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国哲学史上，孟子和庄子可谓是一对“相反的孪生子”。比较而言，在面向“人”与“存在”而思时，孟子的哲学精神以“善”的追求为核心，立足于本我之“良”，尽天人之道，由“内圣”而“外王”，成己而成物，则“万物皆备于我”，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而庄子则以“真”为质，合天人以为一，由“齐物”而“逍遥”，“无待”而“自在”，与众生往，合万物并，则“天地与我为一”，尽述人的生命自由之性。一者，尽人伦以成圣，一者，复自然以得真，共同铸造了中国哲学之多元和合精神。

　　【关键词】 孟子;庄子;哲学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7-0041-02

　　如果从历史教化过程的角度回溯和反思中国哲学的演进过程，那么，孟子和庄子无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两位人物。通常而言，孟子和庄子分别被归入儒家和道家之列。作为中国哲学中的两大重要流派，儒家和道家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理论足迹，两家思想深刻地影响、制约着中国哲学的衍化。以前，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较为流行“儒道互补”的看法，尽管这一观点是否正确需要进一步讨论，但它无疑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和折射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两家在中国哲学史中曾写下不可忽视的一页。

　　而儒、道两家的这种不可忽视性，同时也表明：如果撇开或略去两家哲学，便难以再现和把握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而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构成，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并不是以一种抽象的形态存在，而是体现于历史上的不同的哲学系统，其中，孟子哲学和庄子哲学，显然是二者最重要的构成和载体之一。与之相应，有关孟子和庄子哲学的个案性考察以及对二者的哲学的基本精神、问题、命题、范畴等作比较研究，无疑既有助于更具体把握二人哲学的理论意蕴，也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和理清作为二者所归属的儒、道两家的思想特征、思维方式以及二者的历史衍化。

　　历史地看，作为分属不同哲学流派的孟子和庄子，无论是从致思的基本倾向上，还是就思想的内容上看，孟、庄哲学之间首先表现出某种差异性。而以哲学衍化的历史而言，孟庄哲学之间的差异性，则首先导源于孔、老。孔子和老子分别是儒家学派和道家学派的鼻祖。春秋末年，礼崩乐坏，伴随着社会历史的转型，已有的典章制度、文化模式已逐渐遭到破坏，如何重建新的社会政治、文化模式以及如何安置和规划人类与天下的未来和命运，成为历史向世人提出的新的挑战。这种历史的大势和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将孔子和老子推向了时代的前沿。

　　而面对时代的主题和挑战，孔子、老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文明的反思与重建。孔子从“正”面的角度，“积极”地继承周礼乐文化的遗产和精神，“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修起礼乐”，删定《诗》《书》，以六经、六艺授诸弟子，以“素位”行“王道”之事，化育天下。孔子虽自称“述而不作”，但实则以“述”为作，其学以“仁”与“礼”为核心，开创了儒家一脉，奠基了中国哲学重道德人伦的文化走向。

　　而老子则从“负”的方面展开了对周文的批判，从“否定”的角度展开哲学的重建。老子创造性地提出“道”的概念，以“道”为基，以“自然无为”为则，究天人之际，审人世之常，成道家之言。而对孔、老的这种差异性哲思，从某种意义上又可粗略地概括为“自然”与“人文”路径的分野。而由孔子、老子所奠基的这种思维的基本倾向和进路，以不同的形式重现于儒、道两家的历史衍化过程。孟、庄哲学的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以说就是这种孔、老哲思基因的体现。

　　去孔、老之后，百有余年，孟子和庄子又分为儒道两派的扛鼎大宗师。在思想的风格和为学气质上，孟、庄虽上承孔、老，但又不尽同于二者。孔子刚毅木讷，温润如玉，孟子则有些“英气”;老子冷静睿智，似茶，庄子则浪漫洒脱，如酒。孟、庄在孔、老子之后，又各自深化、发展儒、道之学。

　　而以孟子和庄子的哲学而言，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过程中，在面向“人”与“存在”而思时，孟、庄各自以其不拘一格，独抒己见的天才式的原创性思维，分别建构起自己的哲学体系，深化了儒、道哲学的基本精神。

　　比较而言，孟子的哲学精神以“善”的追求为核心，立足于本我之“良”，尽天人之道，由“内圣”而“外王”，成己而成物，则“万物皆备于我”，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庄子的哲学精神则以“真”为质，合天人以为一，由“齐物”而“逍遥”，“无待”而“自在”，与众生往，合万物并，则“天地与我为一”，尽述人的生命自由之性。一者，尽人伦以成圣，一者，复自然以得真，二贤哲虽复异辙涂殊，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共同参赞并铸造了中国哲学之多元和合精神。而且，从哲学史的视域看，孟、庄哲学的基本精神以及其所提出的问题、概念、范畴，几乎影响着此后中国哲学的整个历史衍化过程。

