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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豪放

时间:  2024-04-14   阅读:    作者:  张 炜

  自诗人“大江东去”一出,“豪放”的印记也就再也揩擦不掉。然而何为“豪放”,今天却常常蒙昧不辨。其实“豪放”并不等于大言,更非中空之嚎唱,而是于辛苦自持中的默默坚守与安抚,是笃信和自省,是谦卑和践行。狂言大语之嚎吼与“豪放”并无干系。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野蛮和放肆,一些无根无柢的铺陈,常常被视为现代之“豪放”的标本。无知无畏者不足以豪放,事事精明的机会主义者也不足以豪放;有恃无恐的人不足以豪放,仗势施悍者不足以豪放。“豪放”远非“风格”二字可以概括,而是源于生命深处的勇力和气概,是知者之勇和果决之心。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谈道:“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如果对于兄长的这种鉴定还算恰如其分,那么这也是某个侧面的苏东坡,然而却是真实的。他必得一说、一吐为快的性格,许多时候是清晰无掩的,这就使他有了人生的劫难,因为他“不顾其害”,但“终不以为恨”,这才是一种真“豪放”。几次置于大险境而能脱身,几次置于大死地而能生还,这其实正是人生的“豪放”内容。

  一个世俗世界的攫取者会将自己视为最大的胜者,他们得意洋洋的宣告哪会有一点豪放之气?在苏东坡那里,“豪放”而能“虚无”,这不是非常奇怪吗?“虚无”在这里又有了新的内容,因“虚无”而“豪放”,“豪放”也就具备了别样色彩。人生不过如此,“一樽还酹江月”的思绪,也许是通向形而上之思的最近路径,但如果没有包含更复杂的内容,没有将整个生命做以注脚,也有可能化为廉价的叹息和呻吟。这就像那些“豪壮”却也“中空”的大话一样,一时颇为唬人,但冷静下来,又会觉得它们因缺乏翔实而密致的人生内容、缺乏源自人性深处的悲悯,而变得干硬和空洞,产生出一种令人拒斥的虚伪气息。

  比较起来我们更愿意相信那些能够品咂生活、深知温情与暖意的人,那些懂得羡慕和留恋的人,他们将这一切朴实自然地流露出来,而非一味掩饰自己的软弱和恐惧。在无比悲苦之境,在浩叹之余,还仍然能够挂记“小乔初嫁”的人,这样的“豪放”才有些根柢,也更为可信。

  文气的长与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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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之法有时会被简化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人们对于这样的说法已经耳熟能详。“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是我们所见到的苏东坡的主张。这些论说似乎是为文的不易原理,其实也是文章长短的依据。但这似乎不可简单地理解为文章需要容纳的文字数量,不仅指有形的体量,而是其他。古人曾经提到了“文气”一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文”与“气”的关系,认为气弱则文短,气壮则文长。一旦失去了为文之“气”,文字再长也是僵死的枯木,是徒具其形的东西。

  说到文章之长,这里要说到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书》。由于新旧党争日趋激烈,他不得不向朝廷上书,那篇著名的奏章竟然长达万言。万言古文,实在是太长了,而且是对皇上说话。苏东坡的“气”该是何等盛,又该是何等长。这在那个专门的语境中尽管情有可原,但还是犯了大忌。由此观之,苏东坡的“文气”远远超出常人。他让我们想到了法国大作家雨果,他在反对小拿破仑独裁政治的斗争中,下笔千言力扫千军,一部《小拿破仑》简直是一挥而就。诗人在这样的时刻,胸中正义充沛,勇气倍增,当然文气浩荡。古人所讲的“浩然之气”是指生命之气,它注定会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文气。“轼闻天下所少者,非才也,才满于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气也!何谓气?曰:是不可名者也。”“故凡所以成者,其气也,其所以败者,其才也。气不能守其才,则焉往而不败?世之所以多败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论其气也。”(《上刘侍读书》)这里的“才”虽非论断文章,但道理仍旧相通。如用在作文方面,“才”更多指文辞等技法层面,指辞章结构,指能力;而“气”则是生命的中气,是指内在的力量,它需要德性的支持,关乎伦理,是一种仁与善的关怀力,它们无所不在。机心越大,气概越小,这时候费尽心机也一事无成。

