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吃苦是件光荣的事。

　　父母对我们几个孩子要求很严。我记得父亲很推崇一篇报告文学，篇名叫《开顶风船的角色》，里边有一个战士补袜子的细节。父亲指定我必须认真地看那文章。之后，他就让我学习补袜子。

　　刚上小学时，父亲发给我一双新的袜子，还有新的白布与针线。父亲已经把白布剪成了“补丁”块儿，让我缝到新袜子上。结果有几针缝穿了，将新袜子前后缝在了一起。第二个星期天，父亲特地买了一个新的“袜底板儿”。父亲明确地说，主要是改造思想。

　　当时，学校和社会不断地告诫我们：一个人必须要吃苦，不然，就会有不好的世界观。上中学后，从来没有过作业，后来就停课了。老师常常带领我们练急行军和战地救护，听忆苦思甜报告。生活中没有更多的苦可吃，我们要想方设法地去找“苦”。

　　几个中学生站在操场上，男女生界限分明地各站一边，互相也说话，但是绝不对望。我们的学习小组成立时本来只有住在附近的几个女生，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师说要反对封建思想，把几个男生也插了进来。那天，我们小组的全体成员在开会。我们商量着老师布置的暑假活动：怎样和工农打成一片?

　　在我的印象里，我们那间中学的操场是一个大酱缸，下过一场雨，不穿高腰靴子没法经过。

　　有个男生提议去学工，我记得他脑子很快。他说，他们邻居有几个中学生，前几天在铁道北“学工”，工厂很欢迎，马上让他们进车间参加劳动。他说铁北一路二路，他都熟，骑自行车去过，那一带一家接一家全是工厂。

　　大家都同意去学工。那个男生又提议，每个人回家都想办法借一辆自行车，全小组都骑车去。我们女生坚决反对，我们认为要吃苦，要改造思想，就不能怕走路。主张拉着队伍去，半军事化，像一伙军人那样。我带头反对，因为我不会骑自行车。

　　我忘了那个暑假学校对学工、学农的具体要求，是一次还是很多次?我只记得一天里发生的事儿。

　　天刚亮，在火车站广场，全休集合。每一个人都扎着皮带，背了书包，书包里是午饭。有一个女生还戴了几副白线手套，我试了试，太大，套在手上松垮垮的，是那女生她爸工厂里发的劳保用品。她说工人的手不怕磨，早已打了老茧。

　　开始，我们走得挺精神，女生在前，男生在后，是一队飒爽英姿、有组织的中学生，在马路上又喊口号又齐步走，引来了行人的注视。我平生第一次走了那么远的路。队伍经过了火车桥洞，在桥洞里喊口号，感觉声音被放大了几倍，特殊地响亮。队伍走着走着，开始松散，步伐不再整齐。我们从一队中学生变成了一群孩子。

　　路边遇上一个大操场，大家全主张坐下休息，一起问那个男生还有多远。我能记得他很滑头地笑，说快到了，只要再坚持一下。到了这个时候，他才透露，他将带我们去的是一些好工厂，专门生产好吃的。

　　我们发觉上当了，都站起来，说老师要问我们，我们怎么说!有人还说他是叛徒，有人说他太馋。大家说学工就是改造思想。

　　他所说的铁北，集中了城里几间主要的食品、糖果、蛋禽工厂，大家说他想借学工的名义，不花钱吃点牛奶、饼干和水果糖。

　　十几个人围攻他，他一点都不惭愧。他说，往回走不可能了。还学不学工了?要学工就只能往前走。

　　我们走到的第一间工厂，是蛋禽厂。工厂不小，有围墙。看见我们这些中学生走过去，守大门的马上出来，堵在门口。

　　他说，没有适合你们的劳动。

　　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带头喊口号：向工人阶级学习!

　　突然喊起口号，把那个工人逗笑了。口号没有用处，他仍然挡住门，好像怕我们冲进去。大家拍着书包说，我们自己都带了午饭!

　　那个看门的工人变得很严肃，说不行，最后不理我们了。我们只好离开了蛋禽厂。

　　这时候，已经没有队伍了。男生走在前面，女生故意拉开距离落在后面。我听见那个领路的男生说，蛋禽厂的工人个个都预备了一根细钢丝儿，给鸡蛋装箱的时候，看哪一只鸡蛋新鲜，用细钢丝儿使劲一捅，鸡蛋上就出了一个小洞，对在嘴上就喝了，然后再把鸡蛋放回去。

　　女生故意发出嘲笑声。我们都不相信工人能偷鸡蛋喝。

　　再往前走，空气中出现了稀稀的甜味的油香。我已经忘记了那几间工厂的顺序。我们又走了三、四家工厂，都是生产饼干、糖果的，马路上全是油香味。每一间工厂都毫不客气地拒绝我们，说已经有不少学生来问过了，他们不缺人。那些专门看守大门的工人，自以为已经看透了，以为我们是报着吃饼干和糖块的目的来学工。有一个人看见我们接近了工厂大门，马上就朝我们摆手，像哄一些鸭子。

　　越走越累，马路上混杂着更强烈的油香气。我记得我对旁边的人说，真让我上这种工厂上班，我可受不了，总闻糖和油，每天还能吃下饭吗。

　　继续往前走，已经没有了工厂的红砖墙。没有想到，城市被我们走没了!眼前起伏不平的，都是绿色的庄稼。

　　这不是农村了吗!我们都很惊讶和兴奋。这么了不起，我们从城里一直走到农村了。见了庄稼，重新使人高兴。我们向田里走，见到了一个农民。一个同学上前去问：能让我们参加劳动吗?我们已经被拒绝怕了。

　　农民比工人容易讲话，通情理。马上有人领我们进了一块苞米地，没有给我们任何工具。领头的农民告诉我们，在苞米芯儿里找虫子，找到了就把虫子弄死。

　　回忆不起具体的时间，估计那时候已经是下午;也忘记了大家在什么地方吃的午饭。

　　苞米正在拔节，几乎和我们的腰一样高，很壮。苞米叶子上的虫子，有一寸左右长，又绿又胖。

　　这种劳动男生觉得好玩儿，女生都有点害怕。幸亏带了准备学工用的白线手套。男生们隔着苞米叶，就敢把虫子直接掐死在里面。我们女生用树棍把虫子挑出来，交给男生处理。我记得那些男生把抓到的虫子集中起来，在地头点起了火，烧那些虫子，烧出一股焦肉味。

　　没有干多一会儿，天色就晚了。我们的鞋里灌满了土。这时一个农民扛着锄头走过来。他很随便地说：“行了，都回家吃饭去吧!”

　　走出了苞米地，才发现按早晨的走法，我们回到家，天肯定要黑透了。家里的大人会四处找我们。我们的手是绿的，腿是瘸的，头给太阳晒得昏昏沉沉。大家都坐在马路边儿不说话。

　　不知道是谁勇敢地到马路上截了一辆解放牌车。我们爬上了车箱，很快穿过了甜稀稀的味，看见了一个又一个不让我们进去的工厂大门，很快钻进了漆黑的火车桥洞。又是在火车站广场，我们下了汽车，身上还蹭了一块块机油。

　　估计我们向老师汇报时，一定说我们参加了“学农”劳动，锻炼了思想，从怕苞米地的虫子到不怕，学到了贫下中农的高贵品质;估计不会说我们被一间又一间的工厂拒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