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辛亥，正月初四。

　　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坐在马车里，望着窗外香厂北口拥堵的长龙。马车一动也不动，一阵阵笑闹声、叫骂声、吆喝声传入车内，他不禁大为愤然，慨叹“甚矣，京师少年之游惰也，甚至高车驷马亦厕其中，此岂尚有人心耶”?可是回心想想：这景象关自己什么事?顾自在车里愤不可遏，大翻白眼，这样的心境，还能在这权贵麇集的帝都呆下去么?

　　新年这天的拥堵有它的原因。这个冬天的雪特别多，从去年十月迄今，已经有六场大雪，从旧年除夕到新年，大雪彻夜，直下到初一下午四点来钟，积雪只有一尺多厚。在恽毓鼎的记忆里，二十多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

　　雪太大了，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初一一整天也没有一辆拜年的车驾到门。恽毓鼎自己也没有出门。雪刚停，就有清道夫分段铲雪，这一点让恽毓鼎很满意，他在日记中评论说“新政中唯路政最见益处”。

　　初二晴了，但午后忽起狂风，高屋积雪漫天飞洒。恽学士出门贺年，发现虽然雪风相继，“马路剗垫平匀，车行极快”，若是在二十年前，雪后初霁，一层融雪一层冻雪，车辙之深，能淹没车轴，那就只好望路兴叹了。恽毓鼎又一次念及了路政的好处。

　　恽毓鼎1907年出任过宪政研究所总办，当然不是那种一味反对新政的冬烘头脑。他一直订阅梁启超主笔的《国风报》，也正在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梁任公的文集里包罗万象，从西藏问题、俄国虚无党，到《康德学案》，应有尽有。但恽毓鼎最喜欢的还是梁任公论本朝学派变迁那篇，认为“二百六十年宗派当以此为定评”。对于腾喧一时的宪政，这位曾经参过瞿鸿禨与岑春煊的都老爷明显保留着自己的看法。

　　就在恽毓鼎坐在拥堵的马车中大发感慨时，道旁的行人里晃动着一位少年的身影。他昨天晚上才从陕西抵京，准备进清华学堂读书，今日先与同伴一道来领略一下京都的新年。在这位外省少年吴宓兴奋的眼中，耍把式的、卖玩物的倒还罢了，这游人如鲫、男女相轧、拥塞异常的场面，才是他们久仰的京师繁华。

　　四十九岁的恽毓鼎是光绪八年中的举，同一年的福建乡榜很出名，出了好几位大名士，如陈衍陈石遗、林纾林琴南(恽毓鼎很爱读他译的小说)，还有一位，比恽毓鼎大三岁，是目下京师的红人，前广西边防督办郑孝胥。

　　比起恽毓鼎，郑孝胥离政治核心要近得多。他去年为了锦瑷铁路的事，在奉天、京津之间跑了好几趟，年下正好闲在几天。初一上午躺在被窝里，与夫人聊天，“甚欢”。

　　自初一至元宵，郑孝胥的活动无非是赴宴、作字。他是闽派的首领，诗和字都很有名，求的人极多。不过这两年，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新政上，与当红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即将起复的前两江总督端方都走得很近。酒席宴前，当然不会完全不谈政事，有人议着宪政预备，京师该到了组织政党的时候，有人还在愤愤于六年前的科举废除，冀望朝廷重新用八股取士。

　　初四这天，又是赴一处饭局，只是从午后开筵，边吃边等，等到快三点半，还有一位主客严复未至，最后索性派人来通知说“不来了”。大伙儿摇摇头，对这位福建同乡的惫赖无可如何。饭局散后，郑孝胥去访端方——端午帅年后估计会有任用，一直想带郑孝胥出任。但是不在，家人回称“上山去了”。新年上妙峰山进香，满洲权贵流行这个，汉臣基本无此兴趣。

　　辛亥的新年就这样开始了。这三位身份各殊的北京客，各自在自己的生活中摸索前行。

　　春　和

　　吴宓刚十七岁，初次入京，虽然时时与同学议论时政，但他的心情，不似恽毓鼎那种宦海沉浮的萧疏，也不像郑孝胥大用在即的自得，而是兴奋与新奇之中，藏着忐忑与迷惘。

　　他此次由陕西省咨送来京，要考入的“清华学堂”，其实在宣统二年十一月底才正式更名。之前叫做“游美肄业馆”，成立一年多来，几乎是纯粹负责留美考试与派遣，学生从考取到出国，只有一至三个月时间，像梅贻琦、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人，名义上在清华园过了一水，还是像爆肚一样生猛。

　　改名后便有所不同，按《清华学堂章程》，采用四四制，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又四年，而且学分要修满212个，平均成绩要达80分以上，才能留美。像吴宓这样的，虽由陕西省咨送，就是保送，仍要通过笔试、体检，入学四个月后还要举行甄别考试，宁缺不滥。难怪吴宓跟其他同学一样，心下栗六，前途未卜。

　　他本来觉得自己在家乡三原已经接受了中等教育，不料来京看过游美学务处告示，原来也必须先入中等科，想想要在这里磋磨四年才能入高等科，未免有些不甘心。不过八年后“能靠住往新大陆一游”，还是难得的机会。又想到如果学堂里功课腐败，教师荒疏，再设法退学也还来得及……问题是现在考得上考不上还两说，想那么多干啥!

