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6年生的,八岁上学。八岁是毛岁数,那时候不讲周岁。当时日本人还在这儿。我不只是见过,日本人就住在咱村上,起码有四五个排。村子叫南垂。这村大,是个镇,隶属潞城。当年潞城有四个镇,城西黄碾,城北合室,城东微子,城南南垂。为甚叫南垂?因为北面就是三垂冈。三垂冈这个地方有名,毛主席写过一幅书法,《三垂冈》:“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诗不是毛主席写的,但毛主席喜欢。三垂冈是关口,南垂就是驻边守关战士的营地。要讲村子的历史,话就长了。反正地理有优势,南来北往的人一多,村子就越来越大。当年有句俗话,南垂街,三里长,一里一个观音堂。我给你数数,村里东西一条主街,耕读阁、东阁、慈悲阁、仰光阁。南北一条主街,文昌阁、春秋阁、三义阁、娘娘阁。更别提奶奶庙、真如寺、关帝庙、玉皇庙、崔府君庙、天主教堂。至今村里还有几处古建筑,耕读阁就在絃歌巷东口,上面还有副联:“纡曲粟山滋稼穑,澄清圣水毓人文。”二月十九,七月十三,十月初八,正经庙会,扛桩踩跷,还要唱戏,红火得很。

　　我们家是一进三院,前院,中院,后院。青砖砌墙,白泥勾缝,大门后有照壁,两边写的有字,绘的有花。不光咱家,谁家建房,也是几辈人努力,今年修修,明年补补,多年工夫,才建成个这。祖父那一辈人就在外边,跟着学做买卖。先是在北京,没挣下什么钱。当年买卖能有多大?有头毛驴,都了不得了。那时候去东北,得先去邯郸,没汽车,火车更是不通,驮运东西,全凭牲口。几年下来,多少也存了点儿。存了俩儿钱,就想着盖房子。老房子还在村南头。祖父弟兄两个,人口一多,就得分门立户。过去分家怎么分?再亲兄弟,一个小锅,一口小缸,小坛子,家常物件,都要算得一清二楚。祖父也没说分家,就去村中买了个套院。

　　1938年,日本人从潞城过来进犯潞安府,我虽然才几岁,多少也有印象,没见他们杀过人,什么三光政策,没有。这是头一回。又过了一年,第二次上来,一个个都不一样了,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到处修碉堡。村北高地上,还建有炮楼。传言也多,都说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这家伙,谁不害怕?年轻小媳妇儿也不敢打扮。像我大嫂,当时刚过门,一听说日本人来了,赶快就藏到烧火的柴火堆里。男的也不敢跑,你要跑,肯定一枪把你打死。村里人谁知道有这讲究?打死十个八个怕是不止。其中被打死的一家,从东北奉天干买卖还是什么,刚回家不久,穿个长大褂,一听说日本人来了,抬步就要翻墙。刚爬到墙头,日本人进来了,一看人要跑,抬手就是一枪。他们认为你跑,就是心里有鬼,不是好人。小孩他们不打,还给你糖。有一回见日本人跑,我们也跟着跑,没想到是往咱院来,我就藏在缸里头。他推开门瞧瞧,见没人,又走了。我紧跟着跑出去,结果他还没走,正在街上打人呢,啪啪扇人脸。被打的人就是咱家门市烟店伙计双儿,他动也不敢动,只是一个劲喊太君啊太君啊。

　　咱家到底也被日本人占了,不叫你住,把我们撵到了邻居家南院。现在的好多抗日电影电视剧净瞎编,动不动就挑衅,把日本人打得人仰马翻。真是不懂历史。当时日本人厉害,人看见了都害怕。为啥?人家有枪,你赤手空拳怎么斗得过。就是八路,低潮时,起先好枪也不多,路过村里的八路,好像是从四川过来的,一身灰军装,背的还是片刀。地雷好造,一硝二磺三炭,老祖宗早就会了。枪就不行,多是鸟枪,里面灌铁砂,打不远。外国枪,枪管里有来福线,子弹打着旋出去,射程远,一打一个准。就这,怎么和人打?所以毛主席才提倡搞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就是要扬长避短。你现在由着想象编,尊不重尊重历史另说,毛主席的战略岂不是没了现实基础?

　　接着说上学。日本人在村里待了三年,上了三年日本人的学。也不是日文。地方是归日本人管,教材都是汉字。发的第一本书叫《修身》。不管是半年还是一年,能背下来了,就去找老师。老师怎么考你?先给鞠一个躬,转过身去,就背,一个字都不能差。过关了,再换书。第二册叫《国语》。《国语》的文字就深了。我从头到尾,通通背了一年。于是再升级,读第三册《常识》。《常识》后半部讲什么人类猿类,更莫测了。我也背下来了。校长亲日,办了几年,搞得还算红火,尤其体育抓得好,人人都要做体操,比我大点的学生还会打乒乓球、篮球。打篮球的也没衣服,怎么分队,两个队,你身上是蓝袋子,他身上就是红袋子。这个时候,再要升级,就得学日语。比方说集合站队,让你报数,用日语报。不会用日语报,老师就用教鞭敲你抽你。可是不到下半年,升不了级了。因为甚?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垮台了。

