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到头，最热闹的，莫过于春节。酒桌上推杯换盏，却不同于平日里的客套，多了几分熟人之间的生涩，劝酒总伴着陈年糗事，引得满屋哄堂大笑。女人们在厨房里忙乎，小字辈忙着扒饭，手机屏幕在叙旧声中泛着冷光，被长辈逮住时，只能一顿搪塞，再和平日里并没有见面的表兄妹讪笑两句，便只剩下咀嚼的声音，等待下一位喝高的长辈过来，挨个盘问今年的收获。可是哪有什么不同，搜肠刮肚，只觉得去年的春节刚过不久，自己还没有将上回的郁气排解，便敲锣打鼓迎来了新岁。

　　在沉默的时候，便是食物最好吃的时刻。肥甜的脆皮鸭，最外层的脂肪烤得生脆，一咬开，温热的油盈满了口腔;撒上藿香的红烧江团，稍不注意便被青花椒卡住齿缝;凉拌猪耳丝，每一条都薄得透光，软骨咬得咔嚓作响，再来一口辣子鸡，最后塞两块叶儿粑填胃的空隙，便连豆奶都喝不下了。这时候，老辈子一桌的饭才刚刚开始。

　　酒杯见底，热气腾腾的米饭上桌，想吃面条的锅里还热着，冰箱里还有水饺和汤圆。我远不及母亲心细，更比不上奶奶，做不出一桌好菜。嚷着要学，才到菜市场选菜就被杀得片甲不留，挑回来的五个西红柿个个水灵，却格外费刀。母亲说，等你成家了，自然而然也就会了，眼水也有了。没眼水的孩子，俗称愣头青，从前还会被长辈说实诚，沉默便是心思都扑在了读书上，不浮躁，现在却成了被拎起来敬酒的由头。总要学着，他们说，等出了校门再学便迟了。我挨个问候，偶尔混了称呼，父亲的巴掌便轻轻落在我的背上：“小时候不是还挺醒事的，现在真是越活越倒退了。”亲戚便笑着打圆场，说自己今年胖了，不怪我认不出来。但似乎去年，他也说过同样的话。

　　翻来覆去，每年都是这样的面庞，婶婶们从十年前便没变过样，穿着红色羽绒服，戴着袖套，嗑瓜子时总是微微抿嘴，嘴皮轻轻一翻，壳便落到了地上，再趁着间隙，劝自家丈夫少抽一点。关公脸般的叔叔们大手一挥：“一年到头就这么一回，别那么扫兴。”她们便相视一笑，继续叨起自家孩子。母亲的目光极快地闪了一下，我知道平日里爱干净的母亲肯定见不惯这样的场面，便将垃圾桶拖过来些，但是瓜子壳和烟头却精准地散了一地。母亲别过脸去，我也只能不作声，多跑几趟厕所，像攥住了开关，将肚子里的气泄掉。

　　旧叙完了，似乎童年玩弹弓、偷地里花生的趣事已经失味了，二叔终于按捺不住，将自家的喜事抖了出来，片刻的沉寂立刻被恭喜声塞得满满当当。母亲瞥向我的眼神里带着几分落寞，她嘴上不说，但心底总是念的。我却装傻充愣，将它当作笑话带过，家里人也渐渐歇气，不过是见缝插针提醒一句，之后便困难了。

　　年后的日子会变好吗?我看不清楚。那之后呢?那便更无从得知了。但在我孩子气的期待里，我固执地希望，我不会后悔现在的选择。我记得教美国文学课的老师在课堂上满含情感地朗诵着“森林里有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一条”。她上了年纪，却依旧优雅知性，每一堂课都像是幽微的火花，猝然亮起。不过现在，已经结束了。关于未来的打算如同惊雷，向我滚来。母亲说，在我这个年纪，她已经结婚了。

