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4岁，我时常幻想着长出一双结实的翅膀，从骆驼山油矿的山顶起飞，向着城市的方向。那时的我时常和班长坐着一辆四处漏风的皮卡车，穿过灰尘弥漫的土路，验收新架的高压线。绿色皮卡在山上左拐右拐，人在车里右撞左撞，车打了个急转弯，透过玻璃我看到对面山上的灌木，绽放着最浓的秋色。那条天然色带，铺满半个山坡，可惜藏在深山无人识。我回过神来想，纷乱的红叶和我的青春一样。

　　我们负责看护的线路杆塔架在山大沟深的地方，那里常年风雪袭人，吹得拴在山顶的黑驴睁着无辜的大眼睛狂奔。几百公里铁塔把电供至磕头机，磕头机上下扭着头，把原油从几千米的地下抽上来。班长和我一个姓，他从车上下来，从容地抹掉脸上面粉一样的尘土，从车上拿出来一堆设备，将长长的摇表导线连在铁塔根，我在验收单上记录数据之余，抬头看见他踩着小碎步，把摇表转得呜呜响。

　　验收完线路，胡吃海喝是少不了的。何班长的声音像炸开的炮弹碎片，能掀翻饭店的简易石棉板房顶;骰子扣在桌上像铁锤，震得玻璃杯盛满的白酒，洒出去一指深。在一桌人的车轮战中，他像冲锋的战士被击倒，又一次次勇敢地冲上阵地。在骆驼山喝酒，玩的是在陕甘宁盛行的游戏，道具用的是盖碗骰子，每人三颗，可以吹牛比大小砸金花，玩法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游戏时，着实吓了一跳。何班长连续输三杯酒后，絮絮叨叨地说起工作的困境，和他目前最需要解决的两地分居问题。靠着拖延时间，休养生息挥戈再战，这是他常用的战术之一。

　　我在这样的战斗中，很快偃旗息鼓败下阵来，借着上厕所，躲到石棉板房外。那时，我还没戒掉四块五毛钱一包的香烟。混合着尼古丁的劣质烟草，顺着我的鼻子飘在呛人的尘土里。天蓝得让人心疼。实在无聊，我给好友闫锋打电话。我们刚开始一起分到了油矿，记得他在干满一年后的第一个月，神秘地说：“我要解放啦!”他在银行找了一份听着体面的工作，穿皮鞋白衬衣吹中央空调。记得他给我说话时，我身上穿着厚厚的棉工服，脚上套着绝缘十千伏的劳保鞋，就像套在马蹄子上的蹄钉。那身打扮在我看来，和拴在山顶上的黑驴没有什么区别。电话接通后，听筒里传来的音乐嘈杂且有现代化气息，他在电话里面喊着说：“休假了来找我，你也应该体验城里的生活。”这样的开场白，陌生得仿佛我们从来没有在山上喝完酒，抱头痛哭过一样。我们已经处于两个世界，他有都市的生活。

　　17岁前，我从未离开过我的小镇。那是个没有游乐场，没有肯德基，没有手机网络，现在想来不可思议，我却过得安然自在。我拿着自制的弹弓，装一口袋石子，就可以一个人流浪半下午。那周围的山峁沟壑，小溪枯树，都留下过我流浪的足迹。我光着脚一块块抱起石头，把小河的水聚在坝里，等晌午吃完书包里的干粮，河里的水也晒热了，便脱得一丝不挂，跳进河里洗完澡，爬上柳树用细细绵绵的树枝搭个窝，避开烫人的阳光，美美地睡上一觉。我喜欢麦子的味道，也喜欢麦子摞成的麦垛，小时候麦浪被野风掀起来时，我们成群结队地在麦田里捉迷藏。那时的我，从未生出过离开村庄的念头，没有像在骆驼山一样，这么渴望逃离那个地方。

　　“你把城市的根据地打下来，我就来了。”我和闫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山里的日子不好过，没事就写写文章吧!”他说。

