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五、六十年代及文革中创作的所谓“红色经典”，如今以重排、重拍的方式复现于舞台和荧屏。如《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等“革命样板戏”，其对历史的反映和描述，到今天是否还能完全站得住脚，有不有偏颇之处?值得置疑。而其人物“高大全”的创作手法也是不可取的。它们产生于那个年代是那个年代的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重复这一切，而且是原封不动地重复?这是反思教训，还是坚持错误?

　　产生于文革的“革命样板戏”，是和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以此迫害文艺工作者相随的，是和批判“写中间人物”，批判“不要把英雄人物神化，英雄人物也在生活中，也会有缺点”相随的。如今把“样板戏”原封不动的搬出来，实质上是对文革“抽象否定”之下的“具体肯定”，让人们在回味自己当年的青春时，竟无意中产生一种对于那个极左年代的怀想和甜蜜感。

　　以重拍的方式复现于荧屏的“红色经典”数量更大，而新近的是《洪湖赤卫队》。这些“红色经典”产生于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当时产生也未必是正确的，人们都记得刘少奇当时有这样的话，大意是：新的政权建立起来后，阶级斗争就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国家的主要职能是组织社会生活。就是搞建设，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好。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把国家引向落后和动乱，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可见这些宣扬“阶级斗争”的红色经典在当时也并不代表着正确思维，只是在当时的左的思潮下有其产生的缘由。而时至今日，这些所谓“红色经典”既不是正确思维，在当代“民主和发展”的历史潮流下也没有继续重复下去的理由，为什么要那么热衷的拿出来重拍呢?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只能起到煽动以往的仇恨，不利于全民族和解的负面作用，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尴尬的创作

　　《大雪无痕》是国内首部“反腐小说”，它某些经验为后来的反腐作品的作者所继承。因此剖析一下《大雪无痕》是必要的。《大雪无痕》的作者陆天明还是想说点真话的，瞧作品中苏大夫这个人物，他对受害者廖助理说：“举报有什么用?你以为举报了就再没有腐败了?根子不在这儿!”这是话中有话的，大家都能听得懂。腐败的根子在哪儿?在于专制体制。社会没有权力制衡机制，政权失去监督必然腐败。不肯放弃专制体制，那么“反腐”就不过是隔靴搔痒，同时还要利用“反腐”来为自己唱赞歌。所以《大雪无痕》中干坏事的都是“副”市长或“副”书记，而“正”职是好的，代表着党的光辉形象。但“副”的干坏事，“正”的却不知道那也有损党的光辉形象，于是让“正”书记到海南养病去。这样腐败就与党组织不相干了。腐败只是因为正职不在家才发生的么?那么正职腐败(媒体常有披露)又是谁不在家呢?腐败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要写这个问题就不能又躲着这个问题。陆天明想说点真话但最后还是陷入了老掉牙的编造套路，多么尴尬的创作!

　　后来的写反腐小说的作者为了作品能过关出版。都学习《大雪无痕》的经验，都在不正面揭示体制原因的前提下写反腐。而从根本上说，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