　　吴宓决定先放宽心，每日看看《纳氏英文文法》——他来自内地，跟沿海学生比，英文是块短板，便是与同乡们逛逛琉璃厂、青云阁，再不就是到大栅栏看“升平电影”，陕西也有，叫“活动影戏”。不同的是京师的影戏有色彩。吴宓同学猜测那是往胶片上涂了色彩，或是放映的石灰灯里加了什么药粉。

　　值得一提的是，正月十一他在劝业场买了一具剪发机，回寓后就将辫子剪了。用水洗了头，觉得“轻快异常”，索性又出去买了顶洋式软帽，揽镜自照，很像个洋学生了。于是发感慨曰：“京师各校现虽不许学生剪发，已剪者则弗过问，余剪之毫无妨碍。”

　　剪了发的吴同学，次日又跟友人去天乐园看闻名已久的王钟声新剧。王钟声慕名久矣，是南方来的新剧大王，传闻他是个革命党!但这不妨碍大家热捧他的新剧。今天这出《缘外缘》，首演是前年冬天在天津大观新舞台，据《大公报》报道，王钟声一身西装女子打扮，在洋琴伴奏下，娓娓道来，“座客无不击节称赏，掌若雷鸣”，接下来，舞台突然一转，外庭变为内室，把台下众人看得一愣一愣的。论者称为“实梨园中从未有之奇观”。

　　吴宓头次看这种“纯用说话，弗须锣鼓等乐”的新剧，大开眼界，只觉得它演的都是家庭上、社会上的真情实状，感人之深，超过了旧戏数倍，“每到惟妙惟肖之处，台下观察直觉现身局中，亦若果有如此其人，而亲睹其如此之事者”，他完全沉浸到戏中了。

　　阴历二月初五、初六，吴宓终于参加了延期举行的入学考试。头一日的国文、历史、地理，还算容易，而且出题只问本国，事先准备的外国历史、外国地理都没有用上。第二日的英文、数学、英文默写，可就有些艰涩了。吴宓知道自己英文不够好，但没想到今天在数学上折了跟斗，两道大题未能完卷。虽然嗟叹，但觉得省里保送来此，落榜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可能会编入低级班。

　　考试见得多，五天后的体检，倒真是新鲜。检查者为三位洋人，上身衣服只剩一件小衫，还得敞开。先查体温、脉搏，再遍察眼、耳、鼻、喉、气管、牙齿，再用器械量脑部前后左右之长短及胸围，又用听诊器听上身血管流动情况，最后是手触按各处的淋巴腺。完毕。

　　又消磨了一个礼拜，看榜，陕西来的六个人，都中了。阴历二月十九，正式搬入清华学堂。这是吴宓将托身寄命半生之处，今日初见：“地域颇大，略成方形，而墙壁亦多弯曲之处。外墙以虎皮石砌成。内部地方颇大，势殊空阔，洋式房屋错综散布。此外有土岭，有溪水，有小桥，有曲廊，风景极清幽而佳旷宜人。”

　　宿舍每间住六人，早餐馒头二个(到梁实秋四年后入学，馒头增加到三个)、小菜四碟、粥，午晚餐是四碗、四盘、米饭，九点半就寝，六点半起床。一切都规范了，不复刚入京那一个半月的闲散矣。

　　交通很方便，京张铁路设有清华园车站，每天从张家口入京，从北京发张家口的火车，各有两趟。最让学生们得意的，是京张铁路公司特地为清华学堂学生开了一趟周末票车，周六下午五点从清华园发车，经西直门、广安门抵丰台，周日下午又从丰台开回清华。票价，到西直门两角，广安门三角，不算贵，京师物价，照相须二元，一本《普通英华字典》也要一元哩。

　　刚刚入学，新学生就与校方起了交涉：清华的伙食免费，学生须交洗衣费与理发费。但校方规定学习用品都必须自购，而学生被咨送来时大都以为是官费全免，不愿意负担各科教材与体育课操衣费用。教务长的官方回复称无商议之余地，只是可以先领教材上课，费用缓交。可是流言很多：有人说庶务长承诺教材可以由学校借给，毕业时交还，操衣必须自购;又有人说管理员称操衣免费，教材必须自购。吴宓被推举为陕西省代表，参加交涉，虽然没什么结果，却跟时行的宪政一样，有了民主的初步感觉。

　　夏　闰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的长，因为有一个闰六月的缘故。

　　四月初十(5月8日)，上谕宣布新内阁官制。这是所谓“立宪筹备方案”的实践头一炮，难免引人注目。结果等来了这么一个“皇族内阁”。

　　此前的立宪风潮中，对于立宪后如何任人有其共识，如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后挂名撰写的《欧美政治要义》即称：“决不以其私意进退宰相，又不必以其忠于王权始加任用，唯考政治之实况，察舆论之趋向，而取其有适良之主义，堪以为辅弼者授之大命。”但原则归原则，真到作用时，“忠于王权”和“私意”的因素仍然甚重。

　　郑孝胥只是记录了内阁名单，未置一评，以他与内阁多人交往频仍的位势，也不便评。少年吴宓倒不在乎皇族不皇族，气魄很大地一笔扫去：“中国政府今日并无一人才能出众，可为国家有所建树者，终日改头换面、掉此易彼、往复其间者，实不过此数人而已。吁，国事尚可问哉!”

