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转眼已是初秋，季节的轮换给了物候生长荣枯的理由，新旧物事也随周遭环境的变幻悄然更替，一些旧的东西在悄然瓦解，一些新的希望在暗地里默默生长。

　　门口挂起了“外国语学社”牌子

　　老渔阳里二号的小院一角，种了几株竹子，枝干还很细嫩，但根系已在地下不动声色地蔓延。这里的秘密集会仍在频繁进行中，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正在运筹帷幄，建党的网络已向全国各地悄悄延展。

　　新渔阳里六号依然人来人往，时不时有年轻人明净的笑声穿透院墙。隔壁的住家不知道这里已经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俄通讯社，只是纳闷为什么这里每天都有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在做些什么?

　　很快，邻居的疑惑有了答案。新渔阳里六号的大门外挂起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几个魏碑体的大字——“外国语学社”，白色的底，黑色的字，新写的招牌透着开张大吉的朝气。

　　招生的广告在《民国日报》的醒目位置连登好几天，从1920年9月28日，一直到10月4日，广告写道：

　　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

　　邻居们便也恍然，哦，原来是办外国语培训班，怪不得那么多年轻人。租界里的人五洋杂处，自诩见多识广，看到办外国语培训班便觉得没啥大惊小怪的。

　　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来了，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说着南腔北调的方言。

　　外国语学社虽然登报公开向社会招生，但招生广告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多数学生是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介绍来的，来时的目的很明确——在这里学俄语，然后去苏俄留学。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这是很多进步青年心中的向往。当然，去苏俄留学在当时是受到当局管制的，不能公开宣之于口。

　　彼时，中国的青年向往着苏俄，苏俄也希望全世界有越来越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1921年4月，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在莫斯科创办，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斯维尔德洛夫担任校长，斯大林亲自担任名誉校长，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培养苏俄本国东方民族和亚洲各国革命干部。东方大学筹备阶段，就向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热情地伸出橄榄枝，邀请派遣中国的优秀青年前去留学。陈独秀接到莫斯科发来的邀请，很高兴，说：“这是大好事啊!让年轻人去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几年后，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干部就培养起来了。”

　　陈独秀素来行动力极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成立，就让青年团着手筹办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任社长，俞秀松任社秘书，具体负责教学事务。

　　外国语学社从开办到最后解散，历时不过一年多，但留下一份熠熠生辉的学员名单——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罗亦农、柯庆施、汪寿华、谢文锦、王一飞、梁柏台、李启汉、陈为人、任作民、傅大庆、蒋光慈、韦素园、曹靖华、周伯棣，等等。曾经在这里学习生活过的青年从小弄堂石库门这片“小天地”中走出来，踏出国门，慢慢登上了宽阔的历史“大舞台”。

　　去上海，为了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

　　刘少奇第一次走进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是1920年10月的一个下午，那年他22岁。法租界里随处可见的洋人，霞飞路上的香衫丽影，让刘少奇有一种似乎置身国外的恍惚之感。他为这座城市的繁华惊叹，但一想到这么好的城市居然成了外国人的天堂，心里就觉得别扭。

　　他和伙伴们一路风尘仆仆找找停停，终于看到新渔阳里六号门前挂着的“外国语学社”的木牌，六个湖南伢子欣喜地叫了起来：“找到了!就是这里!”

　　院子里有学生叫了一声：“杨先生，有新同学来了。” 一位中年男子闻声迎了出来，长相敦厚，举止沉稳。有人给刘少奇他们介绍说：“这是我们外国语学社的社长杨明斋先生。” 刘少奇连忙上前鞠了一躬，礼貌地说道：“杨先生好!我们是从长沙来的，贺民范先生介绍我们来这里参加外国语培训班。”说着，递上了贺民范先生写的介绍信。杨明斋看罢介绍信，笑着道：“是贺先生介绍来的湖南学生啊，欢迎欢迎!”转过头又吩咐说：“快把启汉、为人他们叫来，湖南老乡来了，让他们多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