　　我下班后经常闷在宿舍，抽着烟对着手机屏练功。那个摩托罗拉翻盖手机，被我一夜一夜磨损得九个按键看不见字母。那时候不知道怎么给刊物投稿，写的随笔和感想都在网络空间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写东西，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真实想法。那些汉字，因为我幽暗的小情绪，长期隐居在虚拟空间。我经常看书抽烟听歌，听着呼呼的风吹得房角响起哨声，黑暗中我的影子在舞蹈。

　　何班长被人扶着从石棉板房出来，我不得不挂掉电话，爬进那辆汗蒸一样的皮卡车里。那时候，我喜欢读油田作家萧君的作品(这个名字据他后来说，是看完《呼兰河传》后改的笔名)，他笔下消失在关中平原上的旧事，细密勾勒的情节，都散发着久远的麦草清香。那些麦茬一样长长短短的句子，活灵活现的人物内心，都好像写我一般。读到心仪处，挠得心里痒痒地难受。要是能跟他见一面就好了，我总是这样想。可这对我显得遥遥不可及。

　　二

　　25岁的生日刚过，闫锋说有个朋友想认识我，我当时肩上背着登杆的脚扣，腰上绑着安全带，正在三十米高的电线塔上检修线路。

　　“为什么要认识我?”陕北高原上六七级的风，从我的嘴边呼呼吹过，把说出去的话拦截成碎片。

　　“她人不错，我把你的文章给她看了，她自己也写博客。”闫锋的这句话，好像有那么一刻触动了我的神经末梢。在那之前，我还没遇到过一个志同道合的写作者。在我们那个油矿，也有很多文化人，有书法家，有画家，有萧君一样的作家，可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打过交道。

　　“多多益善!”我说完后挂断电话，在那个杆子上检修了一个多小时，才颤巍巍地下到地面上。那几百根杆塔，每年春季都要检修，我们把这叫问诊把脉的春检。

　　一天的检修累得我万念俱灰。百无聊赖地掏出香烟，翻开手机，看到有个添加好友的消息。通过的陌生QQ，给我发来一条信息：“喜东东，还有一句查证才知道是你好的韩语。”这句问候，让我的神经跳动了一下。如果你也看过2016年的《请回答1988》这部韩剧，就会被片子里的温暖裹挟，这部评分高达9.8分的电视剧，那段时间让我神魂颠倒。

　　疲惫的夜晚，那个叫莫小七的陌生女孩，和我聊了一整夜。我们聊韩剧里温暖的情节，聊1988年这个我出生的年份，聊喜东东这个角色。两块手机电池耗尽，还意犹未尽。天亮时我不得不推开窗户，让宿舍里一屋的烟雾散到清凉的雾气里。

　　我们隔三差五在网上碰头，聊我的忧伤生活，聊她的明媚青春，可是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谈过文学，只是觉得她写的那些湿润的字能慰藉暗淡的青春。山上离银河近，晚上我趴在地上举着相机三脚架，为她拍星星的轨迹。调试相机参数时，不经意间闻见花香一丝一丝飘在盛夏的夜里，我点根烟抽着想她的样子，静静地与夜融为一体。山里的日子，总是如斑驳老墙上的青苔，似乎忘了岁月匆匆的步伐。烟头丢了一地，抬头看星星的方位变了。我把相机里导出的星光轨迹照片发给她看，好像捧着满天繁星送给她一样。

　　五月底，火车驶进她的那座城市时，华灯璀璨。在公交车上，车窗外射进的灯光，在她小小的脸上跳跃，让她的眼睛越发明亮。淡淡的香水让我俩之间的空气温馨。我们在黄河岸边挑选光滑的鹅卵石。那些细雨纷纷的日子，阳光明媚的日子，樱花开出满树重重叠叠的粉白花瓣，芳香弥漫整个城市。我们踩着城市的车水马龙，各自叙述自己的故事，穿过那个狭长的城市，跑遍所有的书店，凑齐一套漫画集《一只鸟飞走了》。那天下着雨，我俩撑着伞散步，她看见我又拿出打火机，便摸着我发黄的食指说：“你还这么小，抽烟比我爸都多。”那时候她抱着那套漫画集，大眼睛在雨伞底下充满了失望。