　　从政治立场上说，吴宓对革命党颇有同情，曾在3月15日日记里对上海《民立报》报馆被焚深表遗憾，而且怀疑有人播弄其间。因为《民立报》主编于右任，是他的乡党，吴宓生父去上海，也是借住在于寓。因此吴宓看清廷变革，眼光要更冷一些。

　　只有念念于光绪的恽毓鼎，反而最为愤激。他在三月底刚刚申请翰林侍读学士开缺，而且不打算再谋起复，一心行他的医术，办他的学堂。恽毓鼎对内阁名单的分析，更能代表权力中心之外的非革命者的心声：“共计十七人，而满人居其十二。满人中，宗室居其八，而亲贵竟居其七。(国务大臣)十三人中，而满人居其九。九人中宗室居其六，觉罗居其一，亦一家也。宗室中，王、贝勒、贝子、公，又居六七。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

　　“皇族内阁”并非外界的命名，上谕发布两天后，奕劻请辞内阁总理大臣，并称“诚不欲开皇族内阁之端，以负皇上者负天下臣民之望”。不过，摄政王载沣还是拒绝了他的辞呈。

　　内阁上谕发布一个星期前，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才传到京师。郑孝胥、吴宓日记均未记，恽毓鼎记了一笔：“革命党自香港入广州，以火弹、手枪轰击总督张鸣岐未成，焚毁督署大堂，伤人无算。凶犯旋就擒，并搜获军火甚多。”事情不能不算大，但闻者似乎有些麻木，国事中枢糜烂，这些边地疥癣之疾，已经引不起强烈关注了。

　　即使仕途正热的郑孝胥，也未尝不时刻打着归隐抽身的小算盘。就在黄花岗起义的次日，他接到儿子的信，在上海营建的海藏楼初步选址已见眉目，女词人吕碧城也愿意将徐家汇的一块地卖给郑家。内阁上谕颁布两天后，郑孝胥赴六国饭店，与预备立宪公会同仁(郑是会长)商讨开报馆推行宪政。孟昭常主张在北京办一份《宪报》，郑孝胥表示，如果报馆要成为将来政党的根据地，还是以在上海为宜。

　　然而就算有了皇族内阁，具体办事还是离不开汉人。力主铁路国有的盛宣怀，是眼下最炙手可热的实权派。6月9日，盛宣怀急电正在上海收拾房产的郑孝胥：“川、粤汉大局粗定，朝廷注重速成，午帅、莘帅会商，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本拟即日发表，午帅欲请公来面商办法，已发公电，务乞速临，至盼至祷!”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了局，是近期朝廷举措的重中之重，已确定负责川汉路的端方，负责粤汉路的瑞澂，都眼巴巴地指望着郑孝胥帮手，足见海藏楼主人位置之重，也足见如吴宓所说，朝廷可用之人太少。

　　6月13日中午，郑孝胥从上海赶回北京，一到宅即急电盛宣怀。盛宅答，正在宴客，请即来。席间郑孝胥见到了状元商人张謇，他也是被朝廷征调进京备咨询的。就在这天下午，张謇入大内，应对摄政王载沣。

　　郑孝胥开始了新一轮的频繁交际。仅在回京次日，他便连续两次约见端方，又一次见到盛宣怀。就大佬们最关心的铁路问题，他还是向盛、端建议他一贯的主张：铁路包工，并说“此策既定，则风潮皆息，省费而工速，不可忽也”。

　　事关天下大局，《时事新报》等媒体很快就对郑、盛、端的谈话进行了报道。郑孝胥的一贯主张，简言之，即认为铁路国有，是“救亡之策”，政府必须将路权掌握在手里，才能在国际政治中谋得话语权;而只有采取包工筑路政策，才能快速而稳定地将铁路由商办转化为国有，重点在“省”和“速”。他对盛宣怀举例说：现在中国修铁路，最高的费用达到每里合银五万余两，这都是“点工之害”(点工就是散招人工筑路，计时付酬)，而采用郑在去年手定的《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中规定的方式，“嘱包工公司承修其路”，“所有该路事宜，由铁路公司经理，仍受邮传部节制”，“平均每华里合华银一万九千余两，连山工、桥工、车站、道房、车头、车身在内，期限极速”。

　　6月20日上谕颁布：“湖南布政使著郑孝胥补授”。对这一任命，《申报》立即指出“其原因确为收路一事”，郑的前任杨文鼎对于湖南愈演愈烈的反对风潮，应对失当，朝廷希望郑孝胥前往收拾人心，因为郑力主铁路国有，又有对付广西会党的经验。

　　6月21日至7月10日之间，新任的湖南郑藩台马不停蹄，连续拜会权贵闻人。满人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那桐、载涛、载泽、载洵，汉官有徐世昌、于式枚、李经方、陈宝琛、严复、林纾、杨度等。“郑苏勘”这个名字也不断地在《申报》、《时事新报》的新闻标题中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6月21日入宫谢恩，被摄政王载沣召见。面对摄政王的垂问，郑孝胥再度强调了铁路的重要性：