  苏东坡在这里谈论的是人间大事,实际上何尝不是在谈论文章。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斑驳繁琐堆积而成的文字,它们经常是败笔。因为这中间没有文气灌注,没有让一种执着向前的生命力挽起所有的文字,共赴那个目标和使命。这样的生命之旅没有发生,所以文章所描绘的世界也就是一次虚衍的描摹。真实的世界是生机盎然的,有蓬勃生长,有各种声音,有扑面而来的风,有时间的更迭流逝,有白天和夜晚,有阴晦也有强光。

  我们面对“文气”二字会觉得虚幻,因为它们无形无迹,也只能去感受。它们存在于感知的范畴,离开了一种情境,也就无以琢磨。一篇文章如此,全部文章也如此,人生的一个段落和全部的生命旅程也都是如此,都有气的流通灌注,都有它的充盈盛大还是淡弱消逝的不同。人的一生好比一篇大文章,由许多段落组成,铺陈和写就都需要气,直到终点。苏东坡活了六十多岁,按照现代人来看不算太长,可是当我们看到这六十多年的生命空间,每一个角落都那样饱满充实,又会觉得这样的生命之气是极为充沛浩荡的。正因为这种生命的气流往复激荡,剧烈旋转,经历了无数的境域,才开拓出如此阔大的空间。

  物体移动的速度与时空是有关系的,当它接近光速时,时空会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这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中得到了一种精妙的解释,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极度晦涩,专业之外的人根本无法理解。按照中国传统思维的解释,速度一定要来自于“气”,“气”是一种推动力和落实力。在这里,诗人苏东坡也许拥有非同常人的“加速度”,这“速度”使他的“时空”发生了改变。这里不过是借用爱因斯坦的理论,聊作一次望文生义的想象而已。总之我们无法用通常的凡俗的眼光去判断一个奇绝的天才,他的世界里正在发生一些不可理解的事情,我们难以说清,更无法讲得条理分明。他的文气最终驻留,就像万物有开始也有终结一样,一切都凝结在文字中。面对这如同大河入海的东坡全集,我们尝试进入,感受一种热度、一种冲击。这里面有速度有光色,逼近我们,让我们久久徘徊或穿越而过。是的,我们只能用“气”加以表述,它们原来弥漫于苏东坡所有的文字之中,弥漫于他的整个生命世界。

  苦难和艺术的高点

  艺术与苦难的关系总是很近,起码是相距不远,许多时候这二者毗邻而居。一般来说,某一种艺术总是跟随在苦难之后: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彼得拉舍夫案件之后的创作,比如“大江东去”的豪唱以及前后《赤壁赋》与“乌台诗案”。从南海这样的人生大劫归来,预想中应该有极特别的呈现,可惜上苍轻轻按下了终止键。若非如此,一切又会如何也只有想象了。苦难的高点和艺术的高点会有错位,通常是苦难在前,而艺术随后。但在苏东坡这里,它们好像离得更近,他的苦难绵绵无尽,一个又一个的高点也就接连耸起。原来人生苦难层层积累,艺术也是这样:由一点一滴积成一个水潭,又连接扩大成一片平湖,最后变得苍茫无际。

  苏东坡的生命质地决定了自己的命运,而一生的苦难和幸福也由此决定,二者显然有着同根同源。这样的一个人就必会迎来这些苦难,同样也必会获得意外的奖赏,时间将给予一切。他在朝堂之上冲决一搏的激情和勇气,当然也不会在艺术中缺席。“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黄犊走却来,海阔山高百程送。”“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由有书相庆也,因用其韵赋一篇,并寄诸子侄》)衰老之期投向荒蛮阴湿之地,苦难重重的海南岁月开始了。他像一头老牛,对于频频抽打已经无动于衷,四蹄正深陷淤泥中。在这样的时刻,诗人谨忠诚于自己的文字,平生最为喜好和擅长的一副诗笔,此时派上了用场。这时候的一支诗笔就成为坎坷之路上唯一的拐杖了。

  苏东坡最后一程留下的文字与前稍有不同。他也许对自己有了更高的期许,开始将一生追求的治世之用和朝廷事功看得淡远了,而把文章之事看得更为实际和重要。这样的一种生命自觉和艺术自觉重叠起来,实在是太宝贵了。尽管有点晚,但它们还是到来了。所以这就让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一生为什么最为看重“三大著述”,即父亲苏洵的嘱托。这在大苦大难的黄州之后才真正着手,从此著作心变得庄重起来。我们可以想象,他的人生主业在这里变为经营文字,用来写作这三部大书的时间,一定远远多于日常的酬唱和应答。那些艺术文字大多来自一时兴起,算是妙手偶得。没有这样的“妙手”哪有“偶得”,哪有一生激流高涌的艺术。