　　日本人一垮,国民党进来了。先前的教材不让用,要用国民党的书。学校还是那个学校。老师也换了,亲日的统统不用。教室布置得不一样了,讲台正中间放的是孔子像。上学来了,先给孔子鞠躬,再把书包放下。下课了,先把书包背好,然后给孔子鞠躬。虽然我十来岁了,从前学的那些到底不算数,还得从头念。说是从头念,认的字也不少了。父亲也识字,家里就有《百家姓》《千字文》,上下《论语》,多少也能学点儿。教你唱国歌,什么“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我们哪里懂什么“吾党所宗”,还以为是军阀混战,五个党争权夺利。嘿,还没学完一年,国民党又垮台了。

　　八路军来了。1946年,长治解放。国民党被打垮,政治体制都垮了,贫农没有钱,地主虽然还没开始斗,都在说分地的事,谁还操心学校?连续两年,村里的学校还是恢复不了。当然学校说是也要开。老师都是从延安那边过来的,上来就教政治。学校里也不要你背书,都在搞政治活动,小学生参加儿童团,帮着站岗,查路条。我也站,小孩子都天真,哪个小孩都一样,有了权力,认真得很。见人过来,就问,路条?没有?没有,回去。

　　更多的时候,是去捡羊粪,跟上老师开荒种地。文化课没有,唱歌有。到了1948年,给发上书了。书不知道哪里印的,纸张不行,一摸一手油墨。人也理解,国家正是困难时期,个个想的都是为国家做奉献,怎么发展生产,有书念就不错了。

　　上学上到后来,我也不想上了。去学校也是劳动,捡粪交给学校,开荒也是给学校,还不如在家里作务。

　　那个时候,我们家在村里地也不多。就记得解放后村里开会给定富农。我当时十三岁了,大人在那里讨论,我就在旁边听。工作组说,如果按人口算,一人三亩,申家八口,还欠申家几亩。我奶是个老太太,不懂,以为算成富农了,还能再补点地,就要这个富农成分,说地不够,按房产多少算,我家肯定够富农。工作组的人有规矩,说不行,《土地法》早就定下来了,要按政策办事,是富农还是贫农,上头都有规定。

　　我1950年就去了沈阳,虚岁十五。在村里种地咱也会,问题是家里人不希望。为甚去沈阳?我大哥就在那做学徒。他去得早,抗日年间就去了。说是做买卖,买卖也不规律,不好做。

　　去了沈阳,我又上了一年学,就不上了。接下来干啥呢?去振义兴电镀厂。厂子还是私营,一个月也挣不多,就图有个营生干。后来又去双义盛铜制品厂,生产喷灯。喷灯本来是民用,这个时候开始抗美援朝,我们在厂里生产的东西军用开了。军代表天天来催货,我年轻小孩,管质量检查,问他要这东西干什么。他就讲,是为了防止美国飞机轰炸。抗美援朝,汽车冬天跑,发动不着了,开始是用劈柴,用火烤。柴火一烧就冒烟,美国飞机看见烟腾上来,知道就是目标,立马扔下一串炸弹。喷灯可以加热发动机,也不冒烟,问题解决了。任务就落到了喷灯厂。我们厂里人也不多,就二三十个人,一天也生产不了多少。军代表说一辆车,不管是汽车还是坦克,得带两个。没少加班。后来好啦,战争1953年就停了。战争是不打了,军队并没有撤。汽车还要跑,喷灯比柴火好使。

　　从1953年开始,全国大搞工业化,粮食统购统销,按票供应。到1955年11月,成了定量供应。粮票也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那会儿我年轻,能吃,每月工资不少,粮票有限,还不一定够吃。

　　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小厂变大厂,我们厂成了合金铸造厂。工资要重新评定,根据个人技术能力,群众公议,理事会再通过公布,有四级工、五级工、六级工、七级工、八级工。我评到了五级工,第一笔工资挣了55元。也是这一年,还入了团,新民主义青年团。

　　1957年,我开始出门,这跑那跑。干什么呢?当时全国大形势,就是整风,倡导调查研究,不要盲目工作。到处贴大字报,提意见。车间把我们仨抽调上来,成立了整风办公室,让我们搜集、统计大字报,每天有多少张,都要编号。给哪个领导提了什么意见,是生活作风,还是工作态度有问题,都要按性质分类,汇编成册。我干了一个礼拜,支部书记就找我谈话。开头也不说,还反问我,知道找你来干什么吗?我哪里知道,还以为不让自己干了。书记说,明天你就不要去整风办了,到这里来上班。干什么呢?书记办公室和整风办离得近,他还怕听见,轻声细语,一边说,一边写在我手心上。写了两个字:肃反。我还只是个新民主义青年团员,顶多算个入党积极分子,没想到一下让我一个工人干这么机密的工作。都没脑子多想。咱这文化水平有限,能干得了啥?不是硬赶鸭子上架吗。书记又说,明天你来先看材料,肃反的政策界限,反动军、政、警、宪,什么级别就够定性为反革命,什么不可以。规定得很详细。我上班就天天看这个。先是筹备。等到工作开始展开,好家伙,沈阳市这么多单位,今天这个单位来人调查,明天那个单位来函要情况说明,都得登记、接待。咱要了解情况,去人家单位,也是同样一套程序。好在公安派出所掌握一部分材料,凡是有历史遗留问题的人,档案里都有交代。怀疑谁有问题,得开上介绍信,去派出所尽快拿回来。先是收集档案,在单位统一管理。骑上车出去取,一天,拿回来仔细看,一天,再坐上火车到原籍了解情况,又不知道是多少天。上开这班,你想走都走不了。你敢说不干?你什么思想这也不干?还想不想入党?你还是团员。

