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菊花与刀》作为本尼迪克特的主要著作之一，于1946年公开出版发行，书中关于日本文化诸模式的分析引起了日本学界的热烈讨论，对书中关于日本文化的各种观点虽然褒贬不一，但值得肯定的是，本尼迪克特在未到过日本的情况下，通过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分析了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思想动机。文章通过对日本文化诸模式的分析，展现日本学界对《菊花与刀》的研究视角，以期探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该著作对我们理解文化模式的启示。

　　【关键词】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菊花与刀》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6-0055-02

　　露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l887—1948)作为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其文化模式理论对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意义重大。根据本尼迪克特的理解，“文化模式”中的“模式”一词并不等同于德国哲学家们所提及的“类型”，而是作为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出现的。在《菊花与刀》这部反响特别大的著作中，本尼迪克特在受战时条件制约的情况下，依据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日本文化进行了全面分析，其中不乏有些许逻辑不能自圆之处，但在当时情况下对日本文化分析的大胆尝试仍值得尊敬和重视。

　　一、对日本文化诸模式的分析

　　在日本文化中，“菊花”和“刀”分别意味着皇室和武士，但在此著作中，本尼迪克特并不拘泥其蕴藏含义，而是用“菊花”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菊花”与“刀”是日本文化两重性的象征，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的好战与和善、忠贞与背叛、顺从与反抗等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显现出来的。

　　为了探究日本人的这种两重性背后隐藏的思想渊源，本尼迪克特首先从日本的社会等级制度出发。依据她的研究，日本人整个的人情往来、家国关系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制度进行的，每个人在其所处的位置上都要恪守本分。日本人将遵守等级制度视为一种艺术，也正是因为这种遵守使得日本人“甘居各自适当位置”，并且由此形成了日本独特的道德体系。在这种道德体系的约束下，每个人从小家到大国，从幼儿到成年直至老年，每一个阶段都对人们的行为细节以及所处地位有着明确规定，日本社会也在对等级制度遵守的艺术中达到平衡。

　　在等级制度制约下的民族性(国民性)也成为研究的重点，本尼迪克特用大量的篇幅在描写“恩”和“报恩”，为了让美国民众对“恩”和“报恩”的概念加以理解，著者试图寻找同义的美国概念，但无功而返。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对于日本社会结构的认识上，本尼迪克特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实力，她指出日本的社会结构是建筑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之上的，这种社会结合也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自由意志的结合，进一步说，日本的这种统治与服从的社会架构是通过报恩这一义务形成的，因为对于恩人的报答义务是一种无限的且必须履行的义务，正是由于报恩的这种无限性，社会中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产生了人身的服从关系。对于报恩义务产生的人身服从关系，在日本人看来不仅仅是出于对恩人的报答，而重要的是在“报恩”这个行为中还承载着“德”，即对日本人来说，“报恩才是德”。本尼迪克特进一步将报恩的义务区分为“熼務”和“義理”。“熼務”是一种没有时间限制的、无限的和持续的报答义务，这种义务是穷其一生都无法偿还的;而“義理”则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偿还对等恩惠的报答义务。

　　那为何恩与义对于日本人有如此巨大的约束意义，本尼迪克特将目光转向日本人从小在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中接受的儿童教育，指出日本社会对人的教养是与美国完全不同的“U”型模式。在日本，儿童和老人拥有较高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在儿童开始上学之后渐渐减弱，在即将婚嫁阶段，人们的自由跌至谷底，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步入老年之后又重新获得自由。这种教养的不连续性恰恰成为了造就日本人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书中通过对日本社会等级、恩与义、人情以及对儿童的教养等各方面的分析得出了日本文化是一种“耻辱感文化”，这种文化与欧美“罪恶感文化”不同。这些对日本人关于自身生活、家国社会的观念在现实行动中的体现的剖析，才使得日本人成为日本人。日本国内对本尼迪克特的日本文化研究产生了强烈反响，川岛武宜将此评价为是迫使日本人进行深刻反省的叙述。