　　“中国如欲自强，机会只在二十年内。以二十年内世界交通之变局有三大事，一帕拿马运河，二恰克图铁道，三俄印铁道是也。欧亚交通恃西伯利亚铁道，俄人始为主人，战事之后，日人经营南满，遂与俄分为主人。今中国若能急造恰克图铁路，则由柏林至北京只须八日半，世界交通得有四日半之进步。从此以后，中国与俄分作欧亚交通之主人，而南满、东清皆成冷落，日本经营朝鲜、满洲之势力必将倒退十年。此乃中国自强千载一时之机遇也，愿摄政王勿失机会。”

　　郑孝胥还对摄政王说，变法之本，总括为四个字“借债造路”。他看见摄政王频频点头，脸色甚悦。

　　这场奏对持续了二十分钟。

　　据郑孝胥日记说，没几天，《北京日报》就刊布了他入宫与摄政王的对话，但全系捏造，其他华文大小报纸也纷纷附和，指责郑孝胥为政府收买利用——在之前的国会请愿运动中，郑孝胥是坚定的立宪派，舆论不免认为，在欺世盗名的皇族内阁成立之后，郑居然坦然接受湘藩的任命，并力主铁路国有，借债造路，不啻是一种背叛。为此郑孝胥将与几位湖南京官的对话记入日记，以明心迹：

　　“仆未尝为实缺官。今入官场，殆如生番不可以法律拘束者，不知闹何笑柄。然决不能合格，明矣。”又曰“天下明白人居多数乎?少数乎?”曰：“少数耳。”“然而则作事宜求谅于少数之明白人，抑将求谅于不明白之多数乎?”

　　为了辨明舆论对自己的误会，郑孝胥在日记中大段摘抄外报如《泰晤士报》对自己的评价：“新任湘藩郑苏戡，其奏对之辞……大抵审度时势既极精当，复极博大，无论世界何国之政治家，固莫不以能建斯言自豪。倘中国能简拔如是之人才十数辈或数十辈，列诸西津，畀以政权，则中国之应付时局，其和平坚卓自应远过于今日也。”

　　他甚至在日记里大放豪语，如“吾今日挺身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携炸弹而来，必先扫除不正当之官场妖魔，次乃扫除不规则之舆论烟瘴，必冲过多数黑暗之反对，乃坐收万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观其效!”

　　写下这番话时，郑藩台已经离京，往长沙赴任的途中，绕道苏州，拜会了江苏巡抚程德全。郑孝胥当然不会想到，他称为“雪帅”的程抚台，距离摇身一变为独立江苏的程都督，只有不到五个月了。

　　秋　凉

　　10月10日那天，恽毓鼎访友，收信，晚上赴一个饭局。在饭局上他听说七天前四川的嘉定府、雅州府相继失守。恽毓鼎很相信谶纬之学，他觉得今日午前“无云而雷，兵象也”，只不过，他以为这天象应在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四川。

　　恽毓鼎对于朝廷处置四川事变的举措一直颇为不满，9月18日，他在日记里数落朝廷张皇失措的表现：“已命端方，复起岑春煊;又寄谕滇督李经羲援川，李以不能离滇辞;旋又寄谕陕抚钱能训援川，钱以栈道不便行军辞;又谕粤督张鸣岐分兵援川，张以粤乱方棘辞。”朝廷把能调的人都调了个遍，还是找不到稳妥的解决方案，恽毓鼎认为是“阁臣不明地势，不达军情，故疆臣多不受命”。

　　吴宓已经融入了清华的“洋学堂”气氛之中。他参加了英文演说会，10月10日这天正好有活动，他讲的题目是“Howto Make Our Future Life”(如何创造我们未来之生活)，会后投票，吴宓竟以十一票居首，少年心性，不免得意。

　　郑孝胥从湖南布政使任上，被湖广总督瑞澂派入京师参与厘定省制行政，已经有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中，一路向西的钦差大臣端方，不断直接或通过盛宣怀向郑孝胥致意，希望他能入蜀帮助平靖川事，一会儿说“艰难险阻，谅所不辞。缓急扶持，交情乃见”，一会说“在宜昌专候”。郑孝胥颇有些不胜其烦，有几封端方来电，干脆不译，他是决不肯去趟四川这道混水的。

　　10月10日，郑孝胥去前门西站送他的随员李宣龚回湖北。之后仍是一连串的访友。最近上海各报对郑孝胥意见很大，不断攻击他为政府收买，从立宪派变成清廷的能吏，而上海那边的商务印书馆、大豆公司也牵扯着他的精力。

　　此次入京参与讨论的政制大纲，进展颇为缓慢，但主旨很明显：分权。各省督抚由内阁任命，督抚对内阁负责，督抚拥有对地方官吏的任命、监督权力，可以节制巡防队，而且兼理司法行政。裁汰冗员，道这一级官制基本取消。关、盐、粮、河这些独立的官制系统，不得兼管地方行政。

　　最早知晓武昌事变的，当然还是离权力核心最近的郑孝胥。10月11日，他就从不同的渠道闻知武昌起事的消息。要知道湖北湖南同气连枝，他身为湖南布政使，家眷还留在长沙，武昌一乱，难保不波及湖南，郑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12日中午，盛宣怀电邀郑孝胥到度支部大臣载泽府第吃饭。载泽表示，盛宣怀今早已入宫应对，明早自己也要被“叫起”，希望郑孝胥能帮他参酌应对之策。郑孝胥提了四点：一、以兵舰速攻武昌;二，保护京汉铁路;三，前敌权宜归一;四，河南速饬戒严，更请暂缓秋操。