　　给你说几个案子,你就能想象当年是怎么个折腾的。

　　先查了个名叫申一挺的。和我一个单位,人称申团长。走路瘸,说是杀日本人骑马摔的。肃反是查反革命,老军阀不在此列。他自己说,当过宋九龄的副总指挥,领着25军没少杀日本人。这么一说,申一挺不光不是反革命,人还带兵杀过日本人,是有功之臣,还得给人落实待遇。他自个儿说的也不能全信啊?何况还接到了群众举报,说是几年前听见他老岳父骂他,你别跟我窝里横,逼急了,我告你去,你身上七八条人命呢。当时邻居听了,没当回事。赶上肃反,就举报上来了。这就开始调查。

　　既然他说当过宋九龄的副总指挥,那就去找这个宋九龄。我们就是区里的干部,那会儿什么都是翻档案,根本不知道宋九龄在哪里。听说是在上海,坐上火车去,打听半天,也没找见。

　　回来就继续审。问申一挺七八条人命又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抗日时带兵打仗,因为指挥不当,害得七八位兄弟丧了命。他的话不能当证据,就去找他的老岳父。老人早就记忆衰退,耳又背,甚也想不起来。

　　线索断了。也是赶巧,上面来了一通电话,说这个宋九龄就在锦州,还是辽西省政府委员。找到他,掏出申一挺的照片,问认不认识。老人八十几岁了,说是不认得。又问东北国民救国军第25军副总指挥都有谁。他说就没有第25军。他所在的部队是抗日救国第四军。老人1875年生,早年在张作霖部下,一直升到中将。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退回关内,宋九龄三次到北平面见张学良,打算回辽西组织抗日武装。得到同意,带着28名亲随,最终拉起一支6000人的抗日队伍。打过几次仗,杀了几十个日本兵。坚持了一年,到底力量悬殊,处境艰难,便将队伍化整为零。老人讲,这个申一挺应该能知道这段历史,最大可能是在他手下当过兵。就这么一个可能,还是结不了案。

　　还是靠了群众,找见他的小老婆。两个人不在一起了,女的时不时还来看她爸。她一个人自力更生,夏天带个小方箱子,卖冰棍儿。问她当年和申一挺怎么回事。她说,申一挺起初仗着年轻人血性,和七八个人商量怎么杀日本鬼子,结果日本宪兵队得了信,把他们都抓了进去。其他人再没出来,他出来了。不光出来了,腰上还挎个小枪。她一介弱女子,就这么被他硬娶了。还在锦州有名的饭店迎春楼,包了个雅间,天天牵着小老婆去。也带兵四处抓人,耀武扬威的,人称申团长。胡乱折腾一阵,到底没抓到个有名姓的,日本人没了耐心,就把他送到煤矿挖煤。结果遇上塌方,把腿给弄断了。

　　这么一说,前后对上了,他也算不得大恶不赦,顶多算个政治骗子。就是跟他一同进去的七八个人没活着出来,也不能肯定就是他的错。进了日本宪兵队,能好活?他算个叛徒,但和革命关系不大,就是群众有抗日热情。怎么办?刑不能判,但也不能由着他继续欺骗组织。就把他送去劳教,出没出来,后面的事,天晓得。

　　1958年底,又碰上另外一件案子,去丹东调查核实了解情况,站在山头一看,哎呀,过了鸭绿江就是朝鲜。军队从朝鲜正式回国。

　　沈阳火车站,到处挂着大横标,敲锣打鼓,欢迎人民志愿军凯旋归来。归来了,部队人多,成营成团的编制就地转业。像吉林大化工,四十万人,全是抗美援朝的主力军。还有的去新疆、黑龙江、嫩江、七星泡农垦开荒。怕的是敌人再打回来,扔下镰刀,拿起武器又是一支军队。

　　也是这一年,老家给介绍了个对象,就是邻村鹿家庄的。这个时候,邯郸到长治也通了汽车。沈阳到邯郸一千多公里,随便一个小站也要停,一趟下来得两天一黑夜。慢车也好,上面有吃的有喝的,停一站还能下来买点当地小吃。到了长治,才知道南垂不归潞城了,划到了长治市。那时候出了个劳模李顺达,他去前苏联参观,带回来几台拖拉机,在城北南垂、关村、捉马、王村一片平地上,成立了中苏友好集体农庄。农庄开始还不算是国有,都是私营,人们意见很大。当时还问我姥爷,为什么咱家地都在东边,城西没有地呢?他说不是,高级社有拖拉机,东山地势不平,不适合拖拉机。因为人们有意见,就开了个会,愿意参加农庄的,就把地投入进来,不愿意的,就上村东。村东就叫互助合作社。

