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家胡同两边的榆树凡是人手能摸得到的地方，皮都被剥光了，像露着半截白骨头。春天，缀满树梢的榆树钱儿，比滑溜溜的榆树皮更好吃。仰起头，我经常能看见大榆树尖上像小猴儿一样窜来窜去的孩子。

　　那一年，我只能记住两件事：一个是叫斧头的孩子被豁了肚子。另一个是我们家里也有了一只小秤，正红色的秤盘。

　　斧头豁破了肚子的事儿，在我印象中只是一些片断。名叫斧头的孩子，从那么高的大榆树上掉下来，竟然没有多大的响声，也没看见血如泉涌。

　　我不知道那天是阴是晴，印象里童年的傍晚永远是晴的，我永远都趴在收音机前面。我在那一年的秋天上学，榆树生了榆树钱儿的时侯，我还是学龄前。我能记得我的手，正极熟练地旋转着我们家那台电子管收音机的旋纽，我在找“小喇叭”节目。突然，窗外发出一声闷响。

　　那声音的特殊，我一直能回忆起来，就像一个很沉的麻袋卟地掉在地上，先是很闷，闷响以后，有很短促空洞的顿挫声。放收音机的桌子紧靠着窗，窗外是一排大榆树和比大人稍矮一点的木栅栏。特殊的响声之后，家里立刻暗了很多。有许多榆树钱儿像下雪一样从树上落下来。

　　我看见窗外的木栅栏上出现了一团黑东西。有一只下垂的人手倒挂着，正一下一下抽动。我离它那么近，连几只手指头都看见了，那手指精瘦漆黑。我当时一定很害怕。在记忆里我是退到了很远，可能是靠在了日式房子的纸拉门上，然后，才看清树上倒挂着的是一个男孩，头和手脚都朝下。

　　有一段短暂的空白，嚎叫声才突然开始。那嚎叫是真正的凄厉。我记得我拼命往门外跑，非常非常害怕，一直退到了大门口。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们家门那儿放了一些拦围墙的铁蒺篱。我跑得太慌张，把膝盖划破了，现在还留着疤。出了大门，我看见了那倒挂在木栅栏上的孩子弯曲的瘦腰。这时候，有一只口袋从树上直落下来，也落在木栅栏上。口袋上面有两个洗褪了色的淡红的字;“面粉”。那袋子张开了口，落出一团团嫩绿的榆树钱儿。

　　树上有孩子变了声地喊：“豁肚子啦!斧头的肚子豁啦!”

　　榆树枝儿们疯子一样摇动。有几个孩子飞快地用腿夹着树干往下窜，然后蹬着木栅栏跳到地上。

　　当时我家里没有大人，胡同里也没有大人。那些年的胡同里，总是很空旷。我记得下过雨以后，我很喜欢在胡同里走，满胡同都飘着榆树内部美好的甜味。

　　靠着木栅栏的门，我看见了血!刚跳下树的一个孩子站在地上，看着斧头，大声地哭。又一个孩子从我面前跑过去，可能是去喊大人。

　　我没认出来倒挂着的孩子就是住在前街的斧头。他可能比我大一两岁，平常就是最顽皮的。

　　我看见了斧头的脸，那上面只有一张大嘴，大嘴里灌满了嚎叫。血流得并不快，像几条红细的小蛇，慢慢地绕着弯，顺着多年失修的木栅栏往地上爬。树的青甜味，在那个下午比任何时候都大。

　　叫斧头的孩子后来不嚎了，有一只胳膊沉甸甸地扑落下来，像脱光了皮又风干了的死枝。胳膊打落了面粉口袋。好像有人围过来了。

　　这以后，我已经跑到了电影发行公司的后院里。那儿距离大榆树有二三十米。院子里经常竖立着过期了的大块电影广告牌。我不记得我躲了多久。

　　一个戴白帽子的小脚老太太跑过来，我认识那是斧头卖冰棍的母亲。那年代卖冰棍的人头上都戴一顶白帽子。当时，我们胡同里有不少小脚的老太太。斧头母亲的一双小脚跑得像捣蒜一样。她肯定是一边跑一边嚎哭，但是我不记得她哭的任何细节了，只记得榆树钱儿四下里飞。斧子看见了他卖冰棍的妈，更加使劲地嚎：“疼啊，妈!”

　　围在胡同里的人马上给斧头妈让开了路，好像那么些大人，都没有办法，谁也不敢碰斧头。他们全都重复一句话：“哎呀，咋能把孩子卸下来?咋能把孩子卸下来?”

　　再后来，穿白大褂的医生背着白木箱子跑来了。

　　胡同里乱得全是人。来了一些我不认识的孩子，在人们的腿缝下面钻来钻去，往口袋里搂着新落的榆树钱儿。

　　再听见斧头喊叫的时候，他已经盖着蓝花棉被躺在一辆手推车上。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把他从木栅栏上卸下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从广告牌后面钻出来。

　　快往肚子上扣个二大碗!

　　我听见有大人这么说，又有一些人慌慌张张地去找碗。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扣碗，也不知道后来真的扣了碗没有。但是，把一只吃饭用的二大碗扣在肚子的伤口上，这个印象却一直让我记了好多年。七十年代初，我在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中看到了它的根据。在“肠脱出的战地救护”一节中，书上说不能把脱出的肠管塞回腹腔，应用饭碗或纱布圈扣在伤口上，防止压迫肠子。

　　很快，大人和手推车都没了，只剩一个孩子在地上拖着一只书包跑。那是斧头的书包，那书包瘪得跟空的一样。那时候，孩子们给附近的小学都起了外号：芷江路小学叫“紫茄子”，青岛路小学叫“青萝卜”。斧头是在“青萝卜”小学念书的。

　　那天，我划破了膝盖，又敞着门，扔下了空无一人的家，不知道挨了骂没有。

　　过了一些天，来了不少的人，把胡同两边露着白骨头的半死榆树都砍倒了。这些裸着体，但是还长着甜绿头发的树，躺在胡同里，很快就被人骑在腿下用锯一段段分解，能进肚子的进了肚子，能进炉灶的进了炉灶。胡同里又是一阵乱。真正害了斧头的那棵大榆树还活着，因为它不是街树，它长在我家南院邻居的院子里。奇怪的是，南窗前的木栅栏上，一点血迹也没留下。

　　没过了多少天，又看见斧头了。他敞着怀，肚子前面亮开一条长疤。他拍着精瘦的肚皮说：“缝了十几针，拽线的声儿都听见了，咝拉咝拉的!”

　　因为谁也没割破过肚子，大人、孩子们都经常要求斧头掀开衣服，给他们看伤疤。

　　一九六二年，给了斧头一条疤。它成了斧头的光彩，甚至威严。后来斧头凭着疤统帅了一大帮孩子，成了小的流氓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