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年间,当官是个苦差事。遇到毒蛇猛兽,你得冲在前面;而一旦食物少了,你还得最后一个吃,甚至会饿肚子。当时的人们,不大愿意当官。那“官”只能由大伙推举。推举谁算谁。推举你了,你想不干都不成。即便是最大的“官”——部落首领,也是层层推举出来的。而当时最大的“官”,实行的是“禅让制”。也就是,当他意识到自己不行了,老了,或已病入膏肓了,就把“部落首领”这一头衔,奉送给另一位。据传说,尧“禅让”给了舜,舜又“禅让”给了禹。当然,“禅让”只是“传说”,历史的本相究竟是不是在“腥风血雨”中交的班或被夺了权,现已无法考证了。
尧舜“执政”时,人们的日子很艰苦,生存是第一的也是唯一的祈望。一天下来能吃上一顿饱饭,就要高喊“万岁”了。而到了大禹时代,经过“治水”,民众的日子越来越“好”;经过“征伐”,诸侯的贡品越来越多;“君王”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大禹渐渐意识到,当“官”真好,尤其是当这“最大的官”,想吃煎饼吃煎饼,想吃大葱吃大葱,连豆浆也可以喝一碗倒一碗了。甚至想,如果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能享受到这等福分该有多好呀!“肥水不流外人田”。于是他觉得这“权位”若是再传给外姓就有点二百五了。
而此时,他的儿子启已经成年。史书上说,启生得“聪明伶俐”。也许这是真的,可是,即便启是个“阿斗”,萌生了私心的大禹也要传位给启。
然而,人是要脸的,大禹不能直接把“权柄”传给启;社会是有“约定”的,世人也不容许他传位给启。怎么办?经过一番苦思,大禹于是向世人宣布,将来他要把首领的位子“禅让”给皋陶。
皋陶是一位以公正无私而闻名遐迩的“法官”,口碑极佳。世人都认为大禹的决断很英明。遗憾的是,皋陶的身子骨太差,疾病缠身,大概也是个“除了怕光,还怕水、怕风”的主儿。这样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哪还有心思“治理国家”。果然,不几年皋陶就翘了辫子。
皋陶死后,大禹又向世人“郑重承诺”,将来他要把首领的位子“禅让”给皋陶的儿子伯益。
伯益的身子骨倒没问题,只是脑子不大灵光。主要是为人太厚道,没有多少坏心眼子,缺少防人之心。
此后,大禹虽把伯益放在了“接班人”位置上,甚至还写在了“国法”里,却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对启的培养上了。他让启“去外国深造”,广泛接触各路诸侯,联络感情,让启学习各种治国方略,并把“现政府”各个“部门”的“一把手”,全都换成了启的亲信或好友。就这样,经过大禹十来年的精心策划运筹,启的势力及声望渐渐地超过了伯益。而此时的伯益,竟还浑然不觉。
转眼间,大禹就老了。但他人老心不老,还想重温一下身为“帝王”的无限风光,于是决定出巡东南,在会稽山上再召开一次诸侯大会。这次诸侯大会开得很隆重,很热烈,盛况空前,然而大会之后,大禹一病不起。
大禹死后,因为伯益是其“法定”继承人,必须要为大禹守丧三年。并且按照尧舜时代的惯例,守丧期满还得避居一段时间,以示谦逊。这一“祖制”,伯益不敢违,纵然有万般的不乐意也不敢违。然而,当伯益守丧完了,也“避居”完了,正准备登基接受群臣朝贺时,发现诸侯们早就撇开他,纷纷去朝见启了。
这令伯益大为震惊,也令伯益大为恼怒。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他又如何能忍得住这口鸟气!他想夺回王位,他想夺回本来属于自己的一切,但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和启抗争。
伯益是个识时务的人,他知道,倘若和启去争,不要说王位争不到,恐怕连小命都保不住了。于是他就主动站起来,昭告天下人:自己的能力比不上启,愿意让贤。
经过启的一番“谦让”,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出现了。自此,我国开始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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