　　村子的变化也是跟着大形势。有地没地,和我关系也不大。反正咱回来是相亲。和姑娘见了一面,两个人印象都还行。说起她家,也是苦得不行。她家成分也高,地主,父亲被打那年,她才几岁岁,发生什么,完全不记得。就知道自家院子不叫住了,父亲也被打坏了,就母亲领着仨孩子这里打几天工,那里做几天活路,姨姨家住几天,姥爷家住几天,村长家饭熟了,也跟着去讨。实在不行了,还去王村,去南垂,要饭吃。没地方待,就在土地庙里睡。过去可没少遭罪。论成分,和我家也还算般配,我家不是地主,但也不是贫农雇农那样的好出身。《土地法大纲》出来后,才知道把她爸斗错了,又填平补齐,她家院子南院早被人住了进去,不好撵人,倒是北院给退了回来。又给了头驴,算是纠正了错误。

　　我回沈阳后,她给我寄一张一寸黑白照片,背面写着“给最亲爱的人”。那时候没电话,她又不识字,写信也是别人给念。下回再回南垂,给了一百元彩礼,给她买了一身新衣裳,就算是定下来了。结婚头一晚,她和我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吃上白面。她小时候可是受够了苦。

　　这一年,我22岁,她呢才16岁。典礼完,我回沈阳,她还在南垂社里挣工分,女的一天能挣十分。又过了一年多,才把她接过来。这就过开日子了。每月工资挣到了60块钱。不少了。我有个朋友,说起当年,一个月才挣37块钱。他还高兴得不行,说就是靠这每月37块钱,养活了5个大儿子。我手脚大些,老是个花,没存下什么钱。为甚?我出差多呀。

　　1958年赶上肃反,办过一件案子。一个叫孟宪斌的,黑龙江人,绥化肇东县的。让他填档案,他空着,就填 了个县份。说是老家都没人了。话不能由他自己说,得一处处落实。到了肇东,去了孟家所在的村子一查问,是有孟宪斌这么个人,只是早参加国民党军队,没了音信。这个孟宪斌就是参加国民党那个吗?没人说得清楚。问他的老母亲,老人神经衰弱,支吾半天说不成一句完整话,一说就流哈喇子。后来又去县里查档案,知道了一桩悬案。刚解放的时候,政权不稳,地主来了个反攻倒算,组成还乡团,一个叫何秀文的人也在其中,非常凶恶。再凶恶还能经得起正规军打?被解放军抓住,直接就毙掉了三个,何秀文就是其中一个。被毙那天是晚上,行刑队见人不动了,也流了血,就收了队。第二天检查才发现,怎么尸首少了一具。何秀文不见了。东北又是地广人稀,多远也看不见一个人,发动群众找了,也没找见。这事就作为一个悬案搁置起来了。等到肃反运动起来,又开始查这个案子。当年枪决这批人的解放军早转业到了上海。我们就坐上火车到了上海,找见这位转业军人,问他当时枪毙那人情形,弹孔是在胸口左边还是右边。了解完情况,回去也不能打草惊蛇,直接审这个孟宪斌。就找了个老工人,和孟宪斌一起去洗澡,看看他左胸口还是右胸口有枪伤。脱掉衣服一看,和解放军说的对上了。材料有了,事实也有了,组织上就公开找他谈话。领导一问,他倒傻了。什么都交代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他半夜里醒来一看身边还躺着两人,知道自己捡回来一条命,慌不择路就是个跑。结果误打误撞,跑到一个姓孟的地主家里,孟姓地主的儿子早不在了。两家人一合谋,他就成了孟姓地主的儿子。案子最后判了,把他送到鸡西密山劳动局劳动教养。

　　领导见咱虽然年轻,办事情倒也周全,有甚说甚,没给他胡来,是个干政工的料,那就继续搞这一块吧。

　　到了1959年,肃反刚结束,又把我抽调到沈河区委,干啥呢?审干。

　　当时档案也不齐全,有的人老实,填得仔细,有的人呢,什么也不填。他有什么历史,要是不清楚,敢不敢用,能不能用,都是问题。像我们厂有个叫老常的,老家在河北,和我一起入的新民主义青年团。他家是个地主,隐瞒了,一直没写,后来还比我先入党。他人活套,别人说什么,他都不表露自己意见。直到我离开厂里,回到长治,后来又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才把他的历史调查清楚。到底是被发现了。可能是挨了批,也可能是受了刺激,没过几年就不在了。

　　咱不敢,有一点问题,都老老实实和组织交代。我姐夫家是地主,我嫂子家是地主,我姑夫是让共产党枪毙的,都在档案里交代得清清楚楚。至于为什么被枪毙,咱那时候是小孩,不大几岁,谁记得?总之是把这个事儿给说了。组织上去调查,都是真事儿。影响不影响你进步,不好说。不管是提干还是调工资,一排队,就把你排后边儿了。出身不好嘛,人家雇农、贫下中农成分高的都还没享受到,怎么轮得上你。书记也和你讲了,说小申啊,你还不错,经得住组织上的考验,不要灰心,不要丧气,要继续努力。话是这么说,心里还是憋气。心里不舒服归不舒服,该干啥还得干啥。出身还能由你选择?算了吧。

