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慈禧，人们便会想到是一位反动顽固、愚昧专制的老太婆，给近代中国制造出无数深重灾难。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刁老太婆子在她统治的清末时期竟然会允许私人办报纸。

　　中国民间大量办报是在戊戌变法时期，那时候中国形成了办报高潮，一共办了大约100多份报纸，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或改革派的报纸。无论哪一派，都不会按朝廷旨意和指示办报。这个时期的报纸普遍开始议论时政，从甲午战后至戊戌政变，以变法、介绍西学、探索国家富强之道为主题。在国耻刺激下，士人群起议政，报纸成为探讨国家富强之道的公共论坛。《字林沪报》的议政热情高涨，《时务报》是改良变法派的喉舌，1896年创刊于上海，由梁启超主笔。这家报纸系统全面地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和要求。公开谴责政府压制民权，主张报纸的作用就是要监督政府，梁启超名篇《变法通议》在报上连载，风行一时，梁亦因此成为名重一时的政论家。长沙的《湘学报》和《湘报》更是公开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翻译《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翻译者严复更是在报上撰文痛斥封建君主是大盗窃国，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疾呼国家真正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人民。统治者害怕国家的真正的主人，必然使之弱而愚，使人民无所知觉，以便自己得以长期窃国。

　　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报纸被查封，但没过几年，进入20世纪，中国又掀起了一个民间办报的高潮。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8年，全国各地创办的各类报刊达302种。1906年，仅上海就有66家报刊，出版刊物达239种。那个时候，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自由办报，藏文和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也都是在慈禧时期诞生的。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是《婴报》，1905年在昭乌达盟创办。藏汉两种文字的第一份报纸是《西藏白话报》，1907在拉萨创办。新疆的第一家报纸《伊犁白话报》是1910年慈禧死后出版的，用维蒙满汉4种文字出版。

　　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以后，报纸议政热情再度高涨。《时报》主持者狄楚青等留学日本，是宪政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他们将报纸定位为朝廷和民众的沟通者，反映民众疾苦、抨击官员腐败无能和社会黑暗。如《时务报》、《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时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这类报纸是政治宣传工具，报人是政论家，甚至是政治活动家。《苏报》、《国民日日报》等则言论激烈，甚至鼓吹颠覆政府。戊戌政变后，新派人物对清廷不满与日俱增，庚子事变后，朝廷威信扫地，舆论对官场、官员冷嘲热讽。《新闻报》以骂官场、骂官员为能事。比如，1903年的一篇论说就对时局大发议论：“中国之亡，亡于有形则知，亡于无形则不知，于外人之割据虽至，夺我全省，要我一切理财用人行政及生杀之权，国家不特不敢问罪尤且谓怀柔远人，甚至有联络邦交辑睦外人许多丑语，……何以割一次不图自强，又割一次仍不图自强，且各国愈割中国愈客气，一割再割，三割四割，以至于割之不已。”1902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也以敢大胆揭露问题，抨击政府，揭发贪官污吏，替穷苦大众说话而著称于世。朝廷眼皮底下的《京话日报》，也敢公开揭露王公贵族暴行和官僚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丑闻。敢于揭露黑暗，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例如，那王府的王爷指使管家活埋了侍妾，就被《京话日报》曝光;宛平县令受贿，也被《京话日报》公之于众。

　　对于这样一家在皇宫眼皮子底下为大清盛世抹黑的报纸，慈禧太后不仅不禁止，还传旨要送来报纸给她和光绪皇帝看。

　　那时的报纸把眼睛盯在官员身上。早在光绪元年，左宗棠在新疆领军作战，委托胡雪岩向洋商借款作军费，《申报》披露此事，官场一时议论纷纷。披露官员生活琐事。《申报》曾因“郭嵩焘画像案”惹来麻烦。

　　郭是中国第一任出使英国、法国大臣。1878年7月19日，《申报》以《星使驻英近事》为题，登载郭嵩焘的一则逸事。远在法国的郭嵩焘见报后致电《申报》，诘问这条新闻来源，并打算对《申报》提出诉讼。最终，郭嵩焘和美查通过协商解决了争端。报纸登载与政治敏感人物有关的内容。1898年10月10日，《新闻报》刊出康有为香港来函全文，内称康有为系奉光绪密诏出国，披露“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这在官场引起极大关注，也引起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的不安，担心“此报流传，为害甚烈”，于是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痛骂康有为居心叵测，要求刘坤一电嘱上海道，与新闻报馆和领事交涉。刘坤一回电表示，已饬沪道与外国领事、该报馆主斡旋，设法更正，使嗣后不得再为传播。这几次事件仅仅是发生在个别官员和报馆之间的一些麻烦，并未使报纸和官员之间关系就此紧张起来。官员没有因此上奏朝廷，请求查禁报馆，或者采取法律行动。左宗棠只是将报人痛骂一阵泄愤而已。在郭嵩焘画像事件交涉中，郭嵩焘只是就事论事，并未发表对《申报》或者报人的诋毁言论。他还反复声明，他不是对美查或《申报》，而是对《申报》幕后报道他的华人有意见。