　　她望着我，像是在打量三十年前的自己;我看着她，想起她坐在条桌前削苹果皮，再切成小块，放上橙子瓣，轻轻摆在我的书本旁边。她像一只小耗子，将苹果核啃得干净，再去厨房，把盘子和水果刀洗干净。或许是购置年货时，我推着购物车，笨拙地跟在她身后，在人海里艰难穿行。她小声嘟囔着每一项的单价，遇到小数点后的乘法时便叫我来帮忙，即使末位数都没有对上，母亲也会露出欣慰的笑容，称赞我的数学可比她学得好多了。但遇上优惠券和打折，她从不马虎，在货架上挑挑拣拣，总能算出比固定金额多几角的数额。喇叭里循环播放的“恭喜你呀，恭喜你”像是结算音乐，我和母亲拎着大包小包，再次站回到冷风之中。“刚刚看到金币巧克力，突然有些馋了，下次买。”我随口一提。母亲却更加快活地将购物袋举起来：“我就知道你爱吃，刚刚已经装了。”

　　眼下金币都进了孩子们的兜里，鼓鼓囊囊，冒出一个金色的角，又连忙塞进了嘴里，毁尸灭迹。大人们看在眼里，掩着笑，并不戳穿，不过在孩子的手再次伸出时，轻咳两声。孩子们也心领神会地转向了旁边的沙糖桔，板凳还没有坐热乎，又吵着要到外面放鞭炮。“天都没有黑，玩啥子玩。”话虽这么说，响炮却在腿边炸开。我吓得一激灵，弟弟妹妹笑得愈发开怀。大人们也笑，等笑过气了再板着脸训两句，让他们跑远一些玩。二叔问，不一起玩吗?我笑得尴尬，只能用吃瓜子的动作掩盖：“早不玩了，长大了。”“算什么大人!”他们闹哄哄地说道，似乎我无师自通讲了一段相声，“在我们眼中，你始终是个孩子。”

　　到底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也便搞不清楚了。父母高兴时，犯蠢都是那么可爱，亲昵地拍着我的肩，希望我就这么傻乐一辈子;但当收入不景气时，我便在他们阴沉的脸色下一夜之间变为了大人，就连赖几分钟床也成为了罪过。我愈发猜不明白父母的心思，但是瞧着他们头顶渐生的白发，那些想说的话便像一根卡在喉间的鱼刺，拔不出来，咽不下去。尝试着用一些老方法，吞饭团、灌醋，最后统统不管用，只能去医院，在惨白的灯光下取出。我这才发现，原本那么小一根刺，却费尽了折腾。

　　母亲还以为我在忧心被抓走的金币巧克力，特意凑过来，炫宝般地说：“我专门藏了一部分，没有抓出来。”又偷偷往我手心里塞了一个。我咀嚼着，却觉得变了味。儿时甜滋滋的香醇还没有淡去，我记得自己被大人叫住时故意龇起黑色的牙，逗得他们笑作一团，如今却觉得在吃一块扎实的糯米糍粑，压在胃里，连打嗝都不顺畅。菜市场边的“祝锅盔”小了一整圈，价格却年年上涨，几颗白芝麻摇摇欲坠，我给老板说，多加一些辣椒。小时候吃时被辣得眼泪鼻涕流了一脸，却仍哈着气，不放过任何一块蒸入味的牛肉。离家这几年和同龄人胡吃海喝，胃口被撑大不说，口味也变得愈发麻辣。

　　道路两旁的卷帘门上拉，货物用彩色的塑料篮子盛着，并不安放在铺面里，反而一路排开，将本就狭窄的人行道塞得更加满当。小贩灵巧地用着扁担，花色的布匹一掀开，便是沾着露珠的瓜果蔬菜。走路还摇晃的小孩，尾巴似的跟在后面，抱着和他差不多高的秤杆，没有走几步便央求着挑着扁担的爷爷抱，但下一秒便又被热闹的吆喝声吸引了注意力。