　　1960年困难时期,上级号召工厂与农村挂钩,互相协助,东北不是地多嘛。就是地多,没点关系也闹不下。正好我们的厂长李来春有个弟弟,就在达连屯当书记,村里就给厂里一片地,分给大家开荒,种菜种苞米,由你。又恰好赶上第二次肃反摸底,需要大量的内查外调,得出差,这可把我闹住了。人家礼拜六放假了,全部上农场。这个李厂长敢干,弄下苞米不少,平常光景也有几百斤。可是顶事了。我呢,不光弄不下,还得出门。好在有我二哥,捎带着把我那片地也给锄了,一年下来,也能打个几十斤。但这几十斤也不顶事。就去找李厂长理论,说你们倒好,工资一分不少,还可以种地贴补,我呢还要出门,自己贴上钱不算,地也没法儿种,我那苞米地就不是地吗?李厂长讲政治,知道了我的想法,倒也没有和我多说。问我到底想怎样。我能怎样?火气是出了,工作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不由你。搞政治运动都有期限,不是你有时间搞就搞,得配合上面大形势需要。

　　一干就是两三年。

　　让下五金机械工业公司政治部,下。干了一年,又让到公司人事科。又干了一年。又让我去搞“四清”。先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来又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清”刚刚搞到半路,“文化大革命”起来把步骤打乱了,工作队就撤回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厂里也乱了套,我就一直在厂里搞政工。政工里也有分工,刑事犯罪也管,政治宣传也管,我呢一直没离运动这个岗,什么业务都要有个专长,不能稀里糊涂弄个人去干,每一桩调查都关系一个人的命运。“文革”开始,文攻武卫,我那个厂里也打死过两个人。什么人呢?外调来的。当时各单位肃反领导组都有登记簿。外边来的人,哪里来的,要调查谁,了解什么问题,你们怀疑他有什么问题,都要登记在册。二次肃反期间,佳木斯铁路公安处来了个人,说是要了解老张张国政,怀疑他是日伪特务。这个怀疑不等于事实,有了嫌疑就得去佐证,要不把好人冤枉了怎么办?老张家是河北玉田县的。说是去核实,阴差阳错,一时半会儿没有去。造反派不管这,拿到登记簿,也不分青红皂白,扭起老张就说是特务。造反哪里讲究什么程序,直接就把老张给专政了。当时领导都下放了,我也靠了边。造反派上台,又把我用起来。群众专政也没有套路,想起来就去审老张,问是不是特务。不是?又是一顿拳脚。把个老张打得。看管老张的人叫个老黄。我看这么审下去不是个事儿,就对老黄说,要不把老张叫过来,咱们走一趟玉田县。老张一进门,走道一岔一岔的,就像那个《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似的。让他坐着。他坐下来一会儿动一动,一会儿动一动。我说,你看你这个人,叫你坐着还不老实。那会儿咱说话也得注意点儿,毕竟他是专政对象,不了解他的底细。实际上我是故意拿这个话引他。他连忙站起来,说不是不是,是我的屁股打烂了,痛得受不了。我就让他褪下裤子来看一看。肿得,打得全是血紫。就让老黄赶快把他送走。找他来谈话,也不是要了解他交代得怎么样,主要还是给老黄看。之前说老张说家是河北,这会儿又承认日伪时期是在牡丹江佳木斯火车机务段干过。为啥承认?被打成这样,不承认能过关?我就和老黄说,得去趟佳木斯。

　　第二天去财会科把钱借上,往佳木斯走。找见铁路公安处,查问半天,日伪时期,机务段有两个老张,都被宪兵队抓过。另一个老张,叫张怀德,早些年日本宪兵队怀疑他是八路,把他抓了起来。他是个车工,耳朵听不见了,戴着个助听器,还在车间干活,问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进过宪兵队的人还能活着出来,即便不是特务,也可能是叛徒,自然就开始怀疑他。张怀德本来就不知道因为什么被抓,什么都不说,就要挨打,为了不挨打,就编了些话。为甚是编的?今天问是这一套话,我再去问,又是一套话,显然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啥。他不知道,我们得知道,得弄明白。我就问他,日本人是根据什么抓的他。他说不清。耳朵又聋,问他认不认识张国政,说来说去也全是囫囵话。当时抓他打他的有没有中国人,也闹不清楚。又问他一起被逮的都有谁。他说有他婶子。问他婶子在哪里,他说婶子回了老家山东宁津县。又问婶子还在不在世,说还在。我跟老黄说,咱们还得返回去再跑一趟山东。

　　为啥本是查张国政的案子,怎么又了解开了张怀德?就因为他们都在一个单位,都被日本宪兵队抓过。说不定弄清了这个人,自然也弄清了张国政。再说,佳木斯机务段的人也让我们把两个案子并在一起,捎带着都查了。

　　又坐上火车往山东跑。在宁津县乡下,找到了张怀德的婶婶。这个老太太记性好,说得明白。她说当时在佳木斯,一个院子里,还住着一个人,姓吴,外号吴小鬼。住着房子,却不给她房钱。她男人正在院里和煤打煤球,碰见吴小鬼要房钱,吴小鬼不光不给,态度还不好。两个人吵了起来,她男人拿着铁锹要打。幸好来了几个人给拉住了。架是劝住了,却也把这个吴小鬼给得罪下。吴小鬼当过伪满警察,因为经济犯罪,被局里除了名,人是开除了,但他警察局里还认识人。就找了个罪名把这一家人给捉了进去。

