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贝特上述所言做一归纳，并稍作补充，即布鲁克(Brook)的字面原义为“小溪”“小河”。“皇莎版”依据“第一对开本”作“布鲁姆”(Broom)，其字面原义为“扫帚”。朱生豪、梁实秋均按“牛津版”译出，朱生豪译为“白罗克”，梁实秋译为“布鲁克”，彭镜禧按“皇莎版”译为“布鲁姆”。笔者之新译本依然采用“牛津版”，取“布鲁克”。另外，“福德”(Ford)有“浅滩”的字面义。在剧中，福斯塔夫被福德夫人派两个仆人装在洗衣筐里，丢进了泰晤士河浅滩。贝特提及的第二问题是关于剧情高潮时出现的衣服颜色的“暗号”，在此从略。总之，1623年“第一对开本”中的《温莎的快乐夫人》是这部戏最早的权威版本。

　　二 原型故事有几多?

　　梁实秋在其《温莎的风流妇人》译序中曾说，《温莎》一剧“故事来源不可考，很可能完全是出于莎士比亚的想象。在莎士比亚集中，就布局之独创性而言，此剧仅次于《空爱一场》(《爱的徒劳》)、《仲夏夜梦》(《仲夏夜之梦》)，及《暴风雨》。”⑦显然，他凭“故事来源不可考”推断《温莎》源自莎翁原创。若此，可否凭这部戏仅在短短14天之内完成做出另一推断：莎翁如不“借”原型，则编不出这部戏?

　　事实上，只要对素材来源做一番挖掘、梳理便不难发现，像其他莎剧一样，《温莎》同样是莎士比亚凭其善“借”原型故事的天才技能编排出来的，并无例外。莎士比亚是一位编剧圣手，而非原创性的戏剧诗人。这不是贬低莎翁，而是让莎翁归位，归到伊丽莎白时代伦敦戏剧生态中的原位：他既是剧团的签约作家，又是剧团的大股东之一，编戏为剧场多卖座，自己挣大钱，买房子置地过舒坦日子，绝不为传之后世而不朽。莎剧之不朽，恰如他在《亨利六世》(上)里塑造的“圣少女琼安”(Joan La Pucelle)一样，属于后世封圣。请注意，在莎剧中，这位名叫“琼安”的牧羊女，是英国远征军眼里的“女巫”“娼妓”，是法军眼里精通巫术、抗击英军的“圣少女”，而不是“圣女贞德”(Joan of Arc)。“圣女贞德”这一圣号，是罗马教会在1920年追授的。简言之，这种后世封圣也正是莎剧的经典化过程。有意思的是，莎剧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被英国人奉为至尊经典，比“圣女贞德”获罗马封圣早了约半个世纪。不过，在所有莎剧中，《温莎》除以14天时间勇夺得编戏速度桂冠之外，它还占了另一个唯一，即唯一一部都市喜剧(citizen comedy)。

　　接下来，看看《温莎》的“原型故事”有几个。

　　1. 14世纪佛罗伦萨作家塞尔·乔瓦尼·菲奥伦蒂诺(Ser Giovanni Fiorentino)1558年在米兰出版的意大利语短篇小说集《大羊》(Pecorone)中的一篇小说。“大羊”(big sheep)是意大利语的意思，转义指傻子、笨蛋(simpleton)，在英语里相当于“大笨牛”(the dumb ox)，即“傻瓜”(TheDunce)，故后世通译为《傻瓜》，也有人译为《蠢货》。尽管在伊丽莎白时代，此书尚无英译本，但人们对书里的故事大体熟知，尤其被作家、翻译家威廉·佩因特(William Painter，1540-1595)译成英文、收入其1566年出版的《快乐宫》(The Palace of Pleasure)中的一篇作品。莎士比亚对《快乐宫》可谓烂熟于心，他在写《威尼斯商人》时，便从《大羊》中取了材。《温莎》剧情与佩因特的故事颇有某些相似处，这个故事讲的是：一学生跟一教授学了勾引术之后，把教授妻子当成实习对象来练手。教授怀疑这名学生勾引了老婆，尾随他回到家中，学生藏在一堆待洗的脏衣物下面得以脱身。第二次，教授用刀刺穿衣物，但这回，学生采用另一种方法脱身。教授遂被老婆的弟弟视为疯子，这位小舅子要姐夫搜出证据以正视听。在《温莎》剧中，莎士比亚照猫画虎，写福斯塔夫头两次被捉弄：第一次，藏在装脏衣物的洗衣筐中脱身;第二次，醋性大发的福德掏空洗衣筐搜个遍，也没发现福斯塔夫，这一回，福斯塔夫以一身女人装束脱了身。对此，佩奇指责福德瞎胡闹，埃文斯则痛骂福德“像疯狗一样发疯”。

　　2. 从卡拉瓦乔(Caravaggio)迁居威尼斯(Venice)、用意大利语写作的诗人、作家乔瓦尼斯·特拉帕洛拉(Giovanni Straparola，1485-1558)两卷本的短篇小说集《快乐之夜》(The Facetious Nights or The Pleasant Nights)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被佩因特加以改编，收入其《快乐宫》第一卷，成为其第49篇故事。它讲的是两位夫人发现有个情郎同时向她俩求爱，于是这两位夫人携手设计，诱惑勾引，捉弄情郎，使之成为笑柄。在《温莎》剧中，莎士比亚如法炮制，写福斯塔夫自作多情，以为福德夫人和佩奇夫人都对他有那么点儿意思，便同时给两位夫人发出内容只字不差的情书。结果，两位夫人联手设计捉弄福斯塔夫，使其出尽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