　　二、日本学界对于《菊花与刀》的反思

　　本尼迪克特在未到过日本的情况下对于日本人的生活和文化的描述能有这种深度是令人钦佩的，虽然其中对于各种事实的观察和梳理有误解之处，但总体来说这种对日本文化诸模式的描述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激发了日本学者对自身所处的社会有了更强烈的反思欲望。对于本尼迪克特书中所述有关日本文化的各种观点，在初期研究中，日本学者由于研究定位的不同大体分为两个阵营：一部分日本社会学者认为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研究具有令人钦佩的洞察力;另一部分日本历史学家则对这种评价嗤之以鼻，认为本尼迪克特将日本人作为同质的人不加以区分的描述，缺少历史性的维度。例如荷西左卫门在提到《菊花与刀》时曾说：本尼迪克特能够注意到日本天皇制度下的阶级关系以及政治阶层与地方自治交相并存的状况时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对都城和町做深入的探究。世哲郎更是直言《菊花与刀》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因为它完全混淆了日本军方和普通人的想法。川岛武宜在《评价与批判》中对《菊花与刀》的批判中认为虽然应该肯定著者的学识能力，但是在对日本文化的剖析中缺少历史层面的考察，也没有对日本人的阶层和职业进行划分，仅仅是把日本人当作同质的人进行研究。这一时期的日本学者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文本的角度，而没有探讨本尼迪克特在书中运用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去历史维度而寻求人类整体中的文化概念和结构，通过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剖析探究其深层的意义。因此在对《菊花与刀》的初期研究中，日本学者也表现出一种双重性，一边接受一边批判。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日渐恢复，日本学者对《菊花与刀》的研究集中在“耻辱感文化”“等级制和集团主义”上。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致力于回答日本人对自己的道德约束是否只能从“耻辱感”入手，日本人是否能够通过对自己内心的探索来获得对自身的约束。这类问题的出现使得日本学者不再单对文本进行批判，而是开始思考日本的“耻辱感文化”和“集团主义”，并且通过不同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肯定性的评价，重新强调日本文化中的积极方面，试图说明日本文化的复杂性以及与西方文化相通的可能性，企图通过这种转变摆脱日本文化中的负面影响，从而在世界文化中获得自信。

　　到80年代初期，对于上述两个学界研究的侧重点的探讨使得一些日本学者感到疲乏，认为这种概念上的争论其实毫无意义，于是迎来了又一次的问题转换，即将《菊花与刀》的理论来源和研究方法进行的彻底的解构。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于《菊花与刀》的探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某个问题，而是注重把握整体。试图通过对《菊花与刀》的彻底解构来达到提纯日本文化积极价值的作用，强调日本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对等性甚至超越性。这种盲目的文化自信引起欧美国家的反感与不满，并且日本经济的回落以及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显现，使得日本面临文化认同的难题，为了打破这种现状，日本学者开始强调日本文化的国际性，着手构建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路径。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将《菊花与刀》与日本剥离，试图将《菊花与刀》中谈及的问题扩及世界范围。

　　在不同时期，日本学界对于《菊花与刀》的评价与批判角度各不相同，从单纯的文本性批判到有所侧重再到彻底解构、多元把握，从日本学界经历的这种转变中可以也发现日本文化从经济诉求到政治诉求的巨大转变。

　　三、评价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使根据文化发生的来龙去脉分析各种文化现象，强调在文化研究中要将不同行为和思想之间的独特性串联在一个统一整体上。在《菊花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诸模式的研究跳脱出了本身的境况，将自己研究的视角聚焦在日本人的行为本身，而不是如果美国人站在日本人的角度上会如何做，是文化人类学方法运用的经典之作。

　　日本学界对《菊花与刀》的解读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研究方法的创新，为我们研究文化模式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这也启示我们应该关注文化的灵活性，后期日本学界曾提及将《菊花与刀》更多的视为一个国际问题，将这种灵活性运用到除日本以外的其他文化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如今，文化发展融合已是世界大趋势，文化的特殊性不是将其优劣分类的说辞，正是因为文化的独特性才使得不同民族成为其民族，而每个民族观察事物的透镜是存在差异的，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多的减少因误解而产生的争端。新的国际局势下，我们更需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培养良好的世界文化意识。

　　参考文献

　　[1]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M].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王凡.透过《菊与刀》看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J].长治学院学报,2015,32(04).

　　[3]孙志鹏.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

　　[4]汤明月.西方学者的《菊与刀》研究史梳理与反思[C].厦门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学术论坛,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