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绵生病住院的消息使我颇为费解：她的病不是好了吗?春节前她患流感，我给她送去一瓶中药抗病毒合剂，她说正在服用别的药，已有好转。她家保姆已回家过春节，便不再外出活动，令友人们关切。我多次打电话询问，她最后说病已经完全好了。我很高兴，因为春节将临，得有个好身体应付欢乐场面。听说她的大儿子小泉已从香港归来，二儿炎炎、三儿小林和女儿梦妮与她一起过年，一起享天伦之乐，此乃是国人一大喜庆之事。初一给她电话拜年，祝贺全家康乐幸福。

　　我们同住南华门东四条作协大院，两三分钟就能走到她家，因为出门要换衣服，嫌麻烦，便常以电话联络。

　　正月初八晚上，我又给杏绵家拨电话，她女儿梦妮说她妈病了，她自己也感冒。我女儿与梦妮是同龄好友，又拨电话询问详情，她说她妈初六这天头晕摔倒，已送到医院住院治疗。我很纳闷，不知又患何病，第二天下午郁波给我来电话，没等她发话我就说杏绵住院了，该去看她——郁波哽咽地说：“你还不知道?今天中午她已经去世了……”

　　我大惊失色：“有这样的事?真难以置信!”郁波在不断抽泣，我也满眼是泪。

　　老干处负责人在电话里告诉我，老段住进医院后做了多项检查，脑部CT、心电图都正常，住了三天医院准备出院回家，正月初九这天吃过午饭后去卫生间时又晕倒，医护人员抢救多时无效，撒手人寰。完全出乎她本人、家人与亲友的意料之外，所有知她者都无法承受这一巨大不幸。

　　杏绵姓段，我一直唤她杏绵，人们说杏绵的名字取得好，符合她绵绵善善的性格，确实如此。我与杏绵都是1957年进入山西省文联《火花》编辑部工作的;那段时间《火花》编辑有一大半是女性，都很年轻。推开编辑部古色古香的红门一看，初次投稿的作者便有耳目一新之感，迎面坐在写字台前的是杏绵和郁波两位漂亮女士，有人戏称她俩是《火花》的名片。

　　杏绵是著名作家马烽的夫人，原在《中国少年报》工作，调《火花》后不久任编辑部主任，郁波、霞裳为副主任，这三位主任坐镇小说组，因编发短篇小说是《火花》的重点，原主编唐仁均调到市文联后，西戎任主编，陈志铭、韩文洲任副主编。以上这些编辑部负责人都是党员、“老”干部，且儿女成群。唯有我这一名走出大学校门不久的文学青年，是个快乐的单身女性，住集体宿舍。先在编辑部诗歌组当编辑，兼管评论，1961年成立文艺理论组，让我当了个副组长。不论职位高低，编辑人员团结合作共同编好刊物，西李马胡孙五位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决心将《火花》打造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地方刊物。驻会作家大力支持写出反映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编辑部培养新作者不遗余力。为保证高标准的文字水平，‘每期校对由所有文学编辑分工认真把关，要求不出一个错别字，其严格要求不亚于如今的高校高学位评审，每期发稿前的编前会认真审查，每人一份拟发稿件，对某些稿件争论得面红耳赤。为保证质量，对每一篇稿件都要提出意见，包括名人在内，不够发表水平的该撤就撤。刊物出版后的编后会是认真检查每一位编辑校对的稿件，将发现的错误列表公布于众，故人人高度认真负责，功夫不负有心人，《火花》月刊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解放军文艺》、《长江文艺》、《青海湖》等期刊编辑部派出编辑人员前来“取经”，《文艺报》更是派来以负责人陈笑雨带队的一个编辑组来山西参观访问，与《火花》座谈，总结经验，于1959年编发了《山西文艺特辑》，向全国读者推荐。于是《火花》名声远扬，从1957年到“文革”前的十年，是《火花》的鼎盛时期。身为编辑部负责人之一的杏绵的功劳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培养作者，杏绵与编辑人员都热情友善，将来访作者引入门外的小会客室，斟茶倒水，侃侃而谈，诗歌稿当面指点修改，小说散文评论稿往往与作者商量修改意见，或由编辑亲手加工，如此编辑作风几十年来深受作者怀念，有的与编辑成为终生朋友。