  这样的时间和空间、这样的精神创造,与其他的文字事业相加一起,还有大地上的辛苦耕作,所有这一切组合成他的“黄金岁月”。那些将这种不堪的生活强加于诗人的政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样的曲折和痛苦正成为一种助力,奇妙无测地成就了他的思想与艺术。他们不知道一个杰出的人物辗转于风雨泥淖之中、于奋力挣扎的喘息间隙,还会有这样精彩绝伦的表现。在黄州,诗人未及揩拭一身泥水即经营另一种生活,此刻是贫乏的物质和富饶的精神,后者援助前者、弥补前者。也时有物质的改善,它们是朴素的真味,是辛苦换来的口腹之乐,伴着陶渊明初获豆黍的那种欣悦。自己造酒,自己种植,脸色黝黑,身上挂着大瓢,走起路来咣咣作响。

  这是人生舞台上的另一番演奏,这样的演奏已经远离了庙堂,庙堂比起高天旷野还显得狭窄,那里的天花板再高也是低垂而压迫的,看不见星空和湛蓝的天宇,所以难以飞向梦想。他回到了一个以天地为庐的大居所,从此可以放肆地生长。就在这里,他攀上了诗与思的最高处,那是穷尽一生才能达到的高度。

  实与虚的统一

  一般的写作者,受文字体裁所限,从一篇一部的开始就确定了实与虚;而苏东坡却不是如此,他一生的写作大致是以实为基,虚在其中,最后实为主导,让二者统一起来。由于他的文字大多是记录生活,比如应酬和记一时一地之事,最后却总能浮想联翩,甚至进入恍然之境。《自径山回,得吕察推诗,用其韵招之,宿湖上》《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有美堂暴雨》《听僧昭素琴》《月兔茶》《薄命佳人》《春菜》《与王郎夜饮井水》《安国寺寻春》《送牛尾貍与徐使君》《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新酿桂酒》《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发而寝》《谪居三适三首: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无数酒宴答谢,为美人写下的小令,月下徘徊的绝句,无一不是实景实物有感而发,但最后却让自己的文字牵引,越走越快,直走向遥远和虚渺。从地上到天上,从眼前到远古,诗人的精神遨游实在远阔。

  如果说古往今来人事多有重复,经验不停交叠,那么虚与实也是这样呈现的。虚幻的笔触不是风格,而同样是生命的写照。苏东坡的诗文大致是大虚大实的结晶,二者都做到了极处和好处。“故人年少真琼树,落笔风生战堵墙。端向瓮间寻吏部,老来专以醉为乡。”(《次韵赵令铄》)这里写到了文与酒,写到了以醉为乡的情志,很像陶渊明的“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拟挽歌辞三首》)。像“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也像“竹林七贤”的沉溺。东西方的嗜酒者太多了,他们难以忘记醉酒一刻的美妙感受,仿佛身处异乡。诗人身心处在“异乡”,最终却仍旧还要归来,这就是实与虚的统一,是人生道路,也是文章作法。

  人们津津乐道于苏东坡的“豪放”与“浪漫”,常常将那些诗笔记事、极为具体和现实的文字忽略不计。但它们所占比例之大,历经时间之久,是非常触目的。另外,即便是狂放高远的飞翔,也是从现实的泥土上开始的。如果读者能够想象作者怎样按住现实之弦,寻觅和弹拨,这场倾听要真切得多。现场演奏与播放录音当有很大区别,我们不妨认定自己已经来到近前,正亲眼看见演奏者的神采风姿:怎样拨弦,怎样俯仰,渐渐沉浸其中。是的,他因沉入而陶醉,双目低垂无所顾忌,好像在喃喃自语,又好像忘乎所以地抚弄。我们不知道他的思绪飘到了哪里,视界模糊,与诗人一起进入了忘我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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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听这场千年吟哦,就好比经历一次次现场演奏。我们时刻提醒自己,这是另一个时空中的声音,不过是勉为其难地挪到了网络数字时代。我们要尽可能地循着时光之弦回返,踏入那样一个物质和现实的空间,与诗人一起去吹拂千年古风。作为现代人我们很快发现,这风中没有化学的气味。还有,这场演奏的所有信息都记录在纸上,使用了毛笔。今天,它们将要接受数字化处理,储存到一张小小的芯片中。至此,宽阔的历史和繁琐的古代、另一个时空的现实,连同无数细节、短促和冗长、低沉和激越,经过现代科技不可思议的压缩,化为一张若有若无的薄片。从象形符号到阿拉伯数字,化实为虚,轻飘到了无痕迹。在时光的深处,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不,它发生了,它正在演出一场个人与时代的悲剧。