　　13日，郑孝胥登门求见盛宣怀，府里说盛大人一早入宫，还未出来。郑孝胥在盛府等到中午，仍未等到，只好出门找别人打听消息。外间纷纷传言“长沙有变”，有人还说得绘声绘色：同事里有湖南人，已得到家里电报，说省城被革命党攻陷，家里人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说的人多了，郑孝胥“虽不遽信，亦颇震动”。这一天，还有人传说南京两江总督衙门被焚，芜湖也发生事变，等等。

　　郑孝胥跑到前门西站，大概想从来往旅客那里打听一些消息。不料车站寂无一人，只有二十余辆军用专列开拔。另外，就是两队禁卫军开入正阳门。夜里连月色都没了，北京气氛一变为肃杀惊怖。加上前几天天气骤凉，棉袍也穿得住了，人心也和天气一样冰凉。

　　好在夜里得到长沙来电，称湖南尚算平靖。湖南巡抚余诚格也有电报来，表示已派遣防营往武昌，防止革党入湘。告诉郑孝胥这件事的，是外务部副大臣曹汝霖。

　　恽毓鼎10月11日午后赴天津办事。晚上住进旅馆后看报纸，还只知道四川叙州府(乐山)失守的消息。他内心替朝廷着急：川事糜烂至此，为什么还不肯罢斥赵尔丰?难道四川就不要了么?想起在火车上看见“月出时其色如血”，益发觉得那是刀兵之象。

　　第二天早起，接到儿子快信，才知道这刀兵之象应在武昌。而且旨意已下，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军赴援。他儿子宝惠正是在荫昌手下当差，少不得随同出征。这一下，武昌事变也就与恽毓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13日，恽毓鼎回到北京，见到即将出征的儿子宝惠，“意气甚壮，心为宽慰”。从宝惠那里他听到更多的武昌消息：汉阳失守，铁厂、枪炮厂都已落入革命党手中。在恽毓鼎看来，最可恨的无疑是湖广总督瑞澂，听说他半个月前就已经将眷属全部送回京师，还运载了多年受贿所得，分明已经打算好了要逃离武昌这个是非之地。八月十三(10月4日)听说有革党起事的消息，立刻把铺盖搬到楚豫号兵轮上，白天在总督署办公，晚上住在兵轮上。10月10日一听到枪炮声，瑞澂立即逃上楚豫号，属员们自然作鸟兽散，让革命党毫不费事就占领了武昌。恽毓鼎恨恨地写道：“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

　　吴宓10月12日晚上看报才知道武昌事变。前两天他一直在抱怨清华学堂选拔留美学生不公，选择班长舍长不公，管理学生亦不公，这时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了清华园外的中国：“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果于何时灭亡也!吾辈又将如之何而可乎?”

　　13日，报纸腾传郑州北黄河铁桥已被割断，郑孝胥去火车站，发现车票确实只卖到黄河以北，而且南北通信已断。

　　14日，北京的大恐慌终于爆发了。政府下令各报，禁止刊载各省乱事，这反而为谣言拓展了无限的空间。远在清华园的吴宓，都能感受到“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谣传长沙、广州、南京均已失陷，四川乱氛愈炽，连江西、安徽也不安靖。清华学堂原拟本月二十五日(8月16日)举行秋季开校仪式，如今学部通知延期，可见情势紧急。

　　恐慌其实是从官场开始的，官吏们的信息渠道最多，谣言也传得最多。京师的管理者也变得张皇失措，如外城突然勒令所有戏园子停止唱戏，并让巡警在各路口稽查行人，一副革命党已大举入京的征象。大批京官携亲带眷，涌往前门车站，想逃往天津租界，邮传部为防止出事，声称要停开京津火车，这一来恐慌更甚。逃不走的市民，则围堵大清银行与各银号，挤兑现银，银行银号经受不起，只得关门。银行关门，引发恶性循环，所有商铺拒收银行钞票，只收现银。接着便是米价飞涨，恽毓鼎称，每石银要卖十二两(郑孝胥记载是二十元，即十六两)。幸好新政办巡警还算得力，不然庚子年的惨相又将重现北京。

　　吴宓听人说，这次的银行挤兑风潮是政府诸大老挑起的，总理大臣庆王奕劻率先向大清银行提取金币三十万两，转存入外国银行，大小官员纷纷效尤，才导致没有任何真实威胁的情形下，市面大乱。

　　郑孝胥身边的同乡好友，如林琴南，也都在忙着送眷属去天津租界避祸。他的家眷在湖南，倒省了这份心。15日一早就被盛宣怀叫去，要他拟一个电报给湖北，悬赏十万元，希望能收买已反正的四十一标，并要求保全兵工厂与铁厂。盛宣怀还告诉郑孝胥：不管鄂事如何，这次不会再放你回湖南了。从盛府回来，郑孝胥拟了一个条陈，希望朝廷明发上谕：赦从匪之学生、兵士及许匪首以悔罪自投，俟其抗拒乃击之。权力中枢希望湖北之乱早日平息，不要引致各省的连锁反应。

