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怎么这样仁义勤俭?对着长工怎么这般窝囊?”一些人看了央视正在播出的连续剧《闯关东》后，在网上提出此疑问。

　　李幼斌在《亮剑》中饰演了一个“另类”英雄——有点痞子气有些狡黠的李云龙，此番他在《闯关东》中饰演的是一个“另类”地主朱开山。这个带着全家从山东来到东北的农民，勤俭大度讲义气，他挣下了一份家业，恩威并施对付偷懒的长工。

　　痞子英雄和仁义地主，其实是生活中的常态。没有一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气和痞气，是很难在行伍里脱颖而出的;而地主如果太目光短浅太凶恶，是很难发家的。

　　对上世纪70年代初或更早出生的人来说，没有目睹过地主的样子，而是由教科书或文艺作品告诉他们地主是这样的：刘文彩、黄世仁和那个在雷锋叔叔手臂上砍下三刀的地主婆。

　　这样的地主，未必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更多是一种概念演绎。一旦被贴上“地主”的标签，似乎就应该这样凶恶，有如土匪就应该是座山雕那样子。

　　中国长期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人多地少，经济欠发达。在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南方，地主多是省吃俭用买下几亩水田的小康之家。像刘文彩这种占地极广的地主当然也有，但很少，没有非正常的方式积累财富，不可能占有太多的土地。刘文彩其实只是个管家，那些地是他当西康省主席的兄弟刘文辉拥有的，因为刘文辉和平起义是民主人士，不好作为地主的形象代言人出现。多数地主、富农必须勤劳节俭，必须与人为善，也不可能对雇工太严酷，才可能维持那份家业。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的土地大多是私有的，土地交易当然有凭借权力强买强卖的现象，但多数土地买卖是基于双方自愿的交易。而由于人口繁殖过快，土地有限，一家要扩大土地占有量是艰难的，省吃俭用还要运气好，别碰上天灾人祸。他们有了土地后，被雇佣的工人并非丧失了自己人身权，因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生产效果依赖于劳动者的自觉，对地里干农活的人不可能拿着鞭子让他卖力，所以地主必须笼络好长工，才可能使土地有更好的收益。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地主和富农都生活在熟人社会里，熟人社会里道德伦理的约束力是很大的，李逵上了梁山面对陌生人很残暴，回到老家的村子就成了规规矩矩的李铁牛，何况一家子长期生活在某个村子的地主?他们必须要有个好名声，才能保证家业兴旺。

　　笔者小时候，当过长工的爷爷常给我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说他给一个同族的地主抬轿子，这个地主知书达理，是民国政府的一个区长。只有过村庄时这个地主才坐上轿子显示威仪，而在山路上他下轿步行以减轻轿夫负担。土改时这个地主被枪毙了。第二个故事是爷爷租种另一个地主的田，秋收后地主来收租，我家太穷没能力办好饭菜，我爷爷又冲撞了他。地主一气之下发话要退佃，可是退佃后没有任何其他佃户租种那块田地，不想田地撂荒的他反而求我爷爷再接着租种。

　　听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受着阶级斗争的教育，以为第一个地主是假仁假义欺骗爷爷，而第二个地主向佃农服软我觉得多半是爷爷吹牛。现在我再回想这两个故事，才相信爷爷所说不虚。第一个地主他是我们宗族的佼佼者，他需要得到乡人的尊重，他必须施仁义于乡人。他后来被枪毙让我爷爷很是不解，认为错杀了这样一个好人。第二个故事让我明白，再混账的地主也要尊重民间习惯法。东家是不能随便退佃的，否则的话整个乡土社会的秩序将会混乱不堪，因此长工一句顶撞而退佃不会被民间习惯法所容，哪个人不知趣接着租种将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

　　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地主客观上扮演了阶级剥削的角色，但是有时候，地主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某支力量。只是，或许是为了宣传需要，多数如朱开山那样的地主形象被屏蔽了，少数如黄世仁那样的地主成了整个阶级的形象代表。

　　上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多灾多难的世纪，经历那么大的灾难，并未产生《汤姆叔叔的小屋》、《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小说，产生《乱世佳人》这样的电影。分析地主的形象被标签化，或能窥见某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