　　除了办刊物高度负责，环保卫生方面也值得一提，以杏绵为首的编辑人员不是按时上班，而是每天提前15至20分钟上班，打扫庭院和办公室，故《火花》办公室的红漆地板锃光瓦亮，一尘不染，窗明几净，让外来人士啧啧称赞，历次卫生检查评比，《火花》编辑部都是第一名。杏绵以身作则，编辑们紧跟，这种作派维系了编辑人员的团结与友谊。据说杏绵要求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做到最好，而不要求他人知道，这已成为她的习惯。

　　1957年冬，我与杏绵在太原郊区农村采访，这是我第一次下乡，在农村干部家初次见到火炕，卧席下燃着火，村干部将旱烟管烟锅塞进火口取火，我很惊奇，杏绵告诉我旁边的灶台是做饭用的，灶台连着炕，热气通向炕内，上炕睡觉很暖和，火苗燃不到炕上，很安全。

　　晚上与农村干部谈话，白天参观温室。那时建温室是件新鲜事，没有塑料大棚，用玻璃镶在木框中当顶棚，煤炭火通过管道铺设在温室，棚里种着黄瓜西红柿，在当时北方冬天是罕见的，我很受感动，就写了一组短诗发表于《火花》。杏绵不写诗，她认真做着采访记录，将素材收集入她的资料库。

　　1958年我与杏绵及太原市文联一位中层负责人于忠厚一起去西安、重庆、成都、武汉等地的文学刊物编辑部采访，学习办刊物的经验，那里都有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过的文学干部，与杏绵是同窗，都很热情接待我们。那时一些小旅店的卫生条件较差，每次住招待所，杏绵都将最好的床铺让给我，这种先人后己的作风使我几十年难忘。

　　1959年，中央在搞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毛泽东在庐山反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对毛泽东搞的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与公共食堂提出了批评，使毛泽东大为不满。反彭运动声势浩大，上下呼应，我们省文联一个文学刊物编辑部也跟形势跑。《火花》编辑部一位副主编在会上点名让我交待对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的不满。不由分说，这位副主编奉命在编辑部找个靶子，逼我说出对大炼钢铁有何错误看法，我想了又想就想起文联干部子女中的小学生到处捡废铁向学校交废铁炼钢之事，听说孙谦夫人王之荷因小女孩交不出废铁很着急，之荷便买了一只新铁锅当废铁让女孩交到学校完成任务。这事全文联干部都知道，没人敢反对，此时我只好说我认为买新锅当废铁是浪费，副主编满意地记到本子上说：“好，这算一条，再交待，你在农村写《同蒲风光》有什么错误认识?”

　　我挖空心思想到在晋南采访植棉模范时连下几天大雨，听说会影响棉花产量。我便胡诌连下几天大雨，棉花减产，影响明年发的布票可能减少。其实当时没有这么想，但是不编造几句就散不了会，负责人把我的胡诌记了下来，满意地宣布散会。我气得坐在办公室椅子上不动。这时办公室只有杏绵和我两个人，杏绵对我说：“你不要想不开，运动经常有，谁知下一次轮到谁?”这几句平常的话语使我受到感动，因为她虽然出身在农民家庭，对出身非无产阶级家庭的我并没有歧视。不仅几次与我下乡或外出访问，身为领导干部夫人，从不居高临下、而是平等待人，在那个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年月，实为难得。

　　“文革”期间的1967年，我们两家的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我们附近有两所小学，即五一路小学与杏花岭小学。五一路小学的条件好，有名气，家长们都想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因而较难进。我领着女儿王湄到五一路小学试着报名，顺利办了入学手续。于是悄悄到杏绵家告诉她，她也领着梦妮去报名，两个女孩子都入了学。才上了几天课，有人去五一路小学反映不该收黑帮子女，于是学校将这两个孩子都辞退。老师到我家对我说：你家王湄不是黑帮子女，照理可以留下，可两个女孩都是你们文联大院的，只好一起退学。于是王湄和梦妮改上了杏花岭小学。