　　陆陆续续有人从武汉归来，但传说的消息很不一致。吴宓听到的说法是“革党此次极为文明、极守秩序，商民人等毫未受及扰害”，而恽毓鼎则亲耳听闻，革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并请过江到武昌晤商。只有美国领事因为省城教堂、侨民众多，过江去查看，“匪党排队鼓乐迎入，美领睹死尸遍街巷(皆旗兵之被杀者)，怫然曰：‘公辈自命文明，乃残杀无辜若此，岂文明举动乎?’”于是认定革党为“草寇”。恽毓鼎无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说法，自洪杨之变以来，叛乱者每因得不到洋人的支持而失败，清廷当然希望此次亦能如此。加上10月19日，听说清军前队马继增、王占元部在刘家庙击败革党，黎元洪、汤化龙均已遁逃，恽毓鼎不免推测革党“大约溃散在即矣”。

　　郑孝胥当然不想回湖南，但又牵挂家眷安危。10月19日，清军小胜，20日，郑孝胥便收到内阁交片一件，其文曰：“交湖南布政使郑孝胥即请训，迅速回任。钦此。此交，八月二十九日。”公文随便写在一张白竹纸上，相当草率，但这毕竟是公文。郑孝胥不敢不从，当日即往琉璃厂花八钱银子买了一挂朝珠，备请训之用。

　　10月21日，郑孝胥连续拜访朝中显贵，也许是想就鄂事商讨一二对策，并取得王公大臣们的支持，毕竟他马上就要面对湖北乱党。谁知访盛宣怀，不在，拜谒庆王，称病请回，再去找内阁协理大臣那桐，那桐根本不见。最后终于见到了另一位协理大臣徐世昌，谈了良久。

　　10月23日，郑孝胥请训，召见。这都是过场，这日见到了庆王，也没什么话，只说自己带病坚持办公，最后去辞别盛宣怀。这位不可一世的重臣也“意绪颇仓皇”，他告诉郑孝胥，长沙消息很不好，连电报局都已被乱党占据。

　　10月25日下午四点，郑孝胥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晚上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他在旅途上盘算万端，仍然认为中国今日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清廷未到覆灭之时。如今朝廷谕袁世凯总督湖广，“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郑孝胥认为到那一步，获渔人之利者将是日本，但日本国力还不足以吞并中国，则中国必将瓜分豆剖，为列强分据，列强再以华人攻华人，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

　　念及此，郑孝胥不禁哀叹：“官，吾毒也;不受官，定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他有些后悔接受湖南布政使的任命，弄得现在与所爱者天各一方，音讯断绝，无由拯救。轮船停在烟台，悲痛伤心之下，他笔端变得凄厉：“魄之将狂，魂来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又举远镜，见玉皇顶峰峦千迭，皆积恨耳。”

　　29日，船抵上海。上海的消息比北京还是灵通得多，郑孝胥这才知道，离京前的22日，湖南已由谘议局宣布独立，他肯定是去不了长沙了。补看这几天的《申报》才知道，他从天津出发的26日，资政院正式弹劾盛宣怀，清廷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想起辞行时盛宫保的神色，郑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吴宓有着另外的担忧。清华园如今每天都有二三十人离校，吴宓寝室六人中已经走了一个，自修室里无人学习功课，都聚成一堆一堆地讨论何时避逃，避往何地。吴宓和他的同学们，最担心的是：(一)北京一乱，必然而盗贼蜂起，土匪到处，清华园孤悬城外，危险程度可以想象;(二)海淀是满旗聚居地，清华园周围住的都是满人，如果全国起了满汉仇杀，他们肯定会对清华学生下手。传说前几日禁卫军中已经有人倡议，要杀尽北京城内外的汉人，从没有辫子的学生下手。这个倡议虽说被带兵官阻止，但随着南方的革命消息不断传来，难保不会变为现实;(三)政府混乱，经费缺乏，就算没有外忧，清华的食物供应也成问题。

　　针对这些忧患，有人提出，应该由学校管理者主持“公同防御之法”：要求诸生公约不得离校，每人发枪一枝，练习军事，厚储粮米。一旦事变，全校有五百余男学生，抵御土匪绰绰有余。

　　这个提议颇有群众叫好，但马上有人泄气：管理人肯发枪给学生?做梦吧!而且学生已经逃掉不少了，每天还在往外逃，如果说服他们，及他们的父母?还有，这几天，城内不断派出侦探进校，调查学生里有没有革命的迹象，清华园的校警都是满人，一旦学生人手一枪，难道不会被指为谋逆?

　　说来说去，只有逃了。家在北京、直隶的同学好办，最惨的是来自湖北、四川的学生，家乡正在扰乱，北京也不太平，简直无处可去。

　　吴宓的同乡都在商议如何从京师去正定府，再从那儿搭正太铁路往太原，转道回陕。吴宓跟他们不同，他父亲在上海经商，自然是奔赴天津，从天津搭海船去上海为宜，可是这条线路是逃难热线，无数达官贵人官亲吏眷都挤在这条道上，火车挤得不行，船价涨了数倍，哪里去筹措这笔盘川?

　　吴宓坐困愁城，想起以前读历史与诸小说，“至末世乱离之际，戎马倥偬、颠沛流荡，则谓人之生彼时者，不知其心境如何”?现在虽然尚未身经大乱，但恐慌的滋味已经体验，中国还不知会乱到何时，乱到何种地步，将来自己也会身受其害吧?

