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是王权至上，人分等级，巩固家天下的皇权高于一切。维护皇帝一家之私利，便是立国之本，理所当然地超过全国民众的利益。一切是非对错，全以皇帝一人而定。因为帝王们视天下为自己的家产，所以刘邦才会说“非刘姓王者，天下共击之”，完全是把中国的男男女女、山川河岳、飞禽走兽乃至天上神明、阴间鬼怪，都看成了老刘家米缸中的陈米了。而紧跟在皇帝屁股后面的部分儒士们，也屁颠屁颠地跟着摇旗呐喊，制造舆论，寻找各种借口，强调皇帝的胡作非为是合乎天意的，是命中注定的，是民心民意的选择，更是历史的不二选择。《三国演义》中，蜀汉国的益州学士秦宓，在回答东吴大使张温的疑问“天有姓乎”时，言之凿凿道：“姓刘，因为天子姓刘。”

　　皇帝是天之子，自然最聪明、最通达、最博学、最仁义，凡人间的一切善行懿德，唯王者一人所具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即使不是皇帝，在上下等级之间，上级永远正确，永远比下级聪明，这是公理，也是毋庸置疑的事。有人如果不依此等公理行事，就是忤逆，是拎不清，是猪头三，是不识相，重则送命，轻则丢官，最轻的，也会被主公所不喜，混饭不舒坦。如果换成现在的说法，则就是必须尊重领导。

　　《三国演义》中，死得最不值得的人是祢衡。曹操丞相想派个有点文化的名士去刘表处传达中央文件，宣讲曹丞相精神，为的是要他们思想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许攸推荐了孔融去，孔融不愿去，又推荐了祢衡。祢衡其人，有才干，但性格上有点问题，就是自命不凡，目无余子，认为天下之才共八斗，自己就有七斗半了，除了孔融、杨修，别无人物。他坚信自己“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于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所以一见曹操，就把他手下的人贬损一通，气得张辽当场要拔剑斩了他。后来，他借做鼓吏之机，当着众宾客的面，脱光衣裤(比现在的裸奔族要先锋一千多年呢)，自击大鼓将曹操骂得狗血喷头：“你不识贤愚，是眼浊也;不读诗书，是口浊也;不纳忠言，是耳浊也;不通古今，是身浊也;不容诸侯，是腹浊也;常怀篡逆，是心浊也。”曹丞相毕竟有水平有肚量，没有杀他，仍然派他当宣讲团团长，去刘表处传达中央精神。刘表不喜欢这个狂士，但识破老曹的阴谋，也不杀他，又让祢衡到军阀黄祖那里去宣讲中央指示，组织中心组学习。黄祖没有老曹和老刘的水平，一听祢衡当面骂他是庙中之神，是土木偶人，大怒，当场就把他的脑袋给搬掉了。

　　杨修之死，固然有不可改变的原因——他是曹植的亲信，又是公众人物，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老曹属意于长子曹丕接班后，剿灭杨修等人，有利于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杨修锋芒太露，处处要显示出比主公曹操丞相聪明：在解读曹娥碑上大学者蔡邕的八字谜语——“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时，他才思敏捷，早曹操三十里就知道了答案“绝妙好辞”四字，曹操虽然口称“正合孤意”，心中也是未必惬意的。何况，众谋士们也未必皆不知道，只是不愿意抢领导的风头而已。

　　直接使杨修取死的原因，是因为他作为随军的曹办主任破译了曹大人的真实内心世界：以鸡肋为号，是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丞相有退兵之意。所以教手下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回家。他处处显露聪明，显得比领导要高明，最终被曹操以“乱我军心”为罪名杀掉了。