　　怎么回事呢,原来张怀德的弟弟先前在山东当八路,八路被日本人打散以后,就跑到了辽宁阜新煤矿,知道他哥张怀德在那工作。结果没找见,人说你哥不在这,上佳木斯了。到了佳木斯,他就住在张怀德家里头。一天,几个人在那里闲话,其中一人叫王景文,见他穿着个土布裤子,就耻笑他,说他山东老侉,不行。张怀德也来劲了,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我弟穿成这样,先前也是个官儿。他往肩上一比画,说他弟过去是八路呢。这话就传出去了。

　　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吴小鬼起初没怎么在意这些闲话。被张怀德打了两铁锹,一下想起这回事,就去警察局告了密。宪兵队人来,张怀德弟弟不知去了哪,没抓着,倒把张怀德还有他婶子一起逮了起来。张怀德哪里知道他弟弟的下落,死活说不清楚,给打坏了。老太太也打坏了,打得顶不住,又是灌凉水,又是老虎凳。

　　光听老太太说,也是一面之词啊,得有当事人佐证。

　　就得了一条线索,一个是吴小鬼,一个是王景文。又坐上火车上佳木斯,去军管会查档案,原始材料也没找见,1945年8月15日光复那一天,日本人给全烧了。原始档案没有,还有一些整理出来的档案。还真找到一个叫王景文的,先前给日本人干过翻译,现在黑龙江七台河勃利县。管档案的人说,这个人快不行了,要去得尽快。我们又连夜赶到勃利县。提出他来,把张国政的照片往他跟前一放,他说人倒是认识,至于怎么被日本人抓,也不清楚。那年月,日本人随便找个理由都能收拾你。又问当年抓张怀德的事。他说张怀德他认识。他说是谁报告的他不知道。这条线索算是断了。

　　又打听这个吴小鬼的下落。管档案的人说这人还在世,不过下放到农村去了。下到哪,人也不清楚,让我们去派出所查。吴小鬼的档案倒齐全,早就被定性成反革命。找到吴小鬼,他改造得老老实实,什么都交代。提起这事,他说这个问题是我的错,张怀德是我检举揭发的,我住人家房子不给人家房钱,还想着欺压他,耍我的厉害。

　　张怀德的案子弄明白了,张国政的背景还是不清楚。又去河北玉田了解张国政。老头哪里是什么特务,他没什么文化,就是个木匠。若说有坏历史,不过是当过一贯道的堂主,这个堂主还不是社会堂主,就是个家庭堂主。按照就低不就高原则,他也构不成反革命。

　　你想想看,就为这么一个老张,又牵出另一个老张,来回坐火车,几下山东,几上佳木斯,花下多少钱。国家倒也补助你,但也有规定。像到北京,大城市,一天补助6毛钱。那会儿年轻,也不懂好歹,要是今天工作顺利了,两人高兴,咱今天打打牙祭,下饭店喝点酒,吃点肉吧,一条龙。要是工作不顺利,一生气,也是去喝一顿酒,还要加两个菜。一天补助的六毛钱哪里够?要是节约点,一天哪里花得了六毛。一个大烧饼才五分钱,吃俩你就饱了。这生活,积年累月下来,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可是这人啦,吃惯了的嘴,跑惯了的腿,到点儿了想的先不能委屈自个儿肚子,该花还是得花。出差时间一长,高低控制不住。一个月60块,还是个不够花。报销得也多。单位开会就批评,说就不相信你出个差嘛,就能花销那么多。贴补上家里不说,有时候她还得给我帮衬点。好在她在国营旅社,一个月也有几个钱。

　　花下多少钱且不管,重要的是要把问题搞清。这个时候,来龙去脉是搞清楚了,可以结案了。可惜案子结得迟了些,老张张国政也被斗死了。

　　落实政策后,又给老张平了反。他儿子是个大学生,在唐山煤矿,专门来找我,感谢得不行,说要不是我给查清事实,他就得一辈子背着这个黑锅。

　　工作几十年,没少查过案。抓获的反革命特务不少,有的是自己交代,有的是查出来的。不管是自己交代,还是去调查,都得搞清楚事实,要有证据印证,敷衍了事轻信口供怎么能行,一条一条都是人命。

　　东北这地方复杂,日本人侵略的时间长,国民党也争夺,现在的电视剧不经常演,日本人有宪兵,国民党也在渗透特务,日本特务又在策反中国人,人在那种环境下,怎么鉴别,难度可想而知,弄不好就冤枉了好人。像我待的沈河区委,人是有数的,几百人,了不得。五金机械工业公司,也就一百多人。人不多,但我们政工部就十三四个人,工作量也不小。

　　工作换了好几处,宣传口待过,保卫科也搞过,无论做哪一行,都是工作。组织上需要抽调你,选择你,你跟着去干就对了。像我,组织“四清”工作队下农村,一走就是一年。内查外调,好多问题都涉及到调查。比如工厂里的干部,你有没有贪污,没有贪污还有多吃多占。

　　我入党入了十几年。1956年就入了团。到1974年才入了党。考验我是怎么考验?就是这样考验。开始递一回申请书,被拒一次,还想不通,后来就习惯了。习惯了不是说再不求上进,而是下一回还得继续递。不递你就是态度不积极。何况咱还是真心想入。平时工作咱也没落下,该干啥还干啥。那几年尽干了些这。

　　1974年又从沈阳回到了长治。

　　因为甚?

