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啮噬国基的人，皇帝虽然很生气乃至生出杀气，内心却对他们有感情，常常放一马。这一点，和他们用强硬手段对付“谋反”的人是有些不同的。乾隆对李侍尧就是一例。据说，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索贿一案败露后，经钦差大臣和珅初审，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但大学士、九卿奉旨核议时，认为应从重，改为即行斩决。复审报告送达皇帝那里，办事果断的乾隆皇帝不仅不再果断，而且相当犹豫。

　　为什么犹豫?因为李侍尧乃乾隆的宠臣也。乾隆最看重的不仅在于李侍尧对自己的忠诚，也看重李侍尧的能力。他曾多次当着其他臣子的面表扬李侍尧“天下奇才”、“最能办事”、“最会办贡”，言外之意“人才难得”。一般而论，对领导宠幸、看重的人，集体讨论其善恶美丑时，讨论云云，只是一种形式，讨论者往往只是奴性地揣摩领导意图。因此，当大学士、九卿会审认为李侍尧应“请从重立决”时，乾隆有点吃惊，同时很不满意。皇帝不满意，但又不想抛开“尊重律令”这块金字招牌，同时又需要装出倾听“众议”的姿态，没完没了召开商讨会议便是受权力者喜爱的一招。

　　不满意的乾隆，又命令“各省督抚议”，而督抚依然是“咸请如大学士九卿议”，主张从重处理，判斩立决。就在乾隆有点伤脑筋的时候，江苏巡抚闵鄂元(当时他还在安徽巡抚任上)主张给李侍尧一条活路。据《清史稿》云，闵鄂元是窥得了皇上的真实意图——“宽侍尧”，所以，他才别出手眼，与众不同地认为：“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中外推服。请用议勤、议能例，稍宽一线。”闵鄂元作这样的表态，并不是毫无所据的乱说，而是有《大清律例》的“八议”作理论依据。所谓“八议”，包括“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等内容。《大清律例》的“八议”对象，实际说来都是统治集团的“亲贤勋旧”，他们即使犯了法，执行过程中的程序也与芸芸众生不同，法理上获得特殊待遇。

　　“八议”的好处究竟有哪些，害处又如何理解，为什么自从它在三国曹魏时期入律以来，直到清朝都成为历代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只简单否定或苍白肯定，未免显得稚嫩和空洞。但就李侍尧一事来讲，“八议”使铁案迅速软化，最后乾隆皇帝下诏：“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改斩监候。也就是说，李侍尧判了个死缓。至于那个闵鄂元，因为此事做得合于圣意，而被调任到富庶的江苏做巡抚。

　　大约半年之后，乾隆皇帝寻了一个机会，让李侍尧走出监狱。李某被授予三品顶戴，赴甘肃“总办军务”，接着又任陕甘总督。自此李侍尧不仅获得了生命，仕途也相当坦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李侍尧又转任闽浙总督一职。《清史稿》称李侍尧虽“屡以贪黩坐法，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又曰：“侍尧眷遇尤厚，屡坐赃败，屡屈法贷之。盖特怜其才，非以其工进献也。”李侍尧病逝后，乾隆帝赐银祭葬，并赐谥号“恭毅”。此事如巨石投进湖里，荡起的涟漪由近及远，深刻影响着人心。

　　乾隆对李侍尧的所作所为，粗看和他的治国理念有矛盾之处，因为这位皇帝一直认为：“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斧钺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实际上，他对官员的贪腐是有所区分的，并不认为能臣如李侍尧之贪之腐和蠹国害虫有关联。乾隆时代，重能轻贤的倾向明显。乾隆中后期，士大夫的道德操守日益懈怠，官员不以清廉品节相尚，出于能员的贪官倒不乏其人。

　　帝王的这种理念，直接源于专制的皇权思想。因为专制体制下，皇帝需要的是听话的官员，哪怕他是一个贪官，但只要奴性十足，效忠主子，也会得到恩宠。这些贪官，喜爱的只是财、色、酒，根本不会公然挑衅皇权，不会导致皇权不稳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虽然也是皇帝思考的，但与权力的垄断和独占比较起来，永远处于第二位，甚至是末位。这种逻辑，虽然没有一位帝王肯于明确加以表述，但观其行为，却大多如此。而且愈到皇朝末期，那些皇帝秉持这种逻辑的痕迹愈明显，直至新王朝建立。

　　缘何立国皇帝重反贪甚于重臣子个人的能力?皆因他们亲眼见到腐败对国家的侵蚀，亲眼看到官员的贪腐怎样激起民愤，亲眼见到贪腐怎样把老百姓逼上梁山，亲眼见到敌手如何摧枯拉朽。所谓能臣创造的价值，与贪腐巨大的负效应比较起来，不仅不如九牛一毛，而且连皇朝根基都敢吞噬的人，哪里谈得上贡献?但第一代帝王耳闻目睹的事情，后代帝王则是仅有耳闻无缘目睹，久而久之也就有一搭没一搭了。以后新王朝循环往复，重走前朝老路。

　　反腐败与忍让腐败，实际总在纠缠乾隆的心智。究竟哪一个更可怕?是腐败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是宽恕李侍尧这样的贪腐者可怕，还是将其一网打尽可怕?置腐败于何地，粗看是反贪坚决不坚决的问题，其实与如何治国相关。《清史稿》曰：“人君驭群臣，既知其不肖，乃以一日之爱憎喜怒，屈法以从之，此非细故也。”诚哉斯言!可惜仅是史家如此认为，乾隆们却未必持此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