　　温热的风送来鱼的腥味，和不成形的豆渣的清香。这两种味道太强势，前者是直往鼻腔里钻，后者是不慌不忙地在四周盘旋，掩盖了其他的气息。这是南方，带着水汽的南方，我的故乡。在这里，人人都披着鱼鳞般的皮，腮帮子一张一合，不发出任何声响惊动他人。只有在雨天，无数颗头颅才会因为缺氧而浮出水面。我的脑海中时常会冒出些许不合时宜的比喻，或许是这样，我才从未长大。这些脑袋，正如菌斑在大地上蔓延。即使是流动并不湍急的县城，也难逃菌群繁衍的命运。

　　做虎头帽和棉衣的老人已不见身影，熟悉的招牌投下冷冷的蓝光。县城里的日光，像掺了水的米酒，带着一丝甜腻，却不醉人。

　　爷爷喝醉了，开始说起我成为富翁的美梦。父亲也笑，却带着牵强。送走客人，老一辈开始打盹，父亲不咸不淡地说：“他们的话你别放在心上，你平安快乐地活着便是最好的事了。”我的眼眶不由发热，趁低头整理垃圾袋的间隙顺手抹去了。近半年我和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因为未来的打算生出不少分歧，母亲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她说起父亲为了我的事气得心口疼，差点没喘匀一口气，也怜爱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此打了水漂。理智和情感的拉扯让母亲没说几句便开始哽咽，活像是自己受了委屈。回家的这些日子，面对面也变得生疏起来，不再像从前那般，掏心窝子地询问和挨骂，彼此都客气着，冷场了就开个玩笑。每当有人露出深聊的苗头，便眼疾手快地掐断，再附上爽朗的笑声。

　　父亲老了，我的手捏着塑料筐，也跟着发烫。他总提起自己身体不好，年后要再去医院做检查，又做贼般地将我拉到一旁，告诉我家里所有的密码。我要是说俏皮话，他还会不乐意，让我今后自己做打算了。扪心自问，父亲还算开明。初中那会，我突发奇想在小区门口十元理发摊剪了寸头，他也没有批评我，只是摸着我的脑袋：“毛刺刺的。”母亲在一旁大惊小怪，他倒是站在我这边，说我不过是小孩子心性，过段时间就好了。做家长的，可不能事事阻拦，不然孩子肯定和你整日唱反调。事实证明，父亲无比明智。果不其然，第二周我便因为无法忍受老师的精准点名而戴上了帽子。幸好那时正值冬日，母亲的毛线帽在班中也并不突兀。半年后，头发又恢复了原本的波波头。我如释重负。

　　母亲坚定不移地相信，一定是我的头发汲取了过多的营养，才导致我无法成为天才。所以上了小学高年级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自己长发的模样。每当我和她犟嘴，她都会握住我的一绺头发，说发质太硬，可以用来做扫帚。我知道她是在指桑骂槐，于是反呛回去：“也不看看遗传了谁。”母亲心虚地摸了摸自己的短发，但气儿没少半分：“肯定是你爸，女儿最像爸了。你看看你的鼻子眼睛，哪个不是和他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像是父亲的我总是和年长的父亲起着争执。要说不怨也是假的，许多难眠的夜晚，我都想，要是家里人没那么爱我、疼我就万事大吉了，或许现在我也不会打断腿还连着筋肉地疼了。我固然知道他的用意，唯一的孩子总是要拴在裤腰带上才放心些。可是，父亲，这么多年我过得幸福，却一点也不快乐。我不想要虚假的幸福，我要真正的自由。

　　第一声响起的鞭炮是一种宏大的力量，像林白笔下的震惊，但是后面接连响起的就变得软绵起来，成为了哈欠的背景音。父亲说，明天一大早要去上祖坟，尽早睡了。母亲已经备好了猪头肉和果子、白酒和纸钱，堆在客厅的茶几上。新的果盘放着，仿佛刚才热闹的年夜饭只是一场梦。我捂着母亲冰凉的手，看着窗外的烟火爬上天空，如阵痛，片刻的寂静后，又倏地炸开。密密麻麻的消息涌入了狭窄的对话框之中，耳边是主持人的庆贺。

　　新春快乐，我轻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