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郎朗通过《长江日报》表示，希望网友们不要误读这次演奏(指在白宫演奏《我的祖国》)，“别把艺术的选择泛政治化”，选择此曲，是因其“旋律优美，适合宴会演奏”。他还特意在自己的FACEBOOK主页上用英文作了一个简短的说明，表示自己是从旋律、情感表达以及国人对曲目的熟悉程度上选择了这些曲目，与其他因素无关。在接受美国NPR广播电台采访时，他说自己对《我的祖国》的背景一无所知，只知道是中国很受欢迎的曲子而已。

　　我相信他是诚实的，对这个曲目的“背景”，确实一无所知。因为他早在14岁就到美国学习音乐，之前在国内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学钢琴。我国艺术院校深具“特色”的教育体系，使学生小小年龄就接受一种“特殊”的专业教育，实际畸形发展。对此，一些资深音乐家、尤其是音乐教育家早就提出批评。黄飞立先生是著名指挥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管弦系教授，系主任，创办指挥系后又任该系主任，他批评说现在学音乐的学生视野、知识面过窄：“比如他学钢琴、学小号，往往就顾着他的独奏，除了课堂以外，其他专业有些什么作品、有哪些文献，大家关心得比较少。有一次我去听某乐团的招聘考试，居然有音乐学院的学生一个片断演奏下来，好像完全没有听过这个作品。再比如，曾有一个美国小提琴教授来音乐学院访问，听了学生的演奏之后，问了好几个问题，都是关于作曲家的其他作品，那个学生几乎都不知道。教授回过头，对翻译说：‘这个学生缺乏修养。’翻译都不好意思把这句话翻出来。我不知道其他高校怎么样，大概也差不多吧。”

　　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黄先生40年代初期的学生、前中央歌剧院首席小提琴唐敏南女士的看法是：“现在是从附小、附中一路上来，接受严格、系统的训练，大海里淘筛子一样，一轮一轮地竞争，有时候也很残酷。但是在旧社会，许多学音乐的人都不是那样的。比如李德伦，他只在上海念过音专，相当于大专，并且没能念完。像谭抒真(我国小提琴教育的一代宗师、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兼管弦乐系主任——引者注)、黄先生等等这些人，包括聂耳，这些人都没有上过专业的院校，都是从爱好音乐起步。首先是喜欢，后来由于种种机缘，逐渐走向专业，其中的一些后来成了名教授或者大名家。”

　　黄飞立先生本人就是当年沪江大学生物系医预科毕业，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主要是带实验课，准备实验化学材料负责做标本，甚至做非常危险的细菌实验。他的沪江大学高两级同学黄永熙亦非音乐“专业”出身，后来也成了著名作曲家、指挥家。黄飞立先生回忆说：“黄永熙大学读的是建筑，后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博士，同时也学音乐，并且也拿了博士。其实，这在我们那一辈人中一点也不稀罕，许多业余搞音乐的人水平很好，因为太喜欢了，有些人就从事了这一行。黄永熙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在香港音乐界是很出名的。”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系副主任的吴灵芬看法更加激烈：“现在的音乐学院更像一个专门学技术的地方，文化课简直不敢恭维，有点儿瞎胡闹了：高考成绩低得吓人，只要专业好，其他学科一概不问，跟摆设一样。”但过去，“我的很多老师都不是专业出身：郑小瑛早年考取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在金陵女子大学念的医预科;黄飞立是沪江大学生物系毕业;当时教配器、作曲理论的张肖虎，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作品分析的杨儒怀先生，现在是咱们国家的第一权威了，早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外语系，念英文和德文，后来又在燕京大学音乐系读书;还有原来给我弹伴奏的赵来箐老师，那是能考上北大的主儿。”“所以我始终觉得，音乐学院这么个办法不行的。1990年我的女儿考附中，专业课考了95分，学校打来电话说：‘哎，听说你女儿考得不错，怎么没来?’因为我走了个后门，把她的成绩改成58分，让她死心塌地，留在普通中学里念高中了。”(黄飞立口述、文靖执笔：《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8—271页)