　　曹操的要杨修死，是算总账。杨修对曹大人门上书“活”字的解释，对“一合酥”的解读，都是非常精准的，“操虽喜笑，心实恶之”。更为不该的是，作为领导身边的人，对领导“梦中杀人”的鬼话竟然揭穿：“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曹操听到了，当然是“愈恶之”。杨修死时，才34岁。杨的职务是曹操的主簿，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办公室主任。这个杨大主任，即使换个主子，如果继续这样自负其才，处处显示自己比主子聪明，恐怕也不会有好果子吃的。罗贯中在书中感叹：“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我看，杨大主簿的死，非因才，而是因为“显”才之误也。你不尊重领导，是不给领导面子。按照林语堂先生的说法，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哪能随随便便可丢的?何况是领导的面子。你不尊重领导的面子，领导的刀当然也就不尊重你的脖子了。

　　许攸的死，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位聪明得头发空心如台州人的谋士，原先在袁绍手下上班，闹了不愉快，一怒之下，在袁曹官渡大战的决战前夜，火线反正，叛逃到老朋友曹操的军营中，并送来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促成了曹操夜袭乌巢，对整个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以后攻占冀州的战役中，许攸也是功劳大大的，献了决漳河之水淹城之计，帮助曹操彻底消灭了袁绍势力。这位仁兄大概有点得意忘形了，仗着自己是老曹的故交，又觉得厥功至伟，竟然在曹操举行的冀州入城仪式上，当着众人的面，扬鞭对老曹说：“阿瞒老弟，没有我，你能进得了这个城门吗?”不久，许攸同曹操的贴身警卫许褚相遇，又说了类似的话，被许褚一剑砍死，提头来见曹操，曹操也没有处罚他。我总怀疑，许警卫杀许攸，是奉了老曹的钧旨的，否则，一介武夫，怎敢对主公的故人下手，除非他自己不要命了。

　　三国中，被作为完人塑造的诸葛亮，他在对待魏延的问题上，看法既固执又牵强，不但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小说人物的性格逻辑，实在有损这位“千古一相”的完人形象。但从书中看，魏延的所谓反骨，实际上也就不过是表现在对领导的不敬上，屡次对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提出异议，多次扬言，如果听我老魏的，以五千奇兵出子午谷，早就攻下长安了。公开宣扬比诸葛亮高明，不但让当事人和同事不高兴，就是一千多年后的我们听到了，也是不会答应的。再说，在诸葛亮死后，魏延就公开宣称，北伐是国家大事，皇帝也没有命令班师，岂能因为丞相的死亡就放弃?他愿意继续领导北伐。就事论事而言，魏延并没错。但是，魏延最后还是被杀了。谁让他屡屡对领导不敬呢?

　　唐代高僧玄奘法师西行万里，从西域取经回来，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唐太宗——也是当年坚决阻挠玄奘西行的人，唐僧是欺骗组织、偷渡出国——的隆重接见。唐太宗问：“法师是靠什么远行万里的?”作为真正智者的玄奘法师，他的回答令人叹服，让人不得不五体投地——“我靠的是皇帝陛下您的天威。”

　　汉宣帝的时候，龚遂在勃海郡当一把手，把那边管理得很好，不但GDP年年上升，社会事业也有长足的进步。皇帝很高兴，要他到中央介绍典型经验，准备全国推广。龚太守的一个下属王先生问：“您准备怎样向皇帝报告?”龚太守说：“我当然如实汇报，是因为我选贤任能，秉公执法，所以郡县大治。稿子我都准备好了。”王先生说：“这样说是自我表功，您就大错特错了。您应当说，不是我的功劳，全是托陛下洪福，所以国泰民安。稿子必须推倒重来。”

　　果然，宣帝一听这个典型汇报，大喜，立马给太守和王先生都升了官。

　　为什么现在各个单位的年终总结开头，都要千篇一律地写上：在……的英明领导下，在……的正确指导下，在……的亲切关怀下，在……的大力帮助下，在……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才如何如何，才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一切的丰功伟绩，无非是说明：领导英明。

　　毛泽东说过，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事实上，在君王面前，骄傲岂止是落后，还常常要落脑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