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刺客是《史记》中色彩最为鲜亮并且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人物形象，他们既带有“士”的特征，又沾染着侠的色彩。关于刺客，历来褒贬不一。“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肯定了刺客的“立意”。本文尝试以文本为基础，分析在《刺客列传》被口口相传后，刺杀故事背后留下的阴影与刺客们所具有的精神特质。

　　【关键词】刺客;清洁;《史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1)06-0031-02

　　单字表双意的时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刺”和“客”两个原本南辕北辙的汉字相遇、交织、最终融汇成“刺客”这个词语的时候，那些在历史的长河里面用无声的鲜血呐喊的、被迫的蹈死不顾的弱者，终于拥有了名字—— “刺客”。刺客，是人类历史中一种特殊职业，常由于政治、私怨等原因，负责对某个目标人物实施谋杀或暗杀。但语言是活的，永远要把词语放到语境中去看。

　　把“刺客”放到语境中去，就会发现那些喊出这个名字的是永远是被刺者，而回望“刺客”们的来处，有人嗔目伉慨，有人顿首卑求，有人手端之鱼腹中冷光凛冽，但来处的人们不大叫“刺客!”他们说“义士”，他们说“长歌当哭”。

　　《说文解字》中对“刺”的解释是：君殺大夫曰刺。刺，直伤也;对“客”的解释是：客，寄也。“客”意味着居无所，而“刺”的本意中包含了一种社会阶层高位面的人物对低阶层人物进行身体伤害的意思，“刺客”，它的语言色彩是不光明的。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亦深知“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 ①强调士大夫的尊严的不可侵犯、人格的价值与尊严，“刺客”显然不是一种色彩光鲜的职业。

　　“刺”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大多数时间里属于正义的弱者。但太史公却用整整一个列传写下了他们的故事，那些本应该成为历史尘埃的卑弱的反抗却被记录了下来。笔至于此，司马公想说的绝不是刺客如蚍蜉撼大树，可笑!刺客绝莽撞不可仿，可哀!太史公真正想说的是刺客们“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从题名开始，太史公愤恨冷笑的身影似乎从来不曾离开。“刺客”微小如尘埃，但我偏要让后世看看，他们身上有着所谓的“正人君子”终其一生也无法到达的“清洁”，那些绝望中爆发的至美。“应当说，半个世纪来，在我们的风流前辈中，司马迁此篇的知音只有鲁迅。” ②

　　《刺客列传》中写到了五位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曹沫和专诸完成了使命，曹沫兵不血刃，专诸被“左右伏杀”，其他三人皆不得善终。太史公所写的五人“刺”的故事随着《史记》的文学史地位的不断提高，几乎是家喻户晓，前几年《刺客列传》更是被翻拍成网剧引得一时轰动，可是营销号过分美化其间故事的行为却令人难以苟同，下面将对《刺客列传》的具体内容进行文本细读，对某些刻板印象进行反思。

　　《刺客列传》中每一位“刺客”的开头都是籍贯的叙写。曹沫的叙写有一点奇怪的地方——“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 ③太史公先说曹沫凭借什么得鲁庄公青眼有加，其实已经暗示了鲁庄公的喜好，然后却又在后面补述一句“庄公好力”，这样的反复强调鲁庄公“好力”，解释了后来为何曹沫连输三城却仍然担任鲁国将领的原因，但从后续发展来看，这样“捧杀”的行为背后似乎有更深一层的思考，他想打磨这把勇猛的钢刀，让刀锋直直冲向齐桓公，所以他“献遂邑之地以和” ④，却让一个连丢三城仍在其位、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的将领，眼睁睁看着脚下的土地割舍别国，一个“勇力”的人会被羞耻心逼迫从而做出什么事情，结果显而易见。后世评论曹沫“有惊无险”，在我看来，曹沫的成功完全是鲁庄公精通“御下之术”，且无比了解齐桓公，或者说无比了解他的谋士管仲的结果，而曹沫顶多算个绑匪，挟持“大义”，所有的恰到好处才最终成就了他。鲁庄公在故事中像是一根岌岌可危的麻绳，两边倒，却在绝境中划开了唯一一条正确的路。

　　相较于曹沫，同样是一名成功刺客的专诸，其形象似乎就黯淡许多，甚至不及那把“鱼肠剑”的光芒。但从这里开始，我们才能看到普遍认知上鲜明的“刺客”形象，用死亡换来一时声名。太史公对专诸只有“有才能”这样的模糊表述，把叙事的核心放在了公子光篡位原因经过的交代上，这一点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专诸的鱼腹藏剑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刺杀，交代理由是为了表示公子光对父亲早已起了杀心，他在计划中安下一颗棋子的位置，等待着“专诸”的到来，来的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不能完成棋子该做的任务，公子光等到了，公子光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是一个暗号，只要为我做事，活着的加官晋爵，死了的子孙蒙荫，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君王给那些站队的大臣门客们的机会。专诸很可怜，被所谓的“青眼”轻易地蛊惑，成为权力斗争中的炮灰。