　　而比较这一方法或视域，往往潜含着多重的要求，一般而言，不离“异”“同”二字。或是同中见异，或是异中求同，单纯的同之“同”则无须比较，而完全的异中“异”则比较既缺乏实在的基础，又很难对比较双方做出合理地把握。比较总是在一定范围或条件下进行展开的。而以孟子和庄子哲学而言，二者既具有差异性，同时又共同拥有着某些哲学问题，故而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既是可行的，又是必要的。

　　“人”的存在首先是孟、庄哲学的共同基本关注之点，与之相应，孟、庄哲学即展开于与之相涉的一系列问题之中。而在对与人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和理解之中，人之为人的理解问题，首先构成了与人相涉的其他问题的逻辑起点。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涉及“天人之辩”。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天人之辩，可谓是先秦诸家关注的核心问题，而孟、庄哲学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以“天人关系”为逻辑起点的。而在“天人之辩”上，孟、庄则分别通过“仁道原则”和“自然原则”展开对人的理解，并以之为基本倾向和立场去建构辨析天人。

　　而“天人之辩”的进一步引申，便涉及“力命之辩”。以“力命之辩”而言，力通常与人的主体性相联系，而“命”则往往是被神秘化的外部必然性力量。由是而言，力命问题，又往往又涉及人的自由问题。而对这一问题，在孟子哲学中，充斥着力与命的紧张，一方面，孟子对人的主体性力量十分确信，在担当历史使命以及平治天下上，孟子一直坚持一直“舍我其谁”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主体的选择、主体的作用，在一定领域内又常常受到天命的制约。而应对于“力”与“命”的紧张，孟子又通过“在我者”与“在外者”的划分，在道德领域，为人的自由问题寻找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基础。而庄子则通过“安命”的方式，化解必然与自由的冲突，在审美之维，追求精神的超越与解脱。

　　而人的自由，无论是道德意义上的自由，还是精神领域内的自由，又皆是以具体的人为承载者，而人通常又是社会的存在，其生存以及面向未来向度的发展又是以实际地展开于人我之间为背景。与之相联系，从天人关系推进到人与人的关系，又常常会面临群己关系的定位和理解问题。与天人之辩上的仁道原则和力命之辩中的确证道德主体性的力量和作用相应，孟子将个体自我提到了重要的位置，肯定主体有“贵于己者”的自在价值，并且将个体的人格独立和作用提到了突出的地位，但同时孟子又将个体的独善其身放在了群体的关怀之下，自我的完善的终极目的是“平天下”，最终导向了群体的完善和认同，表现出群体主义的倾向。而与孟子的重“群”不同，庄子始终将“个体”放在了首要和根本的位置，尽管与人共在的生存背景无可避免，但个体却始终具有一种“至贵姓”的地位，人的自我本身永远具有第一位的价值，所谓“独来独往谓之独有，独有之人谓之至贵”，而群体则只能是异化本真自我消极性因素。比较而言，孟子主张个体最终要在群体中实现和完成，而庄子则将超越和摆脱群体的束缚视为个体完善的必要条件。

　　在共有一些相同的论题的同时，孟、庄又各自展开了自己的哲学问题。儒家整体以重道德人伦为基本倾向，人如何成为一个合乎理想的社会人是儒家讨论的中心问题，一切具体的学说理论都是为了论证和实现这一追求。孟子作为儒家的核心人物，其视域自然不外乎此，故而在以“善”的追求为核心的同时，孟子有对成人过程中的一些必要环节展开了阐释和论证，从问题上看，群己之辩，又关乎义利之辩，而义利之辩又内含理欲之辩，理欲又关乎经权，而这一切又都统一于“成圣”的理想追求之中。儒家重人伦，而道家尚自然。尽管人类的文明社会多么精巧和必要，但在道家看来源自天道大生命的自然本身才是最至善和至真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方式。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积极的参与者和建构者，但同时也离不开文明的反思者和批判者，人类历史的衍化从来就是一个二律背反的进程，故而面对文明的负面，道家以批判的眼光，高居自然本真的旗帜，去反思人的生存，去重建人的意义世界。在求其“真”的历程中，庄子对“人”进行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审视与覃思。以天人关系为出发点，庄子既将人性化的存在提到了引人瞩目的位置，又以合于“天”(自然、真)为理想的形态，并由此突出了自然的原则，人性与天道之间呈现了复杂的联系;以人与天道的双重关切为前提，对人的沉思与考察，同时又与天道意义上的形上之思相联系，从“道通为一”“以道观之”的视域的出发，庄子对人生活的大生命世界的统一的存在图景做了深入的追问;而由“真人”与“真知”的互动，庄子又具体地考察了人向道而在的过程;而通过道与德、人与我的论和辩，庄子从不同的侧面澄明了个体性原则，而一切最终又汇聚到通达本真，逍遥自在的“实有诸己”的“真人”的理想人格境界。

　　总而言之，以对“人”的关切为中心，孟子和庄子分别地展开了哲学的智慧之思，其中所体现的理论的创造性和思想魅力，至今仍吸引着爱智慧者不断向其反顾。

　　参考文献：

　　[1]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