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很强的诺贝尔奖“情结”，这种情结的表露方式比较复杂，这是由中国人的“国民性”决定的。

　　具体说来，中国人对于物理奖、化学奖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诺奖”，是很希望得到但事实上又不可能得到，并且对于别人批评中国只会说封建时代的“四大发明”，而进入社会主义后对世界科学发展没有作什么有独创性的贡献，则表露出愤慨但又不可能很硬气的态度。于是有一年当华裔钱永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中国媒体在宣传上则极力强调是“钱学森的堂侄获奖”，这是诺奖情结的比较直接的表露，但这很可笑，这就和以往“娱记”们报道孙海英就一定要说“吕丽萍的老公”，而报道吕丽萍则要说“张丰毅的前妻”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并不是依附于另一个人才获得名份。如果是谈起亲属关系，你可以说这个人是那个人的什么，但报道事业上的成就却去强调他是某个人的什么，则显然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好像他的成就的取得是靠的另一个人似的。更何况这个人和另一个人是在两个完全不同制度的国度里，这么扯的意思是什么呢?中医学家屠呦呦因发现治疟特效药获得美国纽约拉斯克奖，新华社喜形于色的报道：“距诺贝尔奖仅一歩之遥”。而中国人对于诺奖中的“和平奖”基本上是反对的,甚至提出抗议。对于诺奖中的文学奖，中国人的态度也很复杂。最先的时候，作家王蒙等人似乎就能得奖似的，有一个团体一直在年年给王蒙往瑞典文学院提名，王蒙也高兴但也忐忑：“谁知道老毛子怎样想呢?”终于并没有得到。王蒙的态度应该说正常：希望得到但能否得到不能肯定，对诺贝尔奖显然还是尊重的态度。而后来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老是得不到的情况下转而说“诺奖也没什么了不得”。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比如成一盘葡萄，但享用者只能是一位，这样许多人得不到其实也正常，事实上很多著名作家都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都很尊重诺贝尔文学奖。但中国人就不一样了，吃不到葡萄就干脆说葡萄是酸的。也是一种自尊心吧。几年前国内媒体报道《收获》杂志社说“诺奖也没什么了不得，我们自己也可以设一个”，准备创设一个奖金达百万元中国的“诺奖”。只是几年过去后此事并不见下文。

　　细想一下，中国真能搞出一个“诺奖”来吗?

　　首先我们想想，诺贝尔奖是怎么来的。它是瑞典科学家诺贝尔在他逝世前宣布把他的庞大的遗产设立这一奖项用于褒奖在物理学、化学、生物与医学、经济学、文学、以及维护和平这六个领域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当然，无论诺贝尔的遗产多么庞大，它只会越用越少，但设了个理财机构“诺贝尔奖基金会”，把诺贝尔的遗产用于各项投资，如房地产、制造业啊，不断创造利润，每年把利润用于奖励，而本金可以不动。从诺奖金额一年比一年高，就可知基金会的运作很成功，利润年年增长。

　　如果说《收获》要设一个百万元的文学大奖，它通过找企业家捐资来筹集这笔资金那不难。然而，筹集的这笔资金我们即使假设很庞大，它总还是越用越少吧，除非也设一个基金会来运作，而且这个基金会必须是有投资人才的机构，不是官僚的行政机构，能夠从本金中创造出利润的，这个奖才能维持下去。但在中国，能办到吗?不是说中国没有理财高手，但理财髙手正忙于各人自己发财，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么也是“初级阶段”，而且是“全民都想经商”的态势，哪个理财高手会不种自己的田来给你创造利润用于奖励文学呢?这个基金会就极可能是个官僚的行政机构，钱只会越用越少。用完了又去找企业家捐资么，别人捐一次可以，老要别人捐哪谁干呢?

　　所以目前要在中国设一个像“诺奖”那样的奖，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再者，真正的文学诺奖是世界性的奖项，不分国家、民族，以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而这一点，目前中国也不可能做到，因为目前中国还没有接受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标准，焉能做到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标准来褒奖作品?

　　如果《收获》有一天真的设立了一个像诺贝尔文学奖那样的奖，那一定是在遥远的未来。不过到那一天，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作家已不是不可及的了，中国作家一旦被解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就能夠写出真正好的作品，那时一定会有中国作家已经获得诺奖了，哪中国还有必要再设自己的“诺奖”吗?

　　说到底，所谓中国文学“诺奖”那只是“某些中国人”在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现实中聊以自慰的一个画饼罢了。

　　为什么说是“某些中国人”呢?因为大家知道，其实中国人在2000年就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高行健57岁时还是中国作家，那时他已经在创作《灵山》，《灵山》写的也是中国的生话，只是在法国出版的，三年后他获得诺奖，怎么不是中国人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只是不是体制内中国人获奖，而是体制外的中国人获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