　　不因为甚。老父亲死了,老母亲还在。1951年去了沈阳,不少年,也回不去,一直没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就向组织上申请,要求照顾一下,调回老家,哪怕能跟父母生活上二年,也算。申请是写了,先是单位不放。后来单位放了,政治部又不批。再后来政治部批了,局里面又卡住了。等到局里也同意了,我母亲死了。这个时候,走还是不走?我又跑到市里去,跟人解释,说我母亲都殁了,不想走了。人说,呀,你这可是不好办了。我说我户口都还没动。他说,你是沈阳市的人,这个不差,可你的工作指标没啦。那会儿,沈阳和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一样难进,都是你人往外出几个,才能进几个。我人还没走,就把我四口人的指标给顶了。

　　这弄得我没办法了,不走也得走。就这样,我回来了。11月3号下了火车,那时候长治的火车站跟个小土地庙似的,出来路两边黑漆黢麻,哪里有路灯。打的衣柜、床,各种家具,还不少,都得自己往下搬。

　　一开始轻工局给安排在自行车厂,就在老顶山脚下,到处是玉米地,交通也不方便。老大当时中学刚毕业,看见这环境,灰心得不行,想不通,怎么到这地方来了。连个公共汽车都没有。后来知道,倒是有一趟公交车,只不过人家定时定点,早走了。沈阳公交车多,像我老伴儿,不会骑车,给你发上月票,当地人叫满天飞,不管你住哪个区,哪趟车都能坐。我呢,单位给发的有自行车。沈阳那会儿算是发展起来了,交通方便,职工待遇也好。到了长治,坏了,不光没公交,自行车也没,沈阳那辆,走的时候早交回去了。

　　又找轻工局领导,说那就去拖拉机厂吧。拖拉机厂项目正上马,到处乱哄哄的。一开始在武装部,后来上面要求武装部和保卫科分开,我又去了保卫科。说是小厂,也有一千多人。厂子新成立,制度也不健全,工人素质也不高,什么东西都往家拿,一年干的活,比起在沈阳十年,怕也是只少不多。

　　刚开始来,也不可能给你分家属房,就在捉马村租了个房子。租的地方离我上班的厂子是远了些,但离老伴近,她在八一广场新建路旅馆。再说孩子们上学也方便。第二年,因为我工作特殊,领导说给我分房子,那会儿拖拉机厂的房子就在厂区边上。我说,不行,要一家人都住到厂里边,家属又不会骑车子,孩子们上学也不方便。我就没要。领导还不高兴。其实房钱也不贵,一间半,一个月才五六毛钱,水费、电费都不用自己管。工资一个月有个七十来块,全家四口,够活了。

　　在捉马村租了四年。后来又找人,到柏后弄了块三分地,盖了五间小房。交的钱也不多,也就三四十块钱,还是直接交到南垂公社。后来告状的多了,说我们这些外来户,是村里卖地收了钱来的。市委也没办法,开会研究,就是让我们交了钱的再补交一次。这回钱就多了,要补大几百块,小两年工资。本来宅基地是旱地,村民非说是水浇地。有什么办法?该补还得补。总比住在厂子里强。厂里分的一间半倒是不要钱,问题是东西放不下,一家人东一个西一个,灶火还得烧几堆,住在这里,房间多,一家人好赖能天天吃住在一起。

　　房前就是院,夏天种菜,三畦西红柿,一畦韭菜,一畦黄瓜,还有蔓菁、豆角,自家根本吃不了,还得给人。还栽了俩苹果树。吃了两年好的,树开始烂,刮皮打药都不管用,一起火,干脆刨了。

　　在拖拉机厂又干了十年保卫。干到1985年,我也才五十岁。我不干了。为甚不干?和新来的书记不对付。当时副厂长分管行政,想着给职工谋点福利,别的也不好弄,正好他是长子的,长子剃头的多,就从长子县找了个剃头的,在厂里开了个理发店。门市由厂里提供,水费、电费也不收。凡职工去剃头,减价一半,本来就不贵,减半才一毛五分钱。过了一年,换了个厂长。不光换了厂长,还碰上改革开放。新上任的厂长到处调研,看见厂里多了个理发店,问是怎么回事。一听说白占厂里的房子不算,水费电费也不掏,直问这怎么行?国家的钱就不是钱?出了事情谁负责?厂长发了话,说你们要再不把钱收回来,就从你们工资里扣。一天两天看似钱不多,攒到一两年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副厂长和行政科长着了急,逼理发店的人出钱。理发也是小本生意,挣个几块也早花了,一时去哪里凑那么多钱。副厂长和行政科长管不了那么多,也是着了急,一天上门找两三次。结果人半夜跑了。他俩害怕自己担责任,又找党委书记反映。党委书记直接交给了保卫科,说是让把这个案子破一破。长治小地方,东南西北就四条街,一找没有。去长子县,也没寻见。下回书记再问起,还训斥,说我们办事能力不行,这么个小案子都破不了。我就说,你知道不知道情况,这叫个什么案?你去公安局打听打听,是不是我没能耐。副厂长你不找,行政科长你不批评,倒说上我的不是了。这算什么案?第二天开大会,书记来了气,还拍桌子,说党委还领导不了你们啦?他一拍桌子,我比他拍得更厉害,我说,老哥,你干什么,毛主席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你一个工农兵出身,自己不懂,净讲些外行话,怎么领导别人。