　　那些盛夏时光，美得让人眩目。但不知为何，美好的事物总是像午夜盛开的昙花一样。那次见面后，莫小七和我的联系，忽然变少了。悲伤无处告别，几米的那只鸟似乎要飞走了。那些夜里，我经常醒着，烟把嗓子抽哑了，音乐和眼泪一起流淌。我甚至想到了张继写的《枫桥夜泊》，想必他的那个夜晚和我的心境一样。

　　被拉黑是那段网恋结束的方式。所有的方式尝试了，还是联系不上莫小七。我试着用笔写封信，那支笔落在纸上后，一发不可收拾，越写越长，我不得不把它敲到电脑上。那段时间住在姐姐位于延安市郊区的一个石油小区，那里距延安大学一步之遥。大门走廊两侧的银杏树，经常把翠绿的阴凉投影在红色的腰鼓雕塑上。我趴在电脑前，每天从下午写起，忍着广场舞音乐的轰鸣，在清晨第一声鸟叫中，看着太阳缓缓地升起在电脑前的黄色绒布窗帘上。我单曲循环一首歌《泡沫》，写了一篇四万字的小说。延安大学背靠文汇山，我带着文稿、白酒和鲜花，沿着窄窄的石阶爬到山上，忽见一处开阔静谧之地，那是路遥安息的地方。墓地的中央立着他的汉白玉雕塑像，雕塑后面有座高大的石壁，上面镶嵌一尊孺子牛的雕塑。我一片片拣起石碑上的落叶，食指在碑文上一笔一笔描摩，萧条的北风穿过手指，顺着指尖传来的的冰凉，有时空穿越的幻觉。拿出上山时买的白酒，缓缓洒在基石前。风中酒精的香气，夹杂着草木清新，拂过石桌前的文稿，让我忍不住想流眼泪。

　　我多么想第一个给莫小七看那份文稿，可那时还是联系不上她。单位的工作群，通知中石油百万职工文学艺术节在征集作品，我便把小说投到征文邮箱里。想不到，这篇小说的第一个读者，竟是萧君。

　　那天有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拨到我的手机上，我犹豫着接通了电话，对方说的是陕西方言，声音低沉但有力量。我那时坐在路遥墓前面的石凳上，山下的延河东流缓缓，对面的凤凰山起伏蔓延。想起莫小七所在的那座金城，也有一条大河携卷着黄土，在那座上百年历史的黄河铁桥下咆哮而过。当知道电话那头的人是萧君时，我激动地拿下电话，拍着胸脯喘着粗气。再次拿起电话，他说读了我的作品，建议大刀阔斧地删去煽情的段落和华丽堆积的形容词。我心里不大情愿，好似这些精心嵌入的宝石，要被生生地连皮带肉挖掉一般。萧君听出了我的犹豫，在电话那头嘿嘿地笑出了声，说：“小伙子，先听我的，把它们拿掉，再看看作品的成色嘛!”

　　那篇小说褪去华丽的浓妆，变得返璞归真。后来又听到萧君的陕西话，是在职工文学艺术节的颁奖会上，他地地道道的方言，在读颁奖词时惹得观众席上的人哈哈大笑。当他念到我的名字，我激动得浑身过电一样忍不住颤抖。站在领奖台，他给我递过奖牌证书，相机闪光灯刺得眼睛发酸，比起电话里声音的威严，他穿着白色的格子衬衣，显得随和很多。我握着那双温暖的手，鞠躬致谢，他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头。