　　太史公笔力至此，专诸的死亡，似乎给接下来几位的出场提前敲起了丧钟，接下来的三人，无论是人物复杂形象的刻画，还是叙事节奏都比前两篇要出色得多，太史公所真正想要让后世认识的那些“清洁的刺客”的形象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豫让，为了让节奏加快，太史公只是交代有用的东西——他曾侍奉过两任主人均不被重用。但智伯看重他，甚至是“甚尊宠之”，但死后，他的头颅被仇恨他的赵襄子拿去当酒杯。死而不得全尸在古代是一种怎样的凌辱不用多说，豫让疯了，他怒吼出那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⑤。但感人的“知己之情”究竟是什么呢?智伯对豫让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尊宠”，而豫让恰恰把这种“尊宠”当作了知己之情。跳出来看，因为豫让在之前从未遇见过“知己”，甚至没有遇见过满意他的人，而智伯的出现填补了这一情感上的缺失，他的出现让豫让的“知己情怀”落了地。

　　豫让发誓要让赵襄子偿命，他才能不愧于“知己”，他的结局让人看到了“愧”的力量，这种动容的内在力量足以让人重新审视“中国人没有信仰”这句话的真伪，在豫让的身上我看到了对“清洁”、对“不愧”的追求。

　　故事结尾很有意思，“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⑥不是赵国人闻之，皆为涕泣，而是赵国志士，这一方面说明了豫让身上那种“为不愧把生命弄得有多糟糕都无所谓”的精神在当时能获得社会高级阶层的认可，也说明了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到“气节”这样的精神层面。

　　接下来的聂政也是因为得到了尊重，就决定为知己者赴死。但聂政其人却复杂得多，他是五位刺客中最具有儒家精神的，聂政最后的“皮面决眼，自屠出肠” ⑦的死亡做到了“忠孝两全”。太史公在叙写时强调了两点，聂政决意一人上路、在刺杀失败后要自毁身形。比起一名刺客，聂政更像是一个形式主义者，刺杀成功不是他最为关心的，保护好知己严伯子才是他最为关心的，他要完成知己的心愿，但他更要“两人谋事，一人牺牲”。如果说聂政完成了知己的心愿，那他的姐姐则是为聂政更好地还了这一份恩情。她的死令严伯子之名四国闻之，姐弟二人的死亡带来了远播的盛名。人人皆知严伯子能知人得士，一个“刺客”死了却带来了无数的门客。而在私心里，姐姐是为了“清洁”而死的，她认为弟弟当知她心，她悲哀而死，女子“清洁”的力量令人动容。

　　最后一位刺客是荆轲，故事里面充满了血腥，而在重新翻看的时候，这里面又充满了阴谋。太子丹佯装不知，却又多么深切地了解志士们的“清洁”，以至于这样的“清洁”完全地成了他诱导臣下一柄利刃。

　　太子丹在赵国当质子的时候与嬴政是好友，但他拙劣的政治智商显然没有意识到赵国的岁月是当上秦王后的嬴政最不愿意回忆起的过往，当他满怀着“兄弟情”遭到冷遇，竟然心生怨恨地出逃，心中还下了一个愚蠢的决定——要让区区之燕国报复煌煌之秦国。

　　为了找到一个志士刺杀秦王，太子丹不惜卑颜屈膝，一场精彩的“推诿扯皮”开始了，鞠武说他不行，推举田光;田光说他老了也不行，推举荆轲;荆轲说臣驽下。太子丹终于急了，他用金帛美女与上卿之名留下了荆轲，一副“我一定等你”的丑恶嘴脸，却已经准备好了一把剧毒无比的匕首，他不会给荆轲后退的机会，田光的死也让他知道“臣”最脆弱的软肋，所以在把燕国人秦舞阳安进了刺杀队伍后，他再等不及，语言相刺，荆轲终相辞诀。

　　分析这个刺杀的队伍组成，实在太微妙了，樊於期的头颅象征着对秦国的示好，同时也表示在家国大义面前，太子愿意放下视若珍宝的友情;荆轲象征着善听臣下建议，引得别国人才来投;而秦舞阳象征着太子，未来的王对国内勇士从未忽视，太子丹此举保证了荆轲一旦成功，所有的功劳一定归属在秦舞阳和那个献出了友人头颅的自己身上，大义与勇敢，燕国定能扬名诸国。太子丹思虑的很周全，唯一不幸的是荆轲失败了，他牺牲在了太子丹的阴谋中，而太子丹，最终也没能逃脱献首于秦王的命运。

　　放开那个丑恶的阴谋家，来看被玩弄的志士们。田光、樊於期、荆轲、高渐离他们之间流动的是“清洁”意志的传递，更是将遗志与知己之情毫无保留的传递下去。高渐离最后的击筑声里唱的不仅是给自己的丧歌，更是为怀恨被迫离开，在易水边白衣冠高歌的荆轲一句安慰。他们不要父母给予的身体，他们要求的是“清洁”——绝不能玷污我的名誉、绝不能对不起别人的赏识、绝不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拖累任何人。他们在一个恐怖血腥的战争年代却非要走出一条精神的天堂，这是他们悲剧的最大原因，所以他们被人利用，却又变相地得到了成全。

　　始终肯定的刺客们身上那种清洁的精神，被义、信、耻、殉等林立的文化所簇拥，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义，是一诺千金，是一种不屈情感的激扬，是一种民众对权势的不可遏止的蔑视。但始终不认同的是对刺客形象的过分美化，所有的“义士典型”都不是偶然出现的，那些操纵“清洁的刺客们”的人们在叙事中也不免露出马脚。

　　注释：

　　①陈晓芬：《司马迁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版，第286页。

　　②张承志：《击筑的眉间尺》，微信公众号“张承志”。

　　③④⑤⑥⑦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张承志.清洁的精神[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