　　和他吵了好几回。

　　也是这件事过后,我懒性了。这还能干?遇见这样一个人。过去有句话,宁给好汉当马桶,不给赖汉当祖宗。我说我不干了,退休。他就说,干不干你说了不算,政策有明文规定,都得六十岁。我说,干到六十岁?你蒙我还是以为我憨?那个王敦只、郭文柱,都是六十岁?你怎么瞪眼说瞎话?

　　其实这也只是一条引线。怨气早就埋下了。1978年,单位调整工资,关系到四个人:一个老高,老家是黎城的,先前在洛阳拖拉机厂。一个老侯,一个老陈,还有我。找我们四个谈话。说你们四个老同志,再发挥发挥风格,你们调资的事,能不能往后延一延,让需要的同志先上去。就是考虑到我们的工资比本地同志的要高。这没办法,我们四个从大城市来,起步就不同。那会儿工资多少是按地区划。沈阳是重工业地区,老大哥,长治属于二类、三类地区,工资相对就低。就是同样的工厂,干同样的活,也差得多。我们四个也好说话,说延延就延延,没意见。后来又涨工资,又找我们谈话,让再延延。我们又延了。1981年,第三次又叫我们延。我们一听,就不高兴了。这是要延到什么时候?还没完了。我就找到一把手,说我不干了。一把手就说,你才多大岁数就退?我说三次涨工资都没给我涨,我工资是比别人高点儿,也是自己工作一步步得到的,又不是靠剥削。一把手当时一个月也就四五十块钱。他说你不要带情绪,都像你这么想,工作还能干?我说,工资涨不了,老大也是待业青年,都靠我一个人,弄不成。一把手就说,要不这样,你也不要闹情绪,说什么退不退。等到十二月份劳动局有指标了就告你。还反复叮嘱,叫我先不要和任何人讲。果真到了十二月,就让我家老大去劳动局填表去。老大这一年也成了正式职工。事情照这么发展下去,凑合着干到退休拉倒,没想到换了个领导,成天挑三拣四,又让给他们擦屁股。索性不干了。

　　这就算退休了。

　　退休也没闲在家。太行西街九中巷居委会有十几个退休老干部,成立了个支部,没有书记,就把我叫上。也不挣多少钱,一个月补个三四十块。在这又干了五年。也不单干支部书记,还和老郭管着附近一片贸易市场。本来这事儿归工商管,他们撂下了,居委会就捎带。结果从城区又退下来个老干部,以查卫生为由,隔三差五收钱。路两边摆摊的也多,这家收两块,那家收三块。他们收钱的时候,我跟着出去看了一回。他们前脚走,后面就有人在骂。我心想这还能干?收人两块钱,地下老祖宗还跟着挨剐。正好这个时候,老二准备娶媳妇。就和街道办书记牛国宝说,孩子要结婚办事,我都耽误半个月了。他说,半个月不怕,一个月都行。我说,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属于我该干的事我没干,你找人替我干,结果我还拿着街道给的钱,心里怎么下意得去。当面可能没人说,背后不定谁会怎么样骂我。我不这样干。这当然是个借口。主要还是居委会事情太麻烦,派出所有事,找你,工商有事,找你,两口子闹矛盾了,还得调解。线太多,多大针鼻子也不够穿。

　　完全没事儿干,也无聊。我天天去八一广场,后来又泡公园。干甚?撞树打太极,我不爱好,跳舞斗扑克,也不喜欢,就爱和人聊天。聊什么呢?时事政治,社会风习。这个好,锻炼脑子,今年我八十四了,一点也不健忘,什么都记得。什么都记得也不好,一看见社会风气不如过去,就好批判,惹不惹人烦我不清楚,主要是给自己添堵。不像老伴儿,她早年性子也急,现在呢,什么事儿都不过脑,前两天才发生的事,今天就全忘了。不记得也好,操心太多也累,现在信息那么多,都有超级计算机了,不用费劲往脑子里记了,想查个啥,上网搜搜关键词,全有。对了,有事没事,我还爱上网,光和老同志在公园里闲侃,信息量也不够,网上能人可是多,什么都能给你说出道道来。

　　念想也不多,都这岁数了,就想着把南垂的历史归整归整。起初劲头大,还按过去记忆画了个草图,就想着兴许什么时候大家不再着急忙慌净想挣钱的事了,再回头了解咱南垂,也有个依凭。到后来,查资料,越弄越复杂,一个村子的事,可不比人,就那么几十年,能说清。村子几千号人,东家长短,西家故事,楼阁庙宇,街巷阡陌,民俗由来,历史变迁,都是文章,咱做不来,想一想庙会上的红火,想一想,也足够,还能怎样,反正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