  汉语的深处

  在苏东坡的诗文中,汉语典籍已经化为有机部分。它们无时不在使用、转化和翻新,所以要用今天的语言便捷顺畅地译出,简直是不可能。其实这是步入汉语纵深地带才有的特征,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华文明的体现。有时候我们颇费言辞仍不能阐明,只好默默领悟。汉语好比一片海洋、一片莽林,它有边缘、有中心,苏东坡不过是走到了最深处。而我们处于高科技时代,正变得极为匆忙和浮躁。我们今天踏上的路径不过是从汉语的深处走出来,走向不求甚解的边缘,而后失语。我们正在走入全球化的语言平均值,固有的深度和个性都在丢失,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减。就文学审美而言,这是令人极其悲观和沮丧的。全球化对于艺术,特别是对于语言艺术会有怎样的影响、最终走向何种结局,还需要在行进中慢慢观察。

  我们今天所强调和希冀的,不过是让自己具备感受苏东坡辞章的能力。这也是面对所有汉语典籍的一种祈祷。现代读者也许要感叹于蜂拥而至的书山墨海、文字的丛林、铺天而来的信息、各种形式推送的娱乐方式、删繁就简的视听享乐、急不可耐的碎片化选择。摧毁精神味蕾的那些可怕的污脏和俗腻、无法排拒的泡沫的围拢,已经将数字时代的人紧紧包裹。我们的整个身心都在沉没,最后落于怎样不堪的底部,谁都无法回答。这样的一种恐惧是现代才有的,但它的端倪其实从很早以前就已经显露出来。

  几百年前,在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巴黎,由于各种娱乐形式繁多,书籍形形色色数不胜数,大作家雨果和左拉都遇到了文学和诗即将消亡的质疑。几百年过去了,一切当然没有那样悲观,诗仍然存在,虽然时而低落时而高亢,但一直存在。令人震惊的是一千年之前甚至更早,古人也曾遭逢过类似的质疑。苏东坡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一文中写道:“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可见在北宋时期,各种记录形式已经把汉典堆积如山;不仅是文字,还有图像,在当年都极易得到。苏东坡非常忧虑:自秦汉以来,著书的人越来越多,纸张和文字笔画一天天趋于简便,因而书籍也日趋纷繁,读书的人没有哪一个没有书的,然而读书的人却越来越不认真,这是为什么?他接着说到过去:“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

  苏东坡提到的那些“老儒先生”所做的事情,自己何尝没有经历。在父亲苏洵的催促和要求下,一部《汉书》竟然抄写了两次,后来年纪已经很大了,又再次抄写。可见这是怎样的珍惜典籍,又是怎样的一种学习态度。他谈到眼前的事情:“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可见与当今的忧虑多么相似。原来在北宋时期,诸子百家之书已经达到了“日传万纸”的地步,一个人要想得到它们简直太容易了。这种物极必反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在网络数字时代,我们正享受前所未有的检索和阅读之便,环球信息可在瞬间罗列眼前。对于现代人来说,这当然是空前之惠。但由此而带来的负面作用可想而知,如果想到苏东坡当年的忧惧和警示,就更可以理解。我们正在加速远离和滑脱赖以生存的文明母体,走向边缘和反面,等待我们的恶果又何止于当年十倍。看来现代人的“束书不观”才刚刚开始,他们借助于数字搜索技术,认为一切皆唾手可得。由此以来又何止是“游谈无根”,而直接就是轻浮的过客,是空心人,诗与思、真理与谬误,所有的一切都与我们了无干系。冷漠变为常态,我们成为知识和思想的势利之徒:用则寻,不用则弃。它与我们的情感,更不用说心灵,真的不再有深刻的联系。所以有的人曾自傲地展望未来,说从现在开始进入了“硅时代”,已经没有、也不再需要“大师”了。理由是一切应有尽有,检索方便,不必依赖一个“大师”的头脑。在他们眼里“大师”不过是一间堆积数字资料的仓库,而不是一颗伟大的心灵。

