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统一并长期统治北部中国的政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它的灭亡值得深思。有别于以往研究者的研究思路——政治、军事、文化等角度，本文则试图从一些新角度来探讨北魏的灭亡。

　　【关键词】 北魏;灭亡;经济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7-0039-02

　　一、北魏国内货币杂乱不一，没有形成统一的商业

　　贸易市场

　　“先是魏人未尝用钱，魏主始命铸太和五铢。是岁，鼓铸粗备，诏公私用之。” ①由此可知，北魏从建国初到太和年间，社会上并不流通钱币，贸易往来都是“以物易物”，各地土产不同，贸易方式也不一样。直到高祖太和十九年才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并且诏令京城及各州县镇都通行这种钱。然而实际上，“太和五铢”只局限流行于京城，像徐、扬等地市场就没有流入②，同时京城西面、北面各地州镇也没有使用钱币。不仅如此，到了世宗永平三年，又铸五铢钱。肃宗初，京城及各州镇有的铸新钱，有的不铸，有的只用古钱而不另外新铸钱。孝庄帝永安二年再次改铸“永安五铢”新钱。这种货币的不统一使得商业贸易往来不畅通，商品贸易流通受到相当程度的阻隔，再加上交通运输的限制，各地区之间不能建立起稳定的地区间贸易和交流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成为地区间联合或统一的经济基础。北魏后期，徐州使用当地土钱，河北各州镇没有新铸五铢钱，旧钱币又被加以禁止，只好使用单线的缣、粗疏的布，河南各州通行钱币，不过不在禁限之列。终北魏一朝，始终没有统一的货币通行于国内，太和钱、新铸五铢钱、古钱以及缣、布等同时并行，货币的杂乱使得民间私铸成风，屡禁不止，货币质量参差不齐，鱼龙混杂，价值越来越贱，极大地扰乱了经济市场，而经济市场的紊乱则会动摇国之根本。战国时期，各国的货币制度很不一致，秦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立即统一货币。由此可知，流通货币的杂多不一是地方性政权得以割据的重要的物质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分裂也当与此有关。北魏不能解决统一货币的流通问题，不能不说是其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不匹配

　　平城作为都城，一直是北魏王朝的政治中心，但是它的经济实力却不足以支撑它成为国内的经济中心。如果一个首都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作保障，那么一旦遇到经济上的大困难，对于立于首都的国家政权来说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平城地区农业发展的限制条件较多，是农牧混合区，“牧区大多无法辟为农区，而农区却一般都能变为牧区。所以农牧界线往往随着游牧民族的南迁而南移，却不能随着农业民族的北上而向北推进”③。因此，随着北魏王朝封建化的深入发展，以平城为都城已经不能达到北魏王朝“以农立国”的根本要求。与平城相比，洛阳水源充沛，土壤肥沃，一直是生产力极为发达的高度农业区，即便经历战乱，战后也能很快恢复元气。对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一事，众多研究均认为该事件是促使北魏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是笔者以为孝文帝此举正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是使北魏王朝长治久安的正确举措，是百年大计。“这些政权(指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的统治中心总是要逐渐南移，越来越深入农业区，而不会留在牧区，更不会向北迁移”④。平城脆弱的经济链无法保证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所拥有的庞大人口的粮食供应，更没有辐射全国的经济实力，甚至辐射平城周围地区都无法办到，每当发生饥荒，京城饥民就得去别处就食。六镇作为拱卫京师的军事重镇，其将士的军粮供应一直是北魏王朝的重中之重，但由于平城并非北魏的经济中心，经济实力有限，再加上运输粮草的困难，六镇已经成为北魏王朝巨大的经济负担。北魏前期，政府对六镇地区投入了大量经济援助，北魏朝廷也为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所以孝文帝迁都洛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史载“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恐群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欲以胁众” ⑤，又载“我(孝文帝)以平城无漕运之路，故京邑民贫。今迁都洛阳，欲通四方之运，而民犹惮河流之险;故朕有此行，所以开百姓之心也”⑥。可见，平城的自然条件恶劣，交通条件也不便利，这些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政治、军事与经济布局的不一致，使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大大加剧了，其中政治中心对经济中心的依赖作用尤其明显”⑦，经济的落后会限制政治功能的有效发挥，而政治中心也必定要控制经济中心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孝文帝迁都的用意也正在于此。北魏灭亡并非因孝文帝迁都，实因被巨大的经济负担而拖垮，迁都之事也非偶然，太祖拓跋珪、太宗拓跋嗣均有立都邺城之意，实因邺城的地理条件优越，其经济与交通均比平城发达。即使孝文帝不迁都，北魏也会因六镇沉重的经济包袱和无法解决的粮食问题而垮掉。至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南方的经济中心才有了向全国辐射的能力，也才使得定都北方的统一政权能够维持数百年之久成为可能，“明清时，由南方向北京运送粮食成了大运河的主要任务。”⑧如果太武帝拓跋焘趁攻灭北凉之际、携统一北方之威而迁洛南下，开启另外一番新局面也事未可知。

　　三、北魏诸帝寿命均太短

　　读《魏书·帝纪》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北魏从帝国的建立者道武帝开始到末代帝王孝武帝等诸帝均很短命。本文按《魏书·帝纪》记载中的帝王顺序将北魏诸帝的即位年龄、在位年数、寿龄以及是否是正常死亡等内容制成了表格的形式，以期做一些定量的分析。

　　其中，寿命最长的太武帝拓跋焘也不过才45岁，寿命最短的孝明帝元诩则仅仅只有19岁，而北魏诸帝的寿龄平均值也仅仅是29岁，这比中国224位已知确切寿命的帝王的平均年龄39岁⑨还整整少了10岁，实在令人有些吃惊。此外，北魏诸帝的平均即位年龄不到17岁，这还是按虚岁统计的，属于幼龄登基，须知道按周礼古代男子20岁才举行冠礼。北魏诸帝的平均在位年数也不久，不到13年。北魏诸帝中，非正常死亡的有九位，恭宗拓跋晃虽然不是直接死于非命，但也是因受奸臣迫害而过度忧虑而死，而敬寿帝拓跋余由于只当了八个月的皇帝，《魏书》里也没有作纪而只做了传，且生年不详，因此没有统计在内，不过他比他最大的哥哥拓跋晃晚死一年，而拓跋晃生于428年，由此可以推知，他最多活25岁，也是他杀，属非正常死亡。根据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一书的统计：“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⑩与此相比，北魏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竟高达69%，比中国历代王朝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还要高25个百分点，这么高的非正常死亡率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无出其右。可见在北魏的诸帝中，少数是本身活不久，而大多数则是因为被杀而短命。其他朝代因为变故也有短命的皇帝，但却不像北魏这样，皇帝短命是一种普遍现象。一个王朝或政权，皇帝的寿命肯定会影响政权是否长久。例如，曹丕、曹叡的短命给了“高寿”的司马懿以可乘之机，最终导致了曹魏国祚的短促。北魏诸帝的英年早逝，也使得北魏的国祚不能持续更久。

　　北魏向上澄清“五胡十六国”遗留下的北方乱局，向下奠定了隋唐盛世的根基，它的历史地位不容抹杀。从立国伊始，由于没有选择经济中心作为都城，而且迫于六镇的重要地位而在财政上采取“输血模式”供养六镇，所以逐渐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北魏国内货币的杂乱以致未能形成统一的商业贸易市场、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不匹配以及诸帝的短命是北魏灭亡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⑤⑥(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②(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③④⑦⑧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⑨向斯：《漫画皇帝的寿命》，《紫禁城》1998年第3期。

　　⑩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