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小说文本，尤其是西部小说，大多都在讲述进城、出走，而这一现象在中国城镇化进程即将完成的此刻，明显已经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人心。城市纷繁，人心畸变，当“90后”、“00”后进入职场，城乡二元结构的界限被重整解构，具有乡土情结的几代人开始回望乡村，回忆来处。新的乡村以迥异于人们想象的面目重新被城市人关注的当下，很多人为光鲜亮丽的明天奋斗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我们的内心已是千疮百孔，于是，杨逍为西部乡土文学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乡关何处，返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返乡?杨逍的这类创作极具前瞻性，在西部小说创作中新颖而独特，为西部新乡土小说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场域。

　　初读全文，我惊讶于作者的冷静和“可怕的耐心”，通篇细节无不将人性本能置于合乎情理的烤架之上。与其说，“我”的精神病被三哥治愈，倒不如说“我”正是被自我的信念所治愈，而支撑“我”信念的支柱正是“返乡”的夙愿。同样，老高也是被他要成为伟大作家的理想所治愈。文中所出现的每个人内心都是设防状态，谁也无法真正走近彼此，却又相互利用，以达成共同返乡的目的。他们就像一座座自我封锁的破败城堡，无法真正接纳对方，尽管一路同行，却无法靠近。每个人都在奋力自我修复与重建这座城堡。这正是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讲，故事中所有人试图回归的家园，也是一座更大的城堡，它貌似开阔，可以出入自由，却又屏障千重。而“回归”的人，又何尝不是陷入另一泥潭。这是小说给我们提供的又一启示：表象下的“返乡”，只因欲望的驱使，而游走的灵魂并未找到归属。在以吴六与麻头等人组成的利益集团面前，“锦衣”成了伪装之必要，却也不堪一击。

　　“二十八年了，会是什么样子呢?”二哥的蓦然一问，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复，实则，在归来的人心里早已有了答案。当家园不再是当初的家园——“箭子镇方圆百里的地界上盗墓成风”“马耳湾墓群因盗而闻名于世”，他们最终所“回归”的家园也只是现实中的空壳。而归来的人也不再是当年出走的那一群。就像二哥，对着“箭子镇”发出的三声嘶吼，没有回响一样。

　　作者笔下的“美好家园”并没有让出走者归来之后心安，只因此时的“衣锦还乡”不过是以二哥为代表的归来者所持有的假象，而“我”和老高依然蒙在鼓里，成了“锦衣”的一部分，成了归乡的“道具”。文中有一小段篇幅，描写了现实中的锦衣，在小桃红戏苑，客人为欣赏的演员披挂锦衣，而这些大红大紫的锦衣并不属于演员，它也是剧团的道具。“客人买到锦衣后，在一折戏结束的时候，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给演员们穿戴。然后，剧团又将锦衣收回，客人们玩个高兴，剧团又有收入，两全其美。”此段描写既是写实，同时也是一个隐喻，戏里的锦衣为演员带来物质酬劳，而在戏外，人们同样为一件“锦衣”拼命，甚至出卖灵魂。

　　那么，促使我们义无反顾地“归乡”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小说《锦衣》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但它又不那么具体。当“锦衣”傍身的那一刻，我们还是最初的那个自己吗?心力交瘁，虚无常伴心间。“我”仍是那个大病初愈的神经病患者;“二哥”的荣光只是昙花一现，尔后又消遁于尘世，并为此付出惨痛代价;至于老高，依然落魄，他的远大理想也从此化为泡影。作者不着一字地揭开了一批人的伤疤。但文学的本质在于提出问题，而不是获得答案。因此，我们只能在阅读中寻找最契合自己内心的答案。

　　杨逍的写作总在自我设定一种写作难度，这难能可贵，其中的乐趣，应该只有作者自己深领其情。正是在不断自我突破的状态下，使得他笔下的每篇作品都有了异质性。这也是他的西部小说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