  曲尽宜重开

  到了北宋苏东坡这里,我们会觉得诗词实在已经唱尽,对他和同时代的优秀诗人们来说,那简直是随手可为,拈来皆妙,诗词一路真的走到了尽头。苏东坡化千古为一炉,运用自如,随意组合构造,连通常不可入诗者也被锻成妙句:“磨刀向猪羊”“平生批敕手”(《送顾子敦奉使河朔》),“西邻椎瓮盎,醉倒猪与鸭。君家大如掌,破屋无遮幂。”(《岐亭五首·四》)“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五禽言》)“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秧马歌》)“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一》)“瓦盎深及膝,时复冷暖投。明灯一爪剪,快若鹰辞鞲。”(《夜卧濯足》)猪、破屋、破裤、屁股、牛屎、瓦盆洗脚、剪脚趾甲等,一概收入诗中。而“磨刀向猪羊”和“批敕手”,皆是当时屠宰行业中的专业术语。“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南宋·朱弁《风月堂诗话》)苏东坡自己也说:“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南宋·周紫芝《竹坡诗话》)古汉语诗词在他这里已经化为绕指柔,作为一种形式,一种音韵,许多时候真的成为一种惯性和常态。后来白话文兴起,有人不断诟病新诗,就因为仍然沉迷于古人,以至于将其当成永远的参照。岂不知那样的一种音韵和色彩已经堆积太多,窠臼太多,只等现代人没完没了地重蹈。

  有时候我们面对那些古诗词的仿制与再造,不禁长叹:这样的声色口气已经太多了,它们成山成岭,辉煌璀璨;作为语言艺术的明珠,正泛出永恒的灿烂光色。我们每每将其作为不可更易和超越的范例,已没有多少理由和耐心重拾它们的声腔。这让我们想起新的时刻正在到来,曲尽宜重开。

  新诗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五四”白话文运动、新诗的产生,只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的起步甚至是可笑和稚拙的,如“拉到内务部西”(胡适《人力车夫》)之类。可是我们最好不要笑,因为任何事物迈出第一步都是难能可贵的。后来西方译诗不断化为汉语白话,西风强劲,终于走到了今天的现代自由诗。但是新诗的未来之路怎样走,仍是悬疑。我们处于两难之境:既返回不到古诗,也放任不到散文。一味模仿西方译诗自非长久之计,因为总不能如此狠绝地割断自己的诗史。就在这样疑虑和困难的时刻,我们一遍又一遍看苏东坡。结果是倍加困惑,因为苏东坡当年也面临了类似的窘迫:时至北宋,无比丰厚完美的吟哦已经堵塞所有的路径,既无法超越也无法回避。

  天才的苏东坡如何应对?我们看到他正以百倍的自由、十倍的放松,再加上非同一般的谦卑,永不气馁地尝试下去。他拆解,熔炼,把传统变为流质,而不是作为硬块去吞食。他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引起阵阵诧异。

  宋代之后,诗词不过尔尔,一路下来产生了小说和散文。就因为有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这巨隆的积累将诗路堵塞得好紧,人们徘徊,积蓄勇气,只不知另一场盛大的演奏何时到来。我们有时觉得苏东坡就是一个集大成者、一位终结者。他是词的创新者,而后又有辛弃疾和陆游。或者苏诗成就离前人还有距离,但是苏陆辛三位大师已经把词写尽了。如此一来,诗词相加,几无他路,现代人走到了最困窘的时候。我们取来苏东坡这样的大游戏者诸多方法,试着像他一样顽皮、贪婪、不拘一格,像他一样冲腾和跌宕,并有类似的勇气或加倍的悍气,能够实现一次突围吗?

  问题是我们面临了一个数字时代,这片光阴里还会产生苏东坡那样的生命吗?即便是那样的生命,还会得到他那样的舞台吗?

  无论如何苏东坡都是一桩个案、一个千载难逢的宝物。让我们好好收藏他、爱护他,以便能够让其永远地陪伴我们。在数字时代一阵猛似一阵的疾风骤雨之中,他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兄长。我们紧紧盯住他的背影,最好能一直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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