　　冬　寒

　　进入十一月后，时势变得日益紧急。朝廷任命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但上海邮来的《民立报》仍在天天报道民军胜利的消息。11月3日，清华有同学接到了城中家里的信，说政府已有逃往关外蒙古库伦一带的打算，且已预备八百部车辆以供运载。

　　就在这一天，清华学堂向度支部领取当月款项，竟没有领到。

　　清华园外的铁路，火车隆隆驶过，彻夜不绝。晨光中走过去看，“犹见一长列车满载兵士及炮械等物由北而南，云系他处调来之兵以守卫京师者”。

　　11月5日，上海失陷的消息传来。这一来，吴宓往上海依附生父的念头似乎也可以断绝了。尤其亲人身居沪上，虽说租界或不致有难，但音信断绝，不免惶急担心。

　　当晚，清华学堂当局在高等科礼堂召开全校大会。管理员一个不缺，但学生却只剩下可怜的一百一二十人。大会的主旨，便是告知学生：因为同学已多数出校，中国教员也纷纷请假，教课殊难进行，故决定停课一月，到期再议。

　　功课停止后，“诸生中有愿回家及他往逃避者，即可自由他往”。逃避变成合法，如果不愿或不能离校者，也可留校，饮食如堂。诸管理员并美国教员及眷属都不走。范监督并说，其实留校也不见得如何危险，因为：

　　(一)本校巡警原为十八名满人，已经换成二十名汉人，如有必要可以再招;

　　(二)美国公使答应事情紧急之时，由使馆派兵若干保护。

　　然而人心并不因此而稳，当晚便有学生在食堂召聚商议，希望校方能将手里所有资金分给学生做路费。吴宓听了此议，“大愤而出”。他在日记里质问：像我这样无地可去的，分到手一二十银元，又不能留校，在外流荡，岂不成为饿莩?他认为这些提议的学生自私到了极点。好在这一提议没有后续消息，想来得不到校方支持。

　　也有传闻说教务长张伯苓出面安慰学生，称如不得已，可以将诸君送到天津南开中学暂居避难。但这也并非确讯。

　　停课无事，又无心温课，只好踢球，或闲谈。四川同学刘庄说，清华园旁村庄里住着一位汉人老翁，年纪八十开外。数十年来京师种种劫难，无一不与：咸丰英法联军之役;火烧圆明园;庚子事变。老翁说，满人平日不谋生业，一旦有事，则首起为土匪，抢掠人民，比如英法之役，敌军还未来到，满人已经先自大乱，圆明园之毁，是满人挑的头儿，英法联军只是跟着放了把火。

　　这些闲谈于眼前无补，却似乎能让清华学生理解眼前事乱的起因，生出一些身外的感喟。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位武汉反清小英雄的故事，并慨叹：“坐是则光复大业，其或可期。余等之碌碌无行，有愧此童多也。”

　　吴宓本来已经决意留校，然而他无法抗拒时势的演变。11月8日，多日的传言被证实：天津已陷。北京陷入了更大的惶惑之中。最糟糕的是，美国公使致函清华的美国教员，称使馆兵力不足以分护清华，于是连美国教员也纷纷外迁。

　　原认为不可行的建议似乎成了唯一的办法。监督召集诸生，通知暂行解散清华学堂，每人发给旅费二十元。这离吴宓预计到上海的费用(三十元以上)还有缺口，但也没法子了。

　　七位江浙同学愿意同行，于是匆匆收拾，走向未知。那一夜，也不知几人成眠?

　　11月9日，这些清华学生5时即起，9点，行李由两辆大车运送往前门车站。大部分人还是乘火车进城。刚才开篇的人生故事就报了暂停，“回顾清华园风物，怆然欲涕，未审他年得一重睹此景否耶”?

　　打这一天起，三位北京客，在京的，就只剩了恽毓鼎。

　　前御史、光绪帝的不二忠臣恽毓鼎学士从不相信大清朝会就此完结。他坐在家中，骂降臣，骂亲贵，骂二张(张之洞、张百熙)，一面读《唐纪》天宝末年那一册，“觉长安失陷景象如在目前矣”，而这种景象，十一年来已是再次见到。

　　天宝之乱，有郭子仪、李光弼只手挽回，今世之李郭是谁?恽毓鼎可不相信袁世凯，这家伙虽然出山，却按兵不动，“各省不费一兵一炮，失陷相缮，而朝廷置之不问，求诸中国四千年历史，真绝无仅有者”。

　　无奈之下，恽毓鼎又起了神课，为大清朝命运占卜。得出的判词是：“手持利剑犀儿，迎刃而解差可喜。自郐以下无讥焉，其余不足观也已。”他认为这说明“大河以北犹可保全，其余各省皆无救矣”。

　　其实这正是恽毓鼎自己的政治观点。几乎每日都是某地失陷或独立的消息传来，再乐观的人也不会相信清廷能够不伤筋动骨就渡过此劫。按照恽毓鼎的想法，清室应当放弃边省，全力经营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新疆这些革命党势力不强的省份，画江而治，虽不易为，却未尝没有万一的转机。

　　但朝廷的事他一时说不上话，只好照旧大发忧愤之情。11月21日，资政院建议“剪发改历”，摆明是向南方示好，表明改良的决心。恽毓鼎却大不以为然，认为“当此分崩离析之秋，救亡不暇，忽为此大变革，惑民观听，愚氓误以为国家已亡，必生变动，是无故而搅之也”，接着便在日记中大骂“亡国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谘议局。

　　他又听宫里太监回忆，西太后临终之时，忽然叹了口气：“不该让他们立宪。”过一会儿，又说：“错了!还是不该立宪!”想起来忍不住埋怨摄政王载沣，如果不是他在两宫殁后，大力支持立宪，何至于沦落至斯?