　　“文革”中的1969年，中央决定山西省级机关干部调北京上学习班斗私批修。省文联从一把手、老作家到炊事员一锅端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是重点审查对象，因为父亲是去了台湾的国民党军官。当别的人将我当成可疑分子，假日上街派人监视我的行动，杏绵虽未表明态度，但总有想法。一次她被分配监视我上街，走出学习班大门后，她放弃了监视，让我自由行动，她懂得尊重人，懂得不该侵犯人权。这在那纷乱年代极为少见。

　　在中办学习班学习结束后，我与杏绵两家都被下放到了晋东南农村当农民。我在阳城，她在沁水，后来又都调整到了平顺西沟李顺达、申纪兰的家乡。孩子们在西沟学校念书，我与杏绵学养鸡，秋天到松林采松蘑，蘑菇多极了。我们在那空气新鲜与世无争的山沟里过了一段相当平静的生活。

　　李顺达种的松树将石头荒山变为松树林，树下的蘑菇极多，我女儿采了一麻袋，从山坡上往下推着滚下来，杏绵家也采了很多，吃不完就晾晒。可是蘑菇极易生虫，我与杏绵商量，先在灶火上蒸，蒸完后再晒，晒了很多。当地农民不吃这种东西也不去采，很可惜。

　　每年到了摘苹果的时候，我们带着孩子，跟着当地人上山摘苹果。我们发现同一品种的苹果并非同一口味，有的苹果树上的苹果特甜，我们还发现被鸟雀啄过的苹果格外甜，究竟是鸟雀会挑选最甜的苹果，还是苹果被鸟雀啄过之后果实会分泌更甜的汁液引诱鸟雀啄食，以便为它们传播种子呢?我与杏绵研究了很久，也没得出结论。

　　杏绵对西沟的花椒特有兴趣，她说花椒开花时的那股香气真是赛过任何香水!以后有机会总要种两棵。难怪她后来在自家院子就种上了花椒树。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先后从西沟回到了太原，回到1957年扎根在太原南华门东四条的这个胡同里。我们几位女士由二十几岁变为中年、老年，我们友好地相处了半个多世纪，为了纪念我们在这个胡同里五十年的友谊，2007年的一天，我与杏绵、之荷在附近一个饭店里聚餐，要了几个清淡可口的菜，AA制。虽简单，很愉快。我们不愿赶时髦、讲排场，不是舍不得花钱，是懂得饮食与健康的重要关系。

　　杏绵是个很重视保健养生的人，她每天都看北京卫视的“养生堂”栏目，也常搜集有关养生保健知识，她相当熟悉人体穴位，那肯定下过工夫去记住一些稀奇古怪的穴位。按摩某穴位治愈某些病，她颇有研究，我常向她请教，按报刊上的介绍治疗，颇有效果。她还注重锻炼身体，在作协为老干部设立的健身活动室，她带头穿上长长的工作服，戴上帽子、手套，在铺有地毯的地面像猫一样爬、像驴马一样滚，还像五台山的信徒在地上跪拜、叩头，说这些有益于全身活动，她常在电动按摩机上按摩腰背，蹬固定自行车和做仰卧起坐。她教我们练平衡，趴在地上，高抬头，举起左手胳臂，跷起右腿，坚持一两分钟，然后换另一条胳臂与腿，几个人都这么趴着举臂跷腿练着，她像教练一样纠正不规范的动作。有时还放音乐跟着旋律唱与舞，同享欢乐、愉悦身心。有时交流一些信息与热门新闻，若是在家感到寂寞，通过电话交谈一番，也就解闷了。杏绵虽然上了年纪，视力听力都好，腰不弯背不驼，在老朋友中传为佳话，与胡正夫人郁波一样，总显得端庄大方，不像有些高龄老人那样老态龙钟，由于天生丽质，优雅到老，不完全是营养丰富所致，与她们高尚的人品与修养，健康的心态以及较多养生与保健知识不可分开。

　　省作协胡同里有多位高龄老太，每天早晨一起做医疗保健操，下午在离退休干部活动室活动，说说笑笑，其乐融融。如今被人称为段老师、老段、杏绵，特别受人尊敬与喜爱的这位老友，突然离去，大家格外悲痛。一首著名外国老歌被译为中文歌曲，名为《友谊地久天长》，令人动心又动情。我在活动室又播放这首歌，哀思绵绵。因为一位老友不能再与我们一起活动，她走了，走得很远很远。杏绵，我们好想你!