　　那个证书上写着获得一等奖的小说，叫《我们的爱情》。

　　三

　　回来又不久，我被安排到一个办公室的格子间里，和那个办公室的人一样，规规矩矩地写公文材料。坐到格子间，我心里一直隐隐不安，记得萧君说过，一个人能做成什么事情，心里都有一杆秤。调我到办公室的人，可能觉得能写出几万字的小说的人，同样也能把押韵整齐对仗工整的公文拿下。只不过事与愿违，我的公文越改越离谱，离他们的初衷越来越远。我记得那篇材料，我打印出来颤颤地放在主任案头，他看了几眼后直接从中间撕开，又叠在一起撕烂，躺在他脚下的垃圾桶里面。他说我的文学是不务正业，让我规规矩矩地写材料，不要误入歧途，主任说话时拍着桌子振振有词。我脸红心跳，心想应该摔门扬长而去，然而下一秒像得了分裂症，小鸡啄米般对主任点点头，他这才把话题转移到别的地方。

　　那天，距我26岁的生日，还差一个月。我无比怀念和莫小七躺在草坪上，用手遮住刺眼的太阳光，透过指缝说着天上的云，我们咯咯笑得无邪天真。我想，我更喜欢那时的我，那份纯真质朴，就是青春里的大唐盛景。我们所谓的成熟，是一条不归路，泯灭纯真的歧途。

　　调到办公室的唯一好处，是离萧君近了一些。他组的饭局，经常会喊上我，萧君和何班长年龄相仿，他长着一颗酒糟鼻，笑起来像戴着红鼻套的小丑。在骆驼山，我觉得一个月需要一两次这样的聚会，好让我暂时忘却生活的困顿，好让那副皮囊在喝完酒的某一个时刻飘荡起来。我跟陌生人坐在一起，总会无端地紧张，说话也不利索。但是跟萧君坐在一起，仿佛身上共同散发着一种气场，干杯不说客套话，也会觉得自在。

　　九月是有韵味的季节，萧君带着我参加了一次培训，站到了那块与邻国接壤的黑土地上。目之所及一马平川的东北大平原，白杨映衬着天高云淡，遍布油田的“磕头机”马不停蹄。去大庆的路上，是我们谈论最多的一次。他提到了我写作的问题，叙述上的，语言上的，还有结构框架上的，他对工业题材文学有着独特的思考，说了一些文学见解：文学也是一条生物学上的链条。动车过道里面不断有人来来回回，我一边听着一边靠在窗子上，看窗外倒退的风景，拉着行李的行人匆匆，深秋农田的玉米干枯。一排排柳树绿叶泛黄，一根根烟囱白烟肆虐，前排的长发的女乘客戴的耳机里，单曲循环《再见青春》的音乐。

　　回来时路过闫锋的城市，他带我真正地见识了城市生活的华丽。也让我知道了绚丽的城市适合很多人呼吸，但终归不是我的根据地。我没止境地说着那两年的事，说得眉飞色舞，说得泪眼婆娑。憋着一肚子话，实在很难与人交流，他就成为了我唯一的倾诉的对象。他给我丢过来一包五十几块钱的香烟，我反反复复看了看，说：“可惜了这么好的烟，我现在不抽了!”

　　“你戒烟了啦?”他诧异地看着我，好像第一次认识我一样。

　　我为了戒掉思念，把烟也戒掉了。我想如果能戒掉一天一包的烟，就能戒掉对那个女孩的思念。上瘾的东西很难戒掉，感情何尝不是一样。在闫锋的追问下，我又复述了一遍那段往事的结尾。有天忽然接到那个女孩发来的一段话，她说他的父亲也是石油工人，一年见不了几次，她看我穿着红色工服的样子，就对我产生了兴趣。从网络到现实，我离她想象中的形象有不小的差距。她说：“那时候太年轻，你是个好人!”有那么一刻，我觉得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从记忆里破壳。我努力沿着过往的足迹追寻，发现那段感情，正如歌里唱的那样，一点点化成了泡沫。

