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写出作品，第一愿望就是能遇到一位好的编辑。我从文之始，就能遇到李国涛老师这样的编辑，是我数十年文学生涯中最幸运的一件事。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我厌倦了“文革”中那种八股式的公文写作，开始重新尝试写小说。好像是在这年冬天，利用假期，写出一篇小说样的稿子。那时多年在原平县委工作，能看到复刊后的《汾水》，但对其编辑部一无所知，也没有一次投稿经历。当时也没想投稿发表，只是在有文学爱好的朋友中传看一下，议论议论。在宣传部工作的杨满仓，“文革”前是写文学评论的，对省上文学界熟悉。他看过我的这篇稿子，说，还可以。并说，他认识《汾水》的一位编辑，也是写评论的，可以把稿子寄给他看看。

　　稿子是老杨代为寄出的。不久，就收到了退稿。这在我，也并不意外。退稿信，钢笔手书，写满了大半页。除简单说了稿子的优缺点，大多是对我的许多鼓励：你的基础还不错，应当继续写作，以后欢迎你多参加编辑部组织的活动，有新作品还可以寄来，等。署名：李国涛。这封退稿信，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有投稿经验的朋友说，退稿信常见的，就是张打印好的条条。我说，或许是看老杨的面子。杨满仓说，这位李国涛可不简单。如何不简单，那时我也一无所知。

　　这就是我与李老师的首次相遇。

　　1977年夏天，趁一次下乡的机会，又试写了一篇小说，一时想不出好的篇名，只好借了播种春小麦所用的一个农技术语：顶凌下种。也是先给有同好的身边朋友看了看。文友说，不错，比以前的强，应该再投稿。我就把这篇稿子寄给了李老师，因为我也不认识别人，也不太知道投稿的规矩。又不久，就收到李老师的回信，说这篇小说写得很好，决定刊用。又说，刊物从明年起，要恢复月刊，稿子计划放在明年第一期发表。这封信比上一封写得要简洁，却大出我的意外：对初习写作者来说，能第一次发表作品，总是意外的，连同惊喜。而对于我，第二篇习作就能发表，那时的确没有思想准备。

　　这年秋末，或者是冬初，我第一次应约参加了省作协组织的创作组稿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李老师。他比我想象的要平易近人得多，也简朴得多，但身上有种难以掩去的书卷气，言谈有外地口音，却也不失儒雅。我更暗自庆幸：这是位好打交道的长者。我怯于与张扬夸张者，或官场那种居高临下者，或精于自我装饰者交往。与李老师的首次见面，也挺平和的，他没怎么表扬我，我心中有感激，也不擅当面表达。他只是问了我的近况等，鼓励继续写作而已。

　　这次会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我省著名的老一代作家，第一次见到与会的几十位其他作家、作者。只是，一位都不认识。马烽老师在讲话中，还表扬我一句：据说，有一位新作者，叫成一，写了一篇不错的小说。我知道，这个据说，是据李老师说。

　　此后，这篇小说发表在《汾水》1978年第一期，还被放在头条。发表后受到热议，又获得了全国奖。1979年春天，赴京领奖，见到国内文学界的更多人物。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我当时真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当然，这一切，也意味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新的人生之门。但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敢于跨进这扇门，去走一条新路。也算是学语言文学出身，知道文学创作是靠才华才艺吃饭，一时成功容易，以之为职业，就怕很难称职了。何况还有形势使然，文学历“文革”荒废，当时复苏初兴，也容易成功。所以，从北京领奖回来，到省作协汇报的时候，当时主政的西戎老师曾问我，愿不愿意回作协来?搞创作，总归还是回来好。我当时受宠若惊，还是说：想在下面再呆几年。那时，我的理想，只是想不再为别人写讲话稿，能换一份较为自在的工作，而将文学创作当做一份业余的雅好。专事文学写作，真还底气不足。