　　以上诸位都是中央音乐学院德高望重的教授，自非虚言。中国音乐教育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生皆是如此，14岁就从其附中退学的郎朗，在此场合“不知背景”选此曲目，应说情有可原。演奏者完全不知所奏曲目的背景，反映出现在教育理念、体系的深刻问题。如何改变，兹事体大，非此小文所能胜任。不过，作为国际知名钢琴家，而且经常参加，今后肯定仍会参加深具政治性的“国事活动”，郎朗自应加强自身文化修养。这次是他第五次应邀到白宫演出，而且，几年前李肇星先生任外交部长时，就曾夸赞他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官”。《南方日报》记者在2005年末采访郎朗的父亲时问：“听说外交部李肇星部长都称其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官。”郎父回答说：“没有人教过他在外交场合该怎么说话，但他在那些场合总是表现得得体、优雅，是和平友好又青春向上的中国人形象。今年11月11日，胡锦涛总书记访问德国，德国总统特别邀请郎朗在总统府出席欢迎仪式并演奏，他第一首选择的是舒曼的作品，最后一首是《保卫黄河》，胡总书记先后三度拥抱郎朗，全场起立为其鼓掌。我们文化部一位副部长说，中国大熊猫一千只，郎朗只有一个。第二天李肇星部长去酒店看郎朗，郎朗还在睡觉，李部长就留了张纸条：郎朗小朋友，感谢你为中国外交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太喜欢你了!”(“郎朗是天才，我不是‘赌徒父亲’!”《南方日报》2005年12月31日)

　　对此次小小风波，年轻的郎朗肯定意外，且不无委屈，因此通过《长江日报》表达了“别把艺术政治化”的诉求。为此，《长江日报》发表了题为《音乐具有超越性》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认为：“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有一种优于语言的表达能力，它挣脱了语言的屏蔽，使不同语种的人们能在音乐的空间里理解、交融，释放出新的活力。著名指挥大师小泽征尔曾多次重复过：‘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好的音乐家，不会在纯净音乐之上赋予更多的意识形态内涵。”“正是这样，柔情的《北国之春》才能在复兴军国主义最浓烈的时代人人传唱，美国人可以把独立战争时英国人讥讽美国人的《美国佬》当做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夜来香》也不会因在歌厅给侵华日军唱过而遭到国人的厌弃。这是音乐超越了政治解读后的魅力。”“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朗朗不过演奏了一段中国乐曲，它的时代背景和歌词内容，其实已是历史，不必成为现在的话题。”无论旁人赞同与否，“音乐具有超越性”自是一家之言，但这一逻辑要彻底并不容易。试想，如果日本领导人来华访问，中国领导人举行国宴招待，席间一位日本音乐家演奏《支那之夜》之类的曲目，不知国人是否也能以“不过演奏了一段日本乐曲，它的时代背景和歌词内容，其实已是历史，不必成为现在的话题”对待。

　　确如《长江日报》评论员文章所说：“好的音乐家，不会在纯净音乐之上赋予更多的意识形态内涵。”不过，《长江日报》又强调：“岁月流逝，容颜易老，但曾经感动我们的歌声，经久难忘。为庆祝共和国60华诞，武汉万科联合本报共同主办‘万科红歌会·我为中国唱’活动。”“红歌会的火爆，是对往昔峥嵘岁月的缅怀，更是一种红色精神的回归。红歌的传唱，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当今社会的人们一些精神上的缺失。”“红色歌曲传递着一种精神，越听越亲切，越唱越有劲儿，它们让人感动，带给我们勇气。”“1958年12月，由两百多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用嘹亮的歌声鼓舞了无数的中国人，那质朴而又充满豪情的歌声唱出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唱出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半个世纪后，将军的后代们带着对父辈的怀念和敬仰走到了一起，组建了‘将军后代合唱团’，立志像父辈一样用歌声传承着爱国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

　　宣传“唱红歌”的意义时，强调“音乐之上”的各种“意识形态内涵”;而为郎朗此次选曲辩解时，则强调不应“在纯净的音乐之上赋予更多的意识形态内涵”。其实，各种观点自有理由，但逻辑自洽，应是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