　　四

　　那年冬天的一个周末，我戴着棉帽子，揣着一瓶白酒，去赴萧君组织的聚会。那天去的地方是山里最好的菜馆，推门进去时，一屋子的人正在哈哈大笑。看到我进来，萧君拉着我，坐在他旁边。简陋的包间里，氛围热闹。凉菜吃完后上热菜的间隙，大家有意找来服务员，拍了张合照。桌子上带来的两瓶白酒，已经见了底。大伙儿抢着从门口出去，又拿进来了两瓶白酒。下午我得回格子间组装年终总结材料的后半部分，不得不早早离席。临走前，萧君站起来说：“工作材料得写，书也要读。还要去鲁院，啥时也别忘了这事!”他一直说那是我应该去的地方，我把感激融进面前的白酒里，一饮而尽。他转身从背包里面拿出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抹了一把窜进领子里的汗珠子，粉色的竖格衬衣被汗浸湿了一大片。

　　我戴起棉帽子，穿上棉工衣，揣着厚厚的小说，冲进饭店外的北风里。饭店门口立着的音响吼着《再见青春》。那次培训后，我听着这首歌，看到窗外面灯光琉璃的高楼、火树银花的城市，心底却无法平静，转了一圈后我又回到大山里，天依旧蓝得透明，身边的人丝毫没有发现我的某种变化。那时我还不知道，我的石油青春，会像歌里唱的那样：“从记忆的指尖滑落，带着血中曼舞的青鸟，带着风中悲鸣的草帽，从燃烧的风中滑落。”

　　晚上在办公室修改材料，何班长的电话拨进来说：“萧君在卫生室!”他在电话里的声音低沉，白天喝的酒让我思维缓慢，我问了几句，他在电话里支支吾吾，我索性下楼朝着卫生室跑去。卫生室的病床上，萧君直挺挺地躺着，闭着眼睛的样子，和睡着了一模一样。医生说病人脑溢血造成的血块，压迫神经，必须立即转院手术。我们从山里把人拉到县城医院，医院拒收后又转到附近的市医院，医生检查后说：“送来的太迟了!”我凑上去问：“啥意思啊?”医生提了提口罩，不耐烦地说：“这种长时间的昏迷，啥时候能醒不好说!”

　　那个午夜，我27岁青春的一角塌方了，那些废墟把曾经的欢乐都埋在下面。恰巧那年秋天，骆驼山矿区的产油量断崖式下降，油井陆陆续续都关停后，繁琐复杂的事情异常多，我参加了好多场会。人员分流带来的心理强震，像山上狂风里夹杂着的细尘，无孔不入。那天开完会，在门口碰见了哭丧着脸的何班长，他身体消瘦，脸色发黄，鬓角的白发也显得刺目。何班长自己打报告申请，要求在第一批分流人员的名单上出现他的名字。那之前我们都在有意回避彼此，偶尔碰见，也是在闲聊之余，小心翼翼地绕到萧君身上，问一下他的治疗情况和恢复状态，得到的回答都是摇头和一连串的叹息。

　　“我请你吃饭吧，老班长。”我那时才知道，他得了胰腺炎要定期治疗，他给领导提意见，把他安排到离医院近的地方。

　　“咱俩得坐坐，下一次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何班长说。

　　何班长看我一杯接一杯灌酒，也找服务员要了小杯，艰难地喝了两杯。看他痛苦的神情，我劝他不要再喝了，他把酒盅攥在手心里说：“以前的酒，喝下去香啊，现在咋这么苦!老话说得对，一个人能喝多少酒是有定数的，年轻那会把酒喝多了，现在喝不成了!”

　　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回去路过基地门口时，门岗在收拾七零八落的书籍杂志，还有烫着金字的荣誉证书、奖牌。我嘴角的口腔溃疡，上火的牙龈，像萧君带给我们的痛一样层出不穷，疼得钻心。

　　生命薄如蝉翼，也总以这样的方式捉弄人。想起萧君说的那些话，真诚炙热，和那些酒杯里面的酒一样。他的手臂有力，经常拍着我的肩头，给我鼓励。那个犹如父辈一样的亲人，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沉睡不醒。

　　我随着最后一拨人，离开骆驼山的那天，雪酝酿了一整夜，赶在天亮前从云里逃出来。那天的雪，轻轻地从我眼前落下，滑过我的耳边，掉进我浅浅脚印里。雪越下越大，覆盖住了我们曾经走过的山路，爬过的电杆，喝过酒的山头，流过泪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