　　别看清代大臣们称老佛爷慈禧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可那时期的报纸，不管这些，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有一位叫林白水的记者，写了一副对联刊登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讥讽慈禧太后穷奢极欲丧权辱国，全国报纸竟然争相转载。对联曰：“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在皇权专制制度下，在报纸上对慈禧“老佛爷”如此大胆辛辣嘲讽，老佛爷并没有查封报馆，也没有砍林记者的头。

　　清末期间，对民间办报纸没有限制，一个人出资几个人凑钱或什么会社都行。康有为的强学社就先后办了两份报纸。清政府更没有对媒体进行全面的控制和管理，那时也并没有搞一个什么部去控制媒体。报纸可以自由创办，办报纸几乎不存在任何门槛。办报采用的是注册制，不要求呈报登记，也毋需获得批准，外国人只要有一定的资金，在领事馆注册，报馆就成立。华人如果是自办报纸也似乎不需要任何法定手续。晚清上海是外国人在中国最早创办外文报刊的地方，也是中国外文报纸最集中的地方，早在1850年，就有《北华捷报》创刊。外文报纸以寓沪外侨为主要读者，同时也是外国了解中国的主要信息渠道。外文报纸时常对中国有尖锐的批评和攻击性言论，但未见清政府因此与各国或者租界有过交涉。清政府对外商办中文报纸没有提出过异议，也不禁止华人服务外商报馆。

　　晚清时期的报纸，不搞“舆论一律”，不搞“舆论导向”，没有新闻审查制度，出版物可以自由出版，行政机关不审查原稿而审查出版物，如发现出版物有违法内容，采取法律手段制裁。当然，出版、发行自由并不意味着报纸的言论绝对自由，上海也有报纸被追究或者惩罚，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有伤道德风化;二、造谣诽谤;三、煽动叛乱。租界对前两种情况更加关注，被惩罚的主要是小报。以煽动叛乱被惩罚的主要是激进报纸，租界认为这些报纸批评时政言论超过言论自由的限度，如鼓吹暗杀、革命。惩罚通常也以停止有害言论、登报更正道歉或者罚款为主，较严重的是报馆被封或者馆主、主笔被关押，关押的时间一般几个月至一两年，一般不会判10年以上刑期或者杀头重罪，《神州日报》因登载印度巡捕强奸中国民女事件，文中有“印人为禽兽”之语。捕房多次警告，但该报置之不理。捕房又要求其登报道歉，该报不但不肯，而且在报上对此又加以评论驳诘。于是由工部局拟稿，转给神州报馆，要求登报道歉，报馆又以有碍报纸声誉，不肯登载，于是工部局出面控告《神州日报》毁谤印人，妨害租界治安。会审公廨就此案开庭审理，最后判决为：嗣后报载论说，须严范围而清界限，不可涉于含混，至生枝节。并判令神州报馆将公堂堂谕，于一礼拜内，登入本报三天，以释群疑，此案遂告结束。但《神州日报》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与《神州日报》同时被控的《民吁日报》判决公布后，《神州日报》即发表评论，言辞尖锐，由此可见当时报纸言论自由之程度：“自古位高而陂者，万事不足惧，惟不能不畏清议，今停一民呼报，安知无第二之民呼报出现，逐一于右任，安知无第二之于右任发生?于是不得不处心积虑，以摧残舆论为宗旨，而惩示人曰：民呼报，皆尔曹榜样也。”

　　“然后各报馆者，始相率惕伏，莫予敢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曹瞒捉刀，目营来使。当道者，固不恤以东鳞西爪之文章，而大肆其指桑骂槐之口吻。然则此区区一堂谕，实为今后言论权伸诎之机关，而区区一民呼报，又为今后普通报馆之前车鉴也。”

　　当然，清末毕竟是皇权专制统治时期，那时的报纸，不可能像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媒体一样，享有彻底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而且，也并非所有报纸，都敢于向统治者公开叫板、唱反调。并非所有报纸，都敢于大胆发言和揭露真相。慈禧只是在强大的历史潮流面前做出了诸多开放言论自由的举动。由于她骨子里是百般不愿真正开放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所以，其间也出现了诸多打压新闻自由的事件。甚至找借口打击敢于公开号召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报纸。然而，在慈禧统治的晚期毕竟出现了报纸自由创办的松动宽容开放的时期，历史是应当给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