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三岁以前住的地方，在解放前是租界区，日式和俄式的建筑夹杂在解放后建起的红砖房中，邮局和公安分局都有很漂亮的圆顶屋檐。在一个小孩的心里，我一直以为邮局和公安局就应该是那个样子，不可能知道是哪个民族的什么建筑风格。但是，大人们说的“老毛子”，也就是白俄的后裔们是能看出来的。从我们家向南走，再转一个弯，那邻街的楼里就住了一个白俄的老太太。

　　枪声跟铁锅里蹦豆粒儿那么热闹。那一年，我只能大概记得几乎没见过父母，不知道他们都去了什么地方。我听见枪声，就踩着暖气片向外看，那儿能一直看见胡同向南拐弯的地方。我想看见我弟弟，他总是能在外面捡到很多金黄色的铜子弹壳。他像集邮迷那样，是个集子弹壳迷。

　　我踩着暖气片，看见有人出现在胡同口，是那个白俄老太太。她又高又胖，披了一块缀满线穗儿的大围巾，像披着一块花花溜溜的桌布。她的头发黄白色，不像头发，更像一些硬麻。

　　那个场面我记得十分清楚。我看见她走得很快，步伐碎乱，就突然像不会走路了一样，那种走法非常好玩。这时候，有枪声响起来。我居然没能联想到她那么走，是怕子弹。

　　白俄老太太能讲中国话，但是舌头是硬的。只要有人请她讲俄语，她马上说几句，满嘴吐出绕着弯儿的羊毛卷儿，很好听。当我们这个最无名的小胡同里也贴满了大字报的时候，我还是到热闹繁华的地方看大字报。关于白俄老太太的大字报也有，说她是苏修特务，而且说她一天换一套衣裳。

　　不知道是“文革”前的哪一年，好像买粮食很紧张。星期天，我们经常跟大人们一起去粮店排队。我和弟弟都在粮店里看见过她。印象里大人们很有秩序，围着粮店里的米、面箱子绕了好几圈。大人的手上紧掐着口袋和粮证。粮证是硬纸壳的，带一条深紫色的边儿。大人们都不着急，像一些绿豆苍蝇，前后左右不停地说话。轮到谁买粮，谁就把脸凑到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小窗口去，大声向里喊，细粮多少多少，粗粮多少多少。我在队伍里看到了那个白俄。我离她灰白的脸只有几十公分的距离。我使劲地昂起脸，看她说话。我看见她红色的舌头那么软地打着卷儿。

　　因为认识她，已经看惯了她和我们不一样的脸色和头发，白俄老太太出现在胡同里，我一点也没感到新奇。那一年的夏秋两季，人们都习惯性地贴着墙跟儿走，走得很快，谁都知道流弹不长眼睛。

　　她正向着我家的窗口方向走，手里拿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尼龙丝编的网袋，每个孔都有鸽子蛋大，里面装满了老茄子。她紧贴着矮墙走。我能记得她走过那片明亮墙时的样子。她的头发全部飘起来，太阳光使它们不再像硬麻了，变得白亮松软。

　　突然，她的脚向侧面一拐，人紧接着瘫软着扑倒下去。好像她是要用力去扶墙，但是滑倒了。我们的胡同在那一年里到处都倒满了垃圾，那片墙角底下，已经成了垃圾场。她就摔倒在垃圾上，手里的尼龙丝袋子不知道怎么搞的扯破了，地上落满了茄子。我使劲想看清楚，把下巴正好卡在气窗那儿。我和她的距离可能不足二十米，我听见一些奇怪的声音。我想，她又开始说外国话了。

　　白俄老太太倒下以后，身体动了动。那胖身体伸展得很怪，很别扭。有一只鞋已经远离了脚，是一只很大很宽的布鞋。后来她在移动，好像是想离开垃圾堆。老太太不再动以后，我一下子看见在太阳照着的矮墙上，露出一片红，还闪着光亮。我听见我的声音：出血了!

　　我跳下暖气片站在地板上，从这个角度再看她一动也不动了。她移动过的地方，都是红的，有一只茄子都红了。到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明白，她是被子弹打中的。我只知道她出血了，我有点害怕，就傻坐在地板上。我想到我弟弟现在跑到哪儿去了。我坐在地板上大声地叫我弟弟的名字，我的叫喊应该有点变声儿了。

　　过了一会儿，我想那个老太太是不是已经走了。我再站起来，看见她的身体还在垃圾堆上，风把花围巾吹满了她的脸，她成了可怕的没有头、只有身体的人。

　　现在我回想，老太太的家面对大街，而副食品商店的菜站，在胡同和大街相交的拐弯处。她怎么会买了菜不回家，向相反方向进了我们这胡同?只有一个解释，她避开大街不走，是要躲子弹。

　　弟弟捡了很多子弹壳回来。他头上全是汗。他的童年可能只会跑。只要他回家，就把地板踩得咚咚响。一九六七年的他，回家经常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让我闻子弹壳里的火药味儿，有时候子弹壳里还保留着温度。那天很可能我也闻到了那种特殊的味道。我问他看见那个外国老太太没有，他说胡同这边躺了一个，胡同那边躺了两个。有一个小孩还在爬，刚爬一步就挨了一枪，后来不敢爬了，小腿还在跳。我记得他马上趴在地板上，给我学那种小腿的抽搐。

　　我说，外国老太太出的血也是红的。对这话，他一点不感到惊奇。

　　我能记起来的下一个场面是我和弟弟并排爬上了暖气片。我们的脸都卡在气窗那儿。我比他高一点。我们看见两个老头正在很费劲地抬那个白俄老太太，可能她太重了。她的头从花围巾里露出来，脸还是灰白的，并没有血。

　　我说脸上没有血，但是弟弟和我犟，说那老太太一定死了，死人才会那么沉。好像有人推了一辆手推车，老太太已经躺在车上了。那车轮上挂着烂菜叶子。车向相反的方向走，我弟弟学电影上的小兵张嘎，睁一眼闭一眼，向着推车的人瞄准。

　　我看见白俄老太太的身体在车上颠颠簸簸，灰白的脸一直朝向着我们，白得像一个作业本。

　　那个白俄死了，可能是被武斗学生们的流弹打中。那时候，枪都是乱枪，子弹都是流弹。谁能找得到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在我们家的西侧有几所中学。我记得他们的大喇叭里总在发表着什么“声明”。而晚上，枪声更密。有时候是真武斗，但听说更多的时候，那些学生高兴了就往天上放枪玩儿。

　　发生了这事儿，我仍旧没有想到，我弟弟去捡子弹壳是非常危险的。当时我已经十二岁，家里没有大人，可是我一直没拦住他往外面跑。

　　墙上的红血很快变成酱色，一直留在那儿。到了下雪，雪埋住了墙，垃圾再埋住雪，一层一层堆得很高。清洁工人都去造反，那些垃圾一直堆到第二年的春天。

　　第二年，我们搬了家。新家是在另外一条街上，再不是自己家独住一楼一院，而是和三户人家住在一起。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片的血，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当时我觉得死并不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