　　他忆及当年咸丰朝天下糜烂，无省不乱，且洋师进京，但因为人心未失，终能挽回。现时则“无一事非因贿而成，无一官非因贿而进”，报载庆亲王奕劻金银、珠宝、衣饰详单，价值在一亿两白银以上，这已经超过史上最大贪官和珅所积。真是天良丧尽!

　　满城讹言，风雨欲来，恽毓鼎自己的处境也颇尴尬。26日，他与朋友去春仙戏园看夜戏，不料碰上三百余名禁卫军也来看戏，一拥而入，喧哗骄噪，无人敢管。这些兵士见没有辫子像留学生的人，立即怒目而视，破口大骂。恽毓鼎目睹此状，心情十分矛盾，在日记里一面批评禁卫军“骄纵不守纪律如此”，另一面又恨恨地指责留学生“此次乱事皆成于留学生，背负国家，荼毒生灵，天道犹存，此辈断难幸免”。可是如果真应了流言，北京城里满汉互杀，秀才与兵对战，恽毓鼎又该何去何从呢?

　　袁世凯入京，恽毓鼎因为自己已经辞官，没有去拜谒。11月30日，袁世凯命长子袁克定来府致意，请恽毓鼎相见，去了，袁世凯阁议未归，没见着。不过，这似乎让恽毓鼎见到了一点儿期望，日记里的称呼也从“袁世凯”改为“袁总理”。

　　从此恽毓鼎便不日奔走于袁世凯、冯国璋官邸，贡献己见。按照他的意见，对付南方，必须采用强硬手段，不可姑息。12月28日，恽毓鼎赴冯国璋举办的同乡会(他们都是河北人)，席间冯国璋询问保卫京师之策，恽毓鼎答以“非镇以兵力不可”、“非解散谘议局，封禁报馆不可”。

　　有些话在外场不太好说，依恽毓鼎内心的意见，最好能逼朝中诸亲贵毁家纾难，估计可以得银二千万两，以充军饷，然后责成袁世凯主战，诏告天下，召回在上海议和的唐绍仪、杨士琦，斩首于菜市口，“如此而士心不感，乱党不平，吾不信也”。

　　但时局不会依着这位退职翰林学士的想象发展。他只能愤懑特甚，饮食锐减，看看戏，翻翻史书，再在日记里发发牢骚。他也曾代拟一电，以北京总商会名义，让资政院代发给唐绍仪、伍廷芳“二贼”，声明不承认南北和约，也曾会齐满汉老臣，往内阁面见袁世凯递交陈情书，力陈和议不可行，宜急筹战备。然而前者也没有什么回音，袁总理又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恽毓鼎只能徒唤奈何。

　　民间传说也很不利于大清，有朋友说京西潭柘寺有棵古樟树，每有新皇帝即位，必定生出一根新枝，而旧枝枯萎，人称帝王树。同治末年，光绪末年，都是旁生小枝，因为光绪与宣统都是自宫外迎立。最近老根旁突然生出一枝新树，与象征宣统的三年新枝全然无干，“闻者骇异”。

　　也有令人振奋的流言，据说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人心不服，就在南京英国领事馆门外，被其党羽章太炎连开三枪，第三枪打中肋骨。反正的江苏都督程德全被人下毒，口不能言，据说心中极为悔恨，甚至写信给黎元洪，劝他一起归降清廷。

　　天意虽渺，人心尚存。眼见腊月将至，又是画“九九消寒图”的时候，这图共九字，双钩空心，每字九笔，一日一笔，字写完而寒消。以前大家都是用道光帝所拟的“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今年有了新花样，有人拟了九个字，是“春風柔南京幽革軍俘”(“京”字中间的“口”可写为“日”)，忠臣们纷纷效法。

　　这些还是挡不住局势江河日下。日子艰难地来到辛亥年阴历腊月廿五日，即1912年1月13日，民政部大臣赵秉钧告知恽毓鼎，隆裕太后已下懿旨，宣布辞位。

　　恽毓鼎那天的日记写得很长。他想起武昌乱起，至今不过一百二十日，好好的一统江山，就此完结，“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也”。而这亡国的根苗，实起于十年前，庚子之后，西太后畏首畏尾，只求己身无事，不做长远打算。到了摄政王手里，继承老醇王的习性，重满轻汉，排斥汉人。而这一帮满洲亲贵，哪个是能办事的?即使没有革命军，也就长久不了啦。“呜呼!二百余年培之而不足，三年余覆之而有余”，恽毓鼎立誓“嗣此不复论朝局矣”。

　　然而心中其实念念。腊月廿八祭灶，又是大雪飘飞，地上积了四五分厚。给友人写了一副对联，不管退位诏书已下，特意还是署着宣统年号。翻看古书，偏偏又是太康失国，为后羿所灭，后来少康借遗臣之力复国的那一段。

　　辛亥年就这样过去了。国家不幸，家宅倒还有喜事。次儿媳难产，只好请了妇婴医院美国女医生来接生，用机器把婴儿取出来，是个男孩，取名清宝。降生之时，正好是壬子年正月初一子时，为了他，还误了一会儿祭祖的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