心肯打我们?那是魏巍的蔡芸芝先生的“教鞭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的那一种呢。说真的,有时只是对他和我们同班的两个儿子才肯动真格,因为他那时或许信奉师道尊严和“棍头出好子”的信条吧。他和李老师一样,只教我们一年,便弃教走他悬壶济世之路去了。后来,我每每见到他,都不敢叫他,不知叫他医生还是老师好,只是微微一笑便走开了。如今想来,这实在不应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嘛!读二年级时,教我们班的语文是王福英老师。此君身材高大,衣着十分朴素,当时他已一把年纪了,戴一副老花眼镜,样子十分慈善,因此同学们都不怕他。一些同学上课常常搞恶作剧。对此,他的“杀手锏”是佯装生气走出教室去。起初三几次尚且有效。但他反复如此使用就不灵验了,加之他常常不一会儿又“乖乖”的走进来,“说话不算数”,同学们就再也不买他的账了。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教生字,当他教认“福”字时,他大声地带着读:“福气的福,幸福的福,祸福的福……”可有一位同学却大声地嚷着:“福英的——福——”我以为他会大发雷霆的,可他却没一点生气的样子,只是微微一笑,说:“对,老师的名字也是这个福。”此时引起同学们的一阵哄笑……他工作十分负责,从不缺学生一节课。要知道,当时的教师待遇十分微薄。他的妻子在农村,既要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又要回家做家务,担子之重,不言而喻。说来十分愧疚,一个如此良苦用心的老师竟没得到我们的尊重,一些同学反而用恶搞来“回敬”他,这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和无知!我们直到长大成人,直到也为人师时,才觉得王老师心灵的崇高和人格的伟大!

  教我们三年级的老师,其他都记不清了,只记得班主任袁仁军老师,他刚师范毕业分配到这里来。他个子不很高,长得十分秀气,我们都很喜欢他。而教我们四年级的语文是陈耀明老师。他出身行伍,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当门两个金牙,浑身军人气概。闲暇时他经常一边弹琴一边唱粤剧,不亦乐乎。他对学生很严,同学们没有不怕他的。他提倡师道尊严,有谁上课违反纪律或者瞌睡,他便以“大棍侍候”。也因为这样,听说他曾遭到学校领导的批评。他教学确有三两下,尤其是指导学生作文,他常常把作文课和学生的活动与生活结合起来,这样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因此大家都视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写作水平提高很快。那年“六一”儿童节,我和姐姐都被推荐参加学校的现场作文竞赛。结果,高小组和初小组的第一名都被我们姐弟俩囊括了,引起全校的轰动,很是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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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升上五年级时,接手教我班语文、地理及班主任是一位老者,名叫彭扬芬的,人称“彭老狗”。他穿戴十分讲究,头发梳得纹丝不乱,油光可鉴,好一副老学究风度。据说他原来执教于广州市某校,还有一官半职的,因为在反右斗争中被累及而被下放到这里来,做一名普通的农村小学教师。这是他的不幸而却又是我们的大幸。他说话(讲课)缓慢而又抑扬顿挫,听起来清楚明白,而又很舒服。平时一些顽皮的同学常常摹仿他的腔调说话,并以此为乐。教我们五年级算术的,那是莫庆兰老师,他一直跟上六年级。那些四则混合运算、追及应用题在他的深入分析下,我们都掌握得比较好。可他晚年患中风偏瘫症,十分痛苦,我曾看过几次他,尤其是他临危时,我不顾妻子的反对还是坚持去送他最后一程,聊表我对恩师的深情。

  我们念六年级那年适逢十年浩劫开始,可怜小学这块“芳草地”,也备受蹂躏与摧残。我们要隔三差五地参加公社革委会的批斗会,学校处于停课半停课状态。不少同学戴上红袖章成为革命小将,要革当权派的命,革“臭老九”的命。原本好端端的求学之所,一夜之间成为硝烟弥漫的革命大批判的战场。首当其冲被批判的对象当数家庭出身地主的陈耀明老师,还有学校的当权派林任贤主任,尤其是陈耀明老师被视之为牛鬼蛇神。有人揭发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证据是他教学生那个“嬲”字,并由此演绎开去。我也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而靠边站,像三五个其他同学那样无缘于“红袖章”,精神备受打击,那些革命小将和当时的班主任似乎都视我为另类,要与我划清界限。那年因文革初中停止招生。小学毕业只得延缓一年,语文课学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学习毛泽东诗词。欣幸得很,因为语文老师陈国新深入透彻的分析讲解,三令五申的强调背诵,使我增强了语感,也培养了学习旧体诗的兴趣……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尊敬的读者,你们也许腻了吧。但是我在兴起处,还未肯就此打住,我要告诉你们,启蒙教育是多么的重要,我的“启蒙”老师的心灵是多么的伟大,灵魂是多么的美丽与阔广。古人云:“天地君亲师。”可见,古之圣贤是把老师与天地、与国君、与父母相提并论的,他们对老师是多么的尊重与爱戴!如今我能有今天,如古人说的那样“吃朝庭俸禄”,怎么可以不为他们而写些粗拙的文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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