　　事实也如此。得奖后，我给《汾水》写的第二篇小说，经两次退稿，三易其稿，才发表出来，质量也平平。这中间，多受包括李国涛老师在内的几位编辑的指点帮助。

　　后来，创作渐渐走顺，也依然不断得到李老师的指点和鼓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几年，我发在省内外的作品，他几乎都要过目。在他的“编稿手记”和评论文章中，多次对我的作品有认真的评点。还专就我的创作，写过几篇文章。最使我难忘的是，他曾应《延河》杂志的约请，亲自到我所在的原平县采访，写过一篇作家专访。在这次交谈中，他对我说，要想在创作上再往上走，还是回到作协较好。县里人文视野有限，日常能作相互有益的文学交流的人，更有限。的确是这样。那时信息通讯不发达，别的不说，想买本想读的书，就很困难。

　　经过几年的写作实践，不时有机会外出参加文学交流活动，又得过一些大小奖项，我对专事文学写作的信心，倒是也渐渐积累起来。这期间，从李国涛老师的信件、言谈、评论、评点等等中间所受到的启发，感悟，鼓舞，对我获得自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着诸多有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遇，我终于还是选择了专事文学写作的职业。

　　1983年秋天，我调回省作协，开始专业创作。从此，与李老师同在一个单位，朝夕相见，随时能得到他的指点，现在想来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几十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我的写作，大多作品他都读过。我每写出新的作品，也最看重他的评价。我每有一点长进或所谓突破，他都会表示出由衷的喜悦。就这样，持续到他退休了，后来我也退休了，他先老了，后来我也老了，可他的关注，我的倚重，依然没有变。我写出《白银谷》的时候，他已视力不济，还让老伴杨老师念给他听。2009年，写出《茶道青红》，他依然连听带看，读完全书，还又写了评论文章。退休后，我随子女在外地居住时多，不过，每年回到南华门，仍然要与李老师见一见，坐一坐，聊一聊。聊的最多，也依然是读书和写作，他依然关注着我的创作。今年5月，我有事回并，照例见了李老师，一起聊了很久。他虽已行动不便，但精神尚好，言谈间也依然可见他一向的博学和雅趣。

　　自1977年初识李老师，及今已整整四十年。四十年，能有这样一位博学儒雅，又对你的读书写作滋润不断的良师，一起走过来，真是太幸运了。

　　这份幸运，也不是我一人独有。自马烽那一代起，山西的几代作家中，由李老师发现潜力，激活才华，编辑出佳作，助力其走上文坛，功成名就者，不在少数。山药蛋派和晋军崛起，山西文学事业的这两次高潮，都有李老师的重要贡献。

　　都说编辑是替人做嫁妆。李老师在挥洒自如做名编的同时，并没有荒废自己的学问和才艺。他的《〈野草〉艺术谈》和关于鲁迅文体的学术专著，所显示出功力，并不逊于专事鲁迅研究的学术专家。他以高岸笔名发表的长、中、短篇小说，虽数量不多，却都是老道的佳作，一时惊艳文坛。晚年的随笔体文化散文，更强于常见的学者散文，似随意的千字文，都由饱学支撑，更有充盈的文采，散淡中溶有醇厚的意味。这非一般学者能为，也非一般作家能为。

　　编辑，学者，小说家，文史散文家，李老师在其中任何一项所实现的建树，都足以立身扬名于世了。可他将这许多建树散淡地集于一身，从未刻意以此将自己装饰的八面威风，或花枝招展。这是最令人敬佩的。

　　集这么多学问与才艺于一身的编辑，是何其难以际遇!反正我从文几十年，遇到编辑也不少了。对每一位编过我的文稿的编辑，我都是心存感激的，也都在交往中建立了友谊。只是，像李老师这样博学慈心、多才多艺、深深为其精当的文学鉴赏力所折服的编辑，很遗憾的没有再遇到过。

　　李老师有一篇随笔，名：“学人代有，斯文未坠。”他的一生，“总与书相关”，堪称承传斯文的一生。他虽平静地离世了，他承传的斯文会常留在与他相